刘  水：爱他就成全他——有感于冉云飞先生和他的朋友

早就想写写冉云飞先生，他的博客被封促使我动手。

不曾与冉先生谋面，大约在02、03年，在网络论坛有些间接的来往，更多的是从文字了解他。难免片面，但他是一个标本——体制内安分守己者、历史著述者、散文家、诗人，跟当下是疏离的，准确说不是挺立在前沿阵地；早年遭逢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未介入太深，跟绝大多数文人阅历相似，跟突兀遭遇政治迫害的同辈人相异。但是，最近五、六年走来，他在学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感和利益羁绊。学识积累、独立思考和写作，对他都不是问题。在冉先生身上，胆识觉醒和自我认知回归，充满成长性、自然性和完整性，与互联网在大陆的发育几乎同步，这些才最有观察价值。我在大陆还没发现第二个类似者。文学激进必然走向政治激进，这是异议知识分子的宿命，因此，他的自我定位和选择就面临瓶颈。这又是普遍现象。

也不排除狼地追赶成就了冉先生对自己的某些期许。他跟绝大多数用做秀姿态写作而企图获得名利者，有所不同。他是真诚的，不甚偏爱功名，也不张扬。他是真心喜欢并擅长用文字表达的作家，才干也远在同辈人之上，这点我没有丝毫怀疑。跟他没喝过酒，恐怕在酒场上比较“嚣张”。这就对了，文字犀利尖刻者，往往本人比较内敛、羞涩；为人处事低调者，文字往往有力量。他熟读历史，他比常人更能观照当下政治的酷虐和文字狱的可怕，所以内心的恐惧感更强。这多少耽搁并消磨了他的更早和更大作为。

成都平原尚保有一份宁静的思维，其次有广东的人文传统，这两地有数位优秀作家和诗人，其它地方几被浮躁功利吞没。当冉云飞的肉体几年前试探性地走出成都、走出四川，他是挣扎的、犹疑的。他的觉悟是被成都个别朋友带动起来的，但今天他凭自己的品行和文字几乎超越了他们。

关闭博客再正常不过，不关闭反倒不正常。许多中国人在大陆还开不了博客，这不是问题所在。想做个社会批判者，海外华人媒体从来不缺表达的平台，只是愿不愿意、敢不敢的问题。恐惧懦弱也可能转化为与狼共舞，人性的不一定就是正当合理的。良知正义、公民使命和社会责任，只有与政治迫害正面遭遇时才能最大化表现出来。不去监狱走一遭，不可能驱除恐惧感。当戴上手铐那一刻，恐惧不知不觉离你而去。唯有信仰和监狱才能成就内心的强大；从地狱归来的人不怕苦难。

“智慧的生存”，是大陆所谓知识群体普遍的生存方式，无论他们的写作姿态还是立场表达，都与自由无关。奥斯维辛也有性爱的自由，但铁丝网和刺刀下的自由，那不叫自由。

那些既想扬名立万将自己名字写进历史，又不敢公开捍卫言论自由者，仅有的思想和写作才华，都浪费在琢磨言行自律方面，这些人不足论。在恐怖政治天空下，“高尔基”是大多数人选项，“索尔仁尼琴”毕竟是少数人。虽然每个人的选择权都应受尊重，但作为言说者的成色不是粉丝的天真幼稚定义的。异议知识分子总是孤独的，孤独到朋友都远离的地步。对于当下的异议写作者，勇气比学识更重要，他们并不缺少学识。

冉先生是否做好政治囚徒的心理准备，比照一下也能略知一二，但是，需要善意提醒那些有志于为中国发言的知识分子，做这个准备有两大好处，既可自我减压，又可从容坦然。在极权铁幕下，做囚徒是异议知识分子必然的结果，中间没有缓冲地带，别无选择。这个标杆是作为被反对者狼树立的。我理解的知识分子是指社会批判者，或称为异议知识分子，与职业、学历、阅历和信仰无关。

恐惧就是害怕。这是人性，是人都有。只不过恐惧的程度不同，消解的方式各异。作为因言治罪者，可能戴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可能戴上嫖娼、贩毒、非法经营、诽谤、盗窃、诈骗等罪名。失去自由即意味着饥饿、挨打、酷役、洗脑……面临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生存方式，活下去和活得更好才是第一位的，其它要暂且抛在一边；跟你以前的身份无关，但跟你的技能有关。文化人利用价值高，就意味着享有某些特权，这里的特权关乎自由度。此外有钱也能保证日子好过许多。也意味着给家人带去无尽的苦难，也可能失去家庭和朋友。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政治犯的罪名都是罗织的，政治恐怖取代了司法审判，法律的贞洁祭献给权力。一旦进入牢房，你的恐惧便转嫁给了权力者。与其说政治审判是迫害，不如说是恐惧的交易。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最大的自由。

思想或自由的强大，乃在于可以驱除恐惧。胡适说“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这话很能安慰人，事实也是如此。

作为屡次经历这一切的见证者，我必须重申，自由言说有巨大风险。但是，话说回来，在苛酷的极权社会不当一次因言治罪的政治犯，批判和教益别人的资格在哪里？尊重一个人，从尊重他的公义选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