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融冰，许多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作用终于得到承认。但是，党化教育是反动派的一大发明，这点难以翻案。这两天，为了知新而温故，从书架上找出《新月》影印版（上海书店，1985年），在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上读到罗隆基先生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他以“将来过去时”的视角回顾民国十八年，表示百年之后的读史者可能不会注意当时备受关注的内战，而是会发现这么一段故事：“十八年时有胡适其人，做了‘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一类的文章，批评党义，触犯党讳，被党员认为污辱总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党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由教育部向胡适加以警诫。”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联省自治最终被中央集权取代，党化教育开始从地方推行到全国，教科书必须遵守“三适合原则”：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胡适、罗隆基等以《新月》为言论平台，以人权回应党治，因而遭到国民党的整肃。
在上述那篇文章里，罗隆基首先重温了孙中山先生肯定言论自由的言论。但是，在没有宪政的情况下，一位领袖或者一个政党无论把言论自由说得如何天花乱坠，都不意味着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可以得到切实保障。罗隆基接着指出：“言论自由，是指不受法律干涉的自由。是指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取缔人民的言论而言。”在宪法里列出言论自由，然后制定很多限制言论自由的违宪法律，这是一小撮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罗隆基没有否认言论自由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但是他通过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同一期《新月》的头条是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明确指出：“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
罗隆基的预言非常准确，无需百年之后，读史者很快就把“人权论争”视为这一段时间的重大事件。但是，他猜中了开头，没有猜中结局，终于以“右派”而闻名于世。因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遭到严厉打击的“新月社”，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里被这样注释：“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我没买新版的《鲁迅全集》，这个注释应该已经作了修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