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也谈中国改革前途问题

从个人理性上讲，我也同意这个思路。遗憾的是，历史事实往往并不如我们的意。换言之，许多历史事实证明，社会进步的逻辑似乎不是”不能甲，不能乙，只能丙”，而是”甲也要，乙也要，丙也要”。借用谢先生的句式，那就是”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

急分两种：一种是自急，急于自我攻击；一种是急人，急于攻击他人。像陈天华那样，看不惯大清朝做的事儿，自己蹈日本海而死，就属于自急。还有台湾的郑南榕先生，为抗议蒋家的言论禁锢，誓言”国民党不可能抓到我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最终壮烈自焚，也属于自急。急人的例子更多，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荆轲刺秦，清末吴樾北京前门火车站炸五大臣，黄文雄美国刺杀蒋经国，都属于急人之举。回首历史，中国能走出清朝，陈天华固需要，吴樾亦不多余。台湾民主化，郑南榕自焚和黄文雄行刺造成的压力，最终都转化成蒋经国解禁的决心。有资料显示，黄文雄行刺未遂，蒋经国得以自我反省。此前，蒋自我感觉不错，认为自己已足够开明，黄的谋刺才让他明白自己竟遭人民如此痛恨，并下决心根本调转台湾的船头。从此角度说，急也是促，急就是促。

除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再生，否则无人能让举国步调一致无例外地都采取”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的策略。因而在当今中国，这个策略只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行为圭臬，另一部分人的态度可能是既不急，也不等，也不促，”国家事，管他娘”。此外，急的人也有，等的人也有，促的人更多。再此外，还有人采取如此策略：急的人，抓起来；等的人，不管他；促的人，封他的嘴。总之，地位不同，立场不同，处境不同，对中国改革的前途所持的态度也是形形色色，因人而异。谢韬先生认为”不能急”，袭警者杨佳的爸爸却不能不急。蒋经国已经觉得自己进步开明得不得了了，可郑南榕和黄文雄们却感到慢慢慢，实在太慢，早已急不可耐。就是这样。

社会进步、政治改革是多因一果、殊途同归的过程。改革开放这些年，无数人开药方，说张三的方子不灵，李四的方子无效，只有我的方子能治这病。实际上，他的方子也同样不灵。对于复杂、庞大的中国来说，从客观效果讲，一无灵丹，二任何方子都有副作用。因而与其以客观效果为判断问题的唯一标杆，不如从主观上努力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你不行，他不行，只有我行，而是你也行，我也行，他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