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患青光眼疾於十一月十四日住进东方医院眼科病房并做了手术.十二月十七日出院返回家中，家人告我：因怕我生气动怒影响伤口癒合，曾有事瞒我。一是刘晓波被捕并抄家；二是王建勳近日在《走向自由》编后记中重提三年前往事，说我故意向当局泄密，搅黄了纪念胡耀邦的一次座谈会。随后我在网上读到王建勳：《走向自由》的故事一文，也就是他为《走向自由》一书所写的编后记。读了他这篇为了丑表功，塑造他的高大形象，不惜捏造不实之词，肆意对我诬衊、攻击的奇文，我认为有必要给以回答，以正视听。
他在该文中讲：听孙警说出「是于浩成说的」以后，乃打电话给我，大兴问罪之师，甚至说：你不会是对二十年前公安部收拾你时，你对有胡耀邦批示仍耿耿於怀吧？事实上他在当时根本没有说这些话。而是在这篇编后记中才首次写出来的。如果他那时讲出这种「诛心之论」，我会容忍而不在当时就吵起来吗？我对一九八五年耀邦对部党组批示的理解和对耀邦的一贯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就在数月以前我还写了《悼陆铿，忆耀邦》一文。而王建勳不但指责我「泄密」、「告密」，甚至无中生有，诽谤我以此对耀邦「报一箭之仇」，这未免太过分了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在这里，恐怕再恰当不过了。不过，他文中有一句话倒是真实的，即说我在与他通话中念了那天的日记，正好说明我对孙警既说不上「泄密」，更非「告密」。
「二○○五年十一月十日接市局孙同志电话要来「拜访」，后他同另一人来。孙以前来过，态度十分客气。于料到为纪念耀邦诞辰而来。果然如此，要于不出席纪念会并索去《纪念耀邦》文稿（複印件）。关於一九八五年《镜报》採访时于发表的意见，他说，你太超前了。」
「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派出所长忽来访.说布殊将访华，于有何看法。告别时说，这几天出去吗？他一句未提纪念耀邦事。但晚饭时王建勳来电，说孙某二人自称国安一单位找他。说于讲开纪念耀邦会之事。王告他们是老朋友见见面，吃个饭，并非纪念耀邦。此事本来正大光明，完全正当（中共中央将开会），何必偷偷摸摸？」
王建勳在文中也说他十一月十四日与二警谈话时表示：「最后，我真诚地邀请这两位保卫国家安全的警察作为我的客人，来旁听我们的会……光明正大地来，堂堂正正地来，在阳光下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又指责我「泄密」，「告密」，从而把会搞黄了呢？我感到惊奇的是：王建勳在听孙警说出我的名字以后，何以竟一点也不考虑其用意，以此轻易地中了人家的反间计，竟然至今不悟呢？我认为这里只有一种解释：他和三国时的蒋干一样急於立功，以显示自己的才能，最后碰了一鼻子灰。当曹操呸他时还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处。古语说：「隔墙有耳」。但此话早已过时，在当今信息时代，实际上已是「室内有耳」，那就是你的电话机.两警在找我阻我出席纪念会之前，早已获悉此事，不然为什么突然来找我，就说不让我出席这个会呢？王建勳自诩是「老革命」、「领导人」，何以连这点常识都缺失呢？
他在文中还胡说，我从美国回来后，曾打电话向他「报到」，并在电话中大大「戏谑」我一番。实际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我过去从来不认识王建勳，为什么要向他「报到」？我回国以后没有向任何人报过到，特别是向他这个素昧平生之人，根本不可能报什么到。他对一位头一次通话的长者，竟然如此无礼，对我进行「戏谑」（实际上是奚落、嘲笑和诽谤），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会容忍他这种对我的人格侵犯吗？何况他很多话根本与事实不符。如他说我「连党籍都还在」，我在「六四」事件中已被开除，老朋友们几乎无人不知。这说明他根本不瞭解我，与我不熟假充熟。还有，刘宾雁等几次三番要求回来一直没有批准，我就不该回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逻辑？这也能成为中伤我的一条理由吗？
他在文中还提到：「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包遵信的遗体告别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老于致悼词.告别式前在贵宾室等候时，我和老于相遇，两人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老于致悼词时，我还提醒他把帽子摘掉。」他写这番话的用意，显然是表示与我很熟。其实我同他只在电话中交谈过，根本没有见过面。当时他认得我，我却不认得他。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相貌，不清楚他那天是否出席了遗体告别式。不过，我在悼词中讲了一段话，恰恰是针对他的：
「我在「六四」后被关押一年半并被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正局降为正处），中国法学会和政治学会的领导职务均被解除并禁止发表文章、讲话，遂被迫流亡海外。十一年后侥倖得回故土，已是一个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来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对比一些人出於利害考虑，对我冷酷无情甚至无端怀疑，我痛彻感到一个道义之交的真朋友与那些势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对失去老包这样一个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我接到王建勳电话，说有几本书赠我，已放在曾彦修那里.我说正想去拜访曾老，回京后还没有去看过他，十分抱歉。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去曾家，王建勳编纪念耀邦的书名《自由声音》送来几大包，其中两大包共二十册是送我的。因为书太重，曾老要保姆提此两包书随我返家。后来，我将《风雨鸡鸣》一书寄赠曾老一册。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接到曾老一信，主要谈他正写《白头宫女话前苏》书稿事。信中先说已接读我寄去的书，「粗略一读方知老友今日的意态如何了。老兄赴美不知何故，若干年前回国颇有传闻，使我略知老兄情况了。我此信是否会被检查不知道。拟请兄处暂时保留此信稿以备侦讯。」从曾老来信中我当然想到王建勳在传播我的传闻中所起的作用。但因我深信「身正不怕影子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没有放在心上。但我未料到，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他还没有放过我，甚至公开发表文章，对我肆意诬衊、攻击，特别是在我正因为签名《○八宪章》而被当局侦讯之际（昨上午又有二警来家「拜访」，对我签名事详加讯问）。我因怕对王建勳的诬衊、攻击不回应会被人误为默认，乃不得不极不情愿的写出以上答辩.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的「横着身子战斗」那样。
最后，我奉劝王建勳今后做一个老实人。应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不但无助於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文明过程，反而会害人害己，自暴其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於我自己，一向服膺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的名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