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论经济下行与财政民主的关系

引言：经济学家的伦理责任

笔者作为独立经济学家，一直在关切中国经济运行问题并对重大经济指标变动做出了相应的预测，事后的宏观经济变动幅度、结果多数与之一致。近期的，如在《民主中国》网站（2008年12月31日）发表的《二〇〇九将是财政危机年》一文的观点，很快被官方权力人物的公开表态所证实，如财长谢旭人在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的官方会议上讲话说：”2009年将是财政十分困难的一年。一边，是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预计明显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局面将不复存在，另一边，财政支出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参见谢旭人《2009年将是财政非常困难的一年》，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月6日] 稍后，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也发表讲话称：”当前财政面临较大的压力，要切实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与监督，公开操作，科学安排，确保资金规范透明、安全高效使用。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特别是强化公务支出管理，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大手大脚花钱和铺张浪费行为。”[参见谢登科、韩洁《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称当前财政面临较大压力》，载于新华网2009年1月9日]

在体制内经济学同行看来，笔者另外的一些带有异议性质的分析文章更令他们不高兴，因为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甚至要违心反说的问题，则由笔者如”政治儿童”般地指点出来。比如奥运后的经济运行状况，即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暨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成必然之势。体制内经济学家为保持政治正确大多声称”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国外曾发生的奥运衰退”，但是笔者则坚持认为：奥运开始前衰退就已经开始，其后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大幅下跌。[参见綦彦臣《预计人民币资产将大幅度跌落—-经济衰退在奥运前已经开始》，载于《动向》杂志2008年9月号]

罗列以上研究成果不是炫耀笔者的学术成就，而是说：经济学家，不管体制内的还是民间持有异议的，应当担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尽管”经济学家”的名号在底层社会那里已经臭不可闻。正然是大家在对金融风暴实质影响中国、国家财政将全面紧张–有一致的判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经济学家在财政民主即社会公众无差异地受惠于财政救济，特别是对政府财政决策享有知情权，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将持什么样的立场？

一、经济转型将是个长期困难

尽管中共经济决策层声称开出四万亿的大单子刺激经济，并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央财政直接拨款，但是，中国宏观经济至少存在三项观念需要民间观察家认真看待:第一，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何时见底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刺激经济的大单子究竟可落实多少以及能够在什么时限内见到初步效果？第三，能否分清中国经济下行本身与全球金融危机是两回事情以及合并后的影响是什么？

如果弄不清这三大项、六个问题，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民间自由异议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言都等于无的放矢，尤其是应当分清第三项内两个问题的关系。简单地说：正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巨大（而不是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说的”相对安全”），才迫使中国选择不算坚定的经济转型之路。按吴敬琏老先生的说法，中国经济的最好转型期应当选在二〇〇三年，现在等于坐失了五年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保增长”的企图必将大大阻碍经济转型的节奏，尽管转型不可避免。因此，加计这个因素，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是个痛苦的过程，而且还是个长期困难。也正是这个长期困难将会出现，财政民主才需要被高度关注，即转型中的经济正义是保证转型成功并具有伦理性的先决条件。

中国经济转型将会出现周折，也是国外观察家的看法，特别是高储蓄率背后的利益流向问题，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伯特·霍夫曼和路易斯·库斯两人认为：高储蓄率中的家庭储蓄份额在下降，企业部分在急剧上升，”从迅速增长中受益的是中国公司，不是中国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经济学家查尔斯·亚当斯则进一步认为：”自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非家庭储蓄急剧增长。这是一个黑洞，因为控制这笔钱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没有明确界定。”[两引均参见乔治·韦尔弗里茨《节约的危险》，载于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提前出版），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0月7日]企业高储蓄率，特别是国企占居绝大部分，至少在技术层面使得经济转型受到抵制，因为他们更希望用手中的积累在传统的出口行业博取利益以及顽固地坚守在房地产行业。尤其在后者，市场机制失效，政府机制同时失效。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不再具有”人民性”而沦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狗腿子”。巨额的房地产税收及收费成为养活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

暂不讨论三位经济学家涉及的国企产权以及经济伦理，仅就房地产市场作为中国经济的宏观变量暨重要观测指标之一来看，它实际上预示这中国转型的艰难性。如民间而非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以楼市为标志的中国房地产行业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调研数据表明：（一），2000到2007年之间，楼市的销售面积与施工面积之比，一直维持在30%到37%之间，平均值为32.4%，低于40%至50%的合理区间；（二），到2008年底，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达到1.3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3%，这尚未加计新建和在建项目。[参见北京安邦咨询研究总部分析师苏晶《楼市调整2010年结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2日]实际上，这是一个过于积极的看法，仅仅从一个因素着手就发现矛盾–2000到2007的八年间积累的问题不可能在两年内解决。这是个常识性问题！当然，预期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学家当中不乐观者为数不在少，公开发表言论的亦有之，比如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会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但会回到通货紧缩的轨道，而且企业盈利能力可能受较大影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在2010年后，即便到那时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仍可能被迫将其刺激手段继续向着国内需求调整。[参见黄益平《中国经济最大挑战可能在2010年后》，载于《环球时报》2009年1月16日]

接下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8%的增长率是否可能就成了最大的悬念。以笔者作为比较有影响的异议经济学家之个人观点来看，我认为：（一）在出口导向没有明确变化的前提下，即政府提高补贴与退税，年内保持7%有可能，但其代价是中美贸易战再起，甚至破坏了WTO谈判机制；（二）美国在今后二至三年确实无法增加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中国被迫走人民储蓄负利率的道路刺激消费，可以维持6%左右、波动幅度0.5%的增长率，但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为人民办理全员低费养老、医疗、失业”三险”。国际上看低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放低的金融机构，目前只有一家即苏格兰皇家银行，其报告称：”中国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为8%，同时也不能排除5%的可能性。”[参见彭博新闻网站未署名文章《支出来的太晚，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2008年11月9日]

从微观上看，苏格兰皇家银行的5%并悲观，一方面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大幅度下降，比如2009年1月份的本科大学生就业工资为1200元/月，去年同期则为2000元，降幅40%；另一方面，三万元资本以下小门店转手（停业率）也由去年同期的26.5%上升到目前的41% 。[典型数据出自笔者本人的微观经济学研究观测模型]许多小店如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那样，”开张即关张”。 [见图1]

二、中共政权”去人民化”的经济原因

中共政权的”去人民化”特征很多，比如司法腐败完全摧毁了其公平的政治禀赋，所以，胡锦涛在其政治最受民众欢迎的时候抓住时机重提社会公正话题。[参见胡锦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载于新华网2007年11月16日]事实上，一年多来，以司法腐败为特征的”去人民化”不但没有任何改观，反而急速下滑，超过了经济下行的速度。中共权力高层不得不发动一次”内部严打”来惩治司法腐败，事实上，与所有”严打”一样只能禁于一时，无从根本改观。

以”去意识形态化”的观察方式来看待”去人民化”问题，至少有两个微观实证：其一，学校教育道德教育的巨大危机，如一位中学生平静地杀害老师后，在讲台上发表演讲，公开批判社会不公，具体指出”有钱的人犯了罪轻判，没钱的人就遭重判” [参见孔璞《16岁少年讲台上杀死班主任 杀人之后发表演讲》，载于《新世纪周刊》2008年11月11日 ]；其二，社会请愿行为几乎是无日无之，要求他们具体的权益，而他们的权益即便是写在了书面文件上，也得不到落实。对于后一项，几乎不用专业采访，是任何一位游客都可在普通城市能看的到的社会景观。[见图2]

仅仅就经济原因来看，导致严重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假设–某些人先富起来，有利于帮助周围不富裕的人。应当说，这样的假设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经济流向上，都是值得赞赏的。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决定了权力批发和零售是最便捷的致富途径，因此，本该被帮助的那部分未致富者反而被边缘化，而官员们则很快从”发了海边的，富了摆摊的，穷了当官的”抱怨中完成了经济身份的蜕变，即公众说的”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普遍腐败现象。为了获取升迁的资本，有实权的官员无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制造出外观壮丽的经济实绩，与此同时，个人的额外收入又得到了巨大满足。

在”去人民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官员也主动地”去意识形态化”，把权力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发生在南京的周久耕天价香烟与名贵手表事件，周声称打击敢于降价的房地产商的真实原因是他的胞弟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由于”去人民化”的经济表现严重伤害了社会公众，所以，底层社会”经济文革”的诉求十分强烈，无法排斥它将推动社会重新公平的可能性。当然，社会重新公平的愿望并不一定违法，完全可以通过体制内方式解决，比如：（一）人大代表提案；（二）社会名流发起文明请愿；（三）加入全民公决机制的新宪法的产生。由于这类非经济类、非常专业化的论述超过笔者的学养，故暂存不论。

三、试水财政民主：全民福利与公民监督

如何解决中共政权的”去人民化”问题，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政治选项。而不使问题”革命化”的第一步就是在财政民主路径上递进推开，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影响了中国的情况下，再加上中国经济转型的长期困难，那么就有必要从全民福利的角度来倡议既过难关又推进民主。简单地说：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国家项目的投入来刺激经济，就不如直接向个体公民发放现金。

台湾地区实行过这类办法，刺激效果虽不明显，但是获得民意的支持。在大陆，较发达地区采取的”红包政策”深受民众欢迎，如广东东莞的做法。在”发钱”的背后是财政民主的发端，体现为公众直接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尽管这只是十分初级的民主。可喜的是，终于有体制内学者站出来说话，要求政府对困难家庭发放直接的财政救济，尽管他们非常谨慎地避免提及”全民”那样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财政民主”这样的政治概念。有趣的是，被网络称为”十教授联名上书”的文件非常清楚地量化了发放指标：(一)凡家庭人均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家庭，按照人头每人发放1000元，家庭可以凭户口本在指定商业银行开惟一基本账户，相应款项直接存入该账户内。(二)分两次发放，春节前发放500元，两个月后再发放500元，从现在开始，约4个月就可以完成全部发放工作；(三)该建议需要资金合计约1.2万亿，资金来源首先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筹措一部分，可以压缩掉一些不急需的投资项目，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向央行发行长期债券筹集。[参见东方网《十教授建议给低收入家庭每人发千元促消费》，《信息时报》原稿2009年1月11日 ]

更为有趣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对类似的建议好像早有提防，事先退出一个”百元救助方案”– 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每人100元，城市低保对象每人150元，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建国前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每人180元。这项落实的计划总支出90亿元，是十教授建议金额的0.75%；受惠人口7400万，是十教授建议人口的60%多一点。

通过数据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财政状况趋紧的时候，中共上层并不愿意实行财政民主政策，有类于古代”恩惠全出于人主”的国家财政控制方式，同时也与财政宽松时期的公平正义主张大相径庭。由于国家管理的纵向控制力较强，高级政策被复制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救济分配政策更容易趋向权力控制方式，而反对透明化。

结语：用专业精神推进财政民主

财政民主初见时候的矛盾状况更需要民间自由人士、知识精英就比较专业性的财政民主问题向社会公众提供知识支援，比如论证全民福利的可能性乃至于提出相应的方案，与体制内良心学者建立知识共享平台–并不一定是个什么组织或论坛，网络传播完全可达到相应效果。另一方面，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调门下，尽量把表达文本做得专业化与通俗化相兼，增加说服力。更进一步的工作是，促成民间监督机制的形成，给维权运动一个新指向，即在”民生原则–群体生存–利益获取–财政民主–民间监督”这样一个链条上有理有据地争取合法权益。

笔者也相信，无论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间里，各级政府采取控制程度如何的财政救济政策与现实利益的派送，都会涉及到财政民主问题。另外，财政困难的长期化也会迫使地方政府的收费部门加大对底层社会的剥削，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类的事件将是迫使各级政府认可财政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9年1月15日初稿，18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图1：小生意转手率是观测中国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小生意是就业者自我雇佣的重要途径。在信贷人权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国家没有鼓励小生意的资本政策。

图2：政府失效不仅仅在于它与畸形的市场本身就是合谋关系，而更在于它拒绝履行协议责任，因此它的”去人民化”特征就由底层社会给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