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为了帮助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使几千万的基督徒成为这个国家能够享受正常国民待遇的一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组织了围绕中国家庭教会合法化问题而展开的两次对话：第一次的主题是《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第二次的主题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与家庭教会人士的对话》。由于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两次对话先后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中国这个转型国家各种社会群体和政治派别的议论。
由于于教授的这次活动我多多少少都参加了，一些信息就流传到了我这里。有些朋友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和担心：于建嵘组织的这个课题很好，我们也非常欢迎；但是他没有信仰，他会不会伤害家庭教会，传播一些对教会不好的信息给中国政府？我告诉这些善良的朋友：伤害不伤害教会，与一个人有没有基督信仰关系不大；我见过太多基督徒和所谓基督徒伤害教会的案例，也见过太过的没有基督信仰的朋友愿意为教会说话；在类似问题上，我就事论事，况且我也不能阻止于建嵘教授和有关部门对教会必然开展的各种调查研究。
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我有幸旁听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那么多的体制内宗教学者集体为家庭教会合法化的呼吁，验证了我这个判断。除了善良的提醒，还有一些复杂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给我，譬如要我与于教授和参加对话的一位弟兄保持距离。理由是，于建嵘是”奏折派”，参加对话的一位弟兄有可能是”间谍”，也有可能是”双料间谍”。对此我实在没多少话可以正面表达，我只好说：如果说于先生是”奏折派”，我相信中国家庭教会正需要这样的奏折型社会学家，向中国政府表达这样的信息：我们就是这个国家和谐社会的基础，即使政府不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也要创造机会成为和谐中国的一员，传说中的”奏折派”和”国安”不正是我们难得的表达自己文明愿望的一个渠道吗？由于涉及到为人的基本底线，表达完这样的意思后，我很严肃地向我这位朋友指出：你要是再给北京的那位以”基督徒”模样出现的”总统”传话污蔑那些帮助教会说话的朋友，我们可能今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这一年来，我和我的朋友走访了中国家庭教会的重点分布地带，如浙江的台州、温州，安徽和江苏等地方，我们不断深化了这样的认识：除了少数的年轻人（这个年龄段有自己的身心特点）和极少数的传道人，教会中很少有人会热情地讨论中国民主化这个异议知识分子的重点话题。在教会，年轻的弟兄知道我是从事中国转型正义思考的，有时会请教我对西藏事件有什么看法。因为不想在教会中太多讨论这样的敏感话题，我的回答一般都比较简单，只是指出，西藏事件比我们教会要复杂，因为西藏涉及到主权和民族问题，而且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一些群体性事件；虽然我们要反对极端民族主义，但民族和主权对一个文明国家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至于这个涉及到基于个案的群体性事件的话题，我没有调查研究，不能乱说。年轻的传道人可能又问，基督徒如何参与政治，像孙中山和马英九那样荣耀主耶稣。对这样的问题，基于基督教对人的罪性的一贯理解，我是这样指出的：根据袁伟时先生和张耀杰先生的研究，孙中山先生可能没有那么好；我阅读过孙中山先生的那份不为大众所知的信仰遗嘱，他将满清和他自己的政敌统统当成”撒旦”，强调自己的信仰史就是从事国民革命的四十年历史，则是我完全不赞成的，也是耶稣基督所必然反对的。道理很简单，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无论信仰如何，都是根据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将人类的一部分作为”撒旦”和”魔鬼”来对待，恰恰是很糟糕的行为。
至于马英九先生，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都很尊重他，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为了当选总统去拜会寺庙，不是说不应该，也不是说应该，而是就，作为一位基督徒，处理基督徒和政治家这两个带有很大张力的角色，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求上帝给他警醒，也要对马先生给以我们深深的祝福。最重要的是，年轻的我们，不能以人为真理的标准，在教会中提出口号向某个人学习，而是回到信仰的真道上来，向耶稣基督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作为传道人，我们必须这样做，别无他途。
至于学力相对低一些的信徒，则表现有些不一样。2008年暑假，应当地教会领袖的邀请，我在台州玉环一个教会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义务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基督教教义与法治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我说古代的”包青天”和传说中的”獬豸”都是中国司法正义的象征，但是它们恰恰不是中国司法正义的促进者。对比了西方国家的蒙面的”正义女神”与基督教和谐地在一个国家一起承担法治推动者这样一个事实，提到中国大陆近年来一些众所周知的司法不公事件，我指出没有一个人是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才要程序正义，而不能走法利赛人那种道德批判和主观判案的道路。讲到兴奋之时，突然有男女两位中年基督徒打断我的演讲，严厉地质问：你说基督徒不好，中国人不好，中国政府不好，你还是不是基督徒？虽然我一向鼓励听者可以随时打算演讲者的胡说八道，但是受到”你还是不是基督徒”这样的责问还是第一次，当时我有点紧张，只好谦卑地说：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相关章节。当时那位教会领袖来解围，我才不被继续围攻。
当天晚上，我住在了玉环一个”三自”背景的独立教会的传道人家里，辗转反侧，给于建嵘、张耀杰等师友发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底层民众长期被个人崇拜思想所主导，即使是基督教会这样一个西方法治的关键性力量的形式已经进入了中国，中国的法治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半年过去了，两位中年基督徒的这个批评仍旧被我反复琢磨：如果说我不是基督徒，我能反过来说他们因为教义理解的偏差而不是基督徒吗？他们平时很难有社会理论的学习，或者说很难有现代公民教育的过程，难道他们就必须接受知识分子的一些在他们看上去难以接受的观念，而不能过一种小人物的幸福生活吗？他们本来是很尊重地来听我的演讲的，平时也那样幸福地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他们心目中的这位主耶稣，可是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对我表现得那么忍无可忍？我了解宗教的社会动员功能，如果他们也像我们的部分年轻人那样关心政治，更像一些奇怪的异议人士那样投入政治，正如北京那位著名的自封的”总统”，中国会怎么样？
作为一个平时写点小文章的读书人，自从杨小凯先生提出”基督教与宪政”这个大话题之后，我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探讨这个关乎中国根本方向的大话题。可是，当我把知识分子的那种想当然的观念搁置在一边，通过社会调查进入大众和底层的时候，我们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信息：年轻人的确关心政治，可是他们关心的是与教会有关的那部分政治，譬如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可能也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那是期望民主中国能给他们带来宗教自由；但是毫不关心如果中国有个民主化，担任总统一职的是姓范，还是姓高。当我谈到了传道人一定不要被政治力量左右的时候，他们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赞成，却丝毫不知道北京还有几位”基督徒”的”总统”。说到底，在他们眼中，基督徒首先是信仰的，不存在着”政治基督徒”这样一个角色。套用19世纪英国克拉朋联盟时代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在这些虔敬的基督徒那里，即使从事政治，他们也是作为公民在从事政治，他们的确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来，但却不是要搞出一个基督教会的政治，更不是要想让教会成为中国民主或者中国专制的工具；说到底，他们的生命不属于政治，当然也不属于中国民主化，而是属于耶稣基督。
很多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朋友都知道，自从2003年维权运动发展起来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出现了一个词语：基督教宪政主义。放在西方语境中，我非常赞成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陈永苗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而在中国，我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个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国家，考察整个人类文明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教会史上有太多的以上帝名义为进行的暴虐行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认为我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且需要告诉我的那些单纯得有些可爱的弟兄姊妹：欧美基督教会走向了文明国家的缔造者这个角色以及与之同时发生的一些现象，我们既可以看到对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纳，还可以看到对罗马法程序正义思想的包容，还有英国的普通法思想的贡献；甚至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在这个奇迹般的过程中对教会的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
人显然不是《一九八四》中所说的真理部，基督教会当然也不是真理的中心。在基督教看来，只有上帝才是真理与理性的中心。也真因此，西方教会史上，充斥着太多的血雨腥风，宗教冲突、宗教战争，难道这些不是中国教会应该反省的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其是基于对救恩独特性和唯一性的理解，我反对任何将教会当成中国民主化一支新生力量的观点和做法。中国教会需要的不是政治化，而是基督化。我们既要反对政府的宗教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也要反对各种各样认为唯有基督教会才能促进中国民主、”市场细分”、进而将政治问题宗教化的做法。由于教会自身还有待进一步走向耶稣基督，我们首先要反对的很有可能是政治问题宗教化的做法，也即将教会当成中国转型的工具。
如果进一步进入教会内部，展开认真的调查和分析，譬如认真分析我在玉环所遭遇的那种个案（我相信有更多的基督徒不是不反对我对中国现在法治状况的批评，而是基于教会的礼仪不想公开打断我的讲话），我们还会发现，异议分子要想动员教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工具，也会力不从心。至少有这么几个因素会阻挠他们这个梦想的实现：中国教会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多地域性的特点，组织形式复杂多样，从来不是说北京教会就是中国教会，更不是说几个少数有异议分子知识分子的教会就是中国教会；教会强调教会传统和具有自身的教义和表达价值，与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价值观分歧；此外，中国教会还具有高调道德批判传统，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这几年来几位著名的公共背景的基督徒的分歧，就会看到他们都在努力表达自己并未利用教会从事政治，因而，知识分子想利用教会，不仅受到教会自身的反对，甚至连知识分子内部都很难统一起来，反而必然只能互相否定、起到相反的效果。
于建嵘教授参加了一次以家庭教会为主题的有官方人士参加的民间论坛。在这次论坛召开的早晨六点（那天我正巧在上海的一个教会领袖团契中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走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在当前的这种风险时代走向危险的异议政治），他给我发消息说，他打算在这次论坛中提出三个不要（即”政府不要把宗教当敌人，精英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并问我怎么样。被吵醒后，我问边上的一位神学家弟兄对”三个不要”的看法，他说他也很赞成。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那天他大骂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李凡。我说，于老师骂得好，我支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与自己价值观有如此歧路的小共同体呢？
我要继续祝福我苦难的祖国，祝福我那些亲爱的温柔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位有着公共情怀与价值追求的学者，我毫不隐瞒我个人对中国宪政与美好未来的热切盼望。然而，无论如何表达这样的情感，也无论我个人的理想有多么美好，以致我愿意为着这种理想去失业、去这样那样，然而，如果我的理想的实现，以一种与我的价值观相悖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对底层那些政治冷漠、信仰热情的普通信徒和传道人产生这样那样的伤害，甚至将他们带到一种宗教政治的道路上来，让这个国家走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宗教战争与宗教流血冲突的道路上去，哪怕中国的前景多么美好，都是我所深深反感的。我爱宪政，但希望我们的宪政建立在一个对底层减少痛苦的轨道上来。不是说宪政不好，而是如果我们以那种方式去追求宪政，不可能是真正的宪政，那样我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就变得毫无意义。至于中国民主化如何去实现，呼召更多的热心人士去探索。但是，作为基督徒，尤其是涉及到底层的时候，我必须节制我的情感，而不能去盲目地煽动，如欺骗他们最迟三年中国就会有个民主化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