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老师是我经济学的启蒙者。我虽是研究法律的，但法学之外的很多学科都让我着迷。在北大上学时，经常跑去听什么政治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文化研究、西方哲学、制度经济学之类的课。著名的美国大法官布兰代兹曾说：“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公敌。”虽然有些夸张，但道理是对的。只懂法律、只认法律的法律人是很可怕的。许霆案也许是个较近的例子。
茅老经常去北大做讲座，只要有他的讲座，我一定会到场；茅老的讲座极受欢迎，要早早地占位置，来晚了就没地方坐，甚至都没地方站。他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经济学的道理，常有一些非常精妙的或者惊人的论述；往往一句话、一个例子就能颠覆我们想当然的错误观念或者不假思索的伪命题。他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引起了我对经济学的极大的兴趣（需要感谢的还有盛洪、周其仁、张曙光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授课）。
后来茅老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每两周举行学术讨论会，我有时赶到位于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天则所去听一些著名学者讨论问题。70多岁的茅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我们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开完会了，我以为他会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但他竟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身体好，没架子，我们更是佩服不已。
再后来，天则所和我们创办的“阳光宪政”（也就是今天的公盟，茅老是我们的顾问）一道，共同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天则的双周学术讨论会从未间断。我还被请去做过发言嘉宾，讲群体性事件与民间维权运动。茅老极为认真地听了我们每个人的发言，并且提出了很在行、很深刻的问题。对不了解的，他非常谦虚地向我们这些年轻人请教。他对我的发言和回答很感兴趣，会后专门问了我的名字。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知识的敬畏，对年轻人的平易，茅老绝对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
茅老是个身体力行的行动者。他创立富平学校，从事保姆培训、NGO人员培训、小额贷款、扶贫等具体实践，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践。润物细无声，他的耕耘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学风浮躁、追名逐利的中国知识界，能够默默从事这些具体而微的工作，需要非凡的胆识和韧劲儿。
让我最敬佩的其实还不是这些。我曾经在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加上一句“大众不能惑”，把这四条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的标准。既要不屈服于权力、权势、金钱，还要做到不屈服于”大多数”、不盲从大众观点和不献媚流行的意识形态。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茅老拥有众多追随者，他的一些言论也得到广泛的称赞。但他从来都是从自己的知识逻辑、从良知和真相出发，从不怕惹怒当权者，也不怕得罪粉丝和大众。
他忠于真相、不畏强权，因此被有关部门“封锁”、“警告”，一些著作无法出版，一些已经出版的著作被禁，这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他面对悖时违法之举，绝不用保持沉默来配合。2004年，茅老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被禁售，他毅然站起来公开发表声明，挑战言禁制度。他坚守自由市场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一切压制自由、侵犯民权的行径，哪怕得罪政府权贵，也要讲真话。多次在公共事件上坚守捍卫人权的立场，体现了独立思想家的铮铮傲骨。
他提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反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观，主张提高大学学费和电费，反对“抵制日货”，最近又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没有必要”，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遭到网络暴民的恶毒攻击，侮辱谩骂，什么“王八蛋”、“卖国”、“汉奸”一类，不堪入耳。但他全都淡然处之：“我不会计较骂人，更不会对骂。”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和颜悦色地讲道理，认认真真地谈问题，对只知道骂人的脑残无赖和爱国愤青，不予理睬。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迎合大众，比抵抗强权更不容易做到。
虽然茅老的一些提法需要斟酌，一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面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述）；但在出现争议的几乎每一个议题，我都站在茅老的一边。我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使我很容易理解茅老的出发点和逻辑过程。他的逻辑是清晰和一贯的，既不做曲学阿世的摇摆派，谄媚逢迎的歌德派，也不做晦涩难懂的屠龙派，更不会讨好民众、“爱国者”和可疑的“大多数”。虽然被很多人误解和谩骂，但我能感觉到他心底里对人类、对每个人的深沉的热爱。
肩负使命，充满微笑，茅老是真正的健康公民。我愿意一直做阳光茅老的阳光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