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人性化施政”的温情，宅心仁厚地让辖区官员们都能欢欢喜喜过大年？据《春城晚报》2月7日报道，春节长假过后的第一次全市性会议，昆明市（才）对2008年招商引资工作进行奖惩兑现。去年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10个先进集体和50个先进个人受到表彰，与此同时，去年引进内外资双项或单项完成任务60%以上但没有完成全年任务的8家单位主要责任人和招商引资局局长被取消2008年公务员考核评优资格；引进内外资单项未完成全年招商引资任务60%的招商分局，除扣减主办、协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招商分局局长2008年度目标考核奖金外，兰州招商分局等6个招商分局局长给予组织诫勉谈话，市园林局局长等7个主要负责人被责令离岗招商；无锡招商分局由于内外资双项均未完成年度招商引资任务的60%，受到最重处罚，全额扣除组成单位市民政局、市志办领导成员2008年度目标考核奖金，直接责任人无锡招商分局局长胡华林被免去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招商分局政委给予通报批评。——这个长长的处罚名单，是我考虑本文篇幅限制删节了的。
为什么要这样赏罚分明呢？市委书记仇和“在会上指出，在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权重分配中，招商引资的占比将由去年的10%增加到不能低于40%，招商引资的奖励总额也不能低于总奖额的40%，真正体现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仇和强调：“在推进工作落实过程中，对做出显著成绩者，要重奖重用，重得让人眼红心动；对庸碌无为，甚至妨碍经济工作全局的人，要严惩严罚，严得使其坐立不安。”——你看，招商引资在昆明之于官员，真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呀。
怎样的重奖重用，在当今这年头能“重得让人眼红心动”，我说不清楚；但对完不成招商任务者惩罚之严我是能体察的。凭心而论，那些局长、书记、主任们能升到如今的位置并不容易，各人的起点和机遇不同嘛；不少人一辈子也就干那一行，半大不小的，工作岗位说没就没了，脸面且不论，其进退失据的狼狈可想而知。
于是，我想问：昆明市这样对官员进行年终考评，执行的是哪家的王法？（别挑我的语病，“家法”、“王法”我分得清，我更知道王朝时代是家天下，王法即王家之法）我对自己的历史知识搜肠刮肚，查“二十五”《清史稿》之“志八十六”有“考绩”的记载：“三载考绩之法，昉自唐、虞。清沿明制，而品式略殊。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计，吏部考功司掌之。”“京察”时部院司员由长官考核，考察的是“才、守、政、年”……“大计”则“先期籓、臬、道、府递察其属贤否，申之督、抚，督、抚核其事状，註考缮册送（吏）部复核……”虽然都奉行首长负责制，但考核指标并不是只重钱粮税赋或别的某一样，地方官考评结论有“三审制”，相当慎重。那么“番邦”呢？如果把“招商引资”作为官员“第一政绩”，当今之世还真会让“友邦惊诧”：中国的地方政府难道是招商局吗？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有不泥于古、不同于外的当代中国特色吗？当然能有该有。政务官与事务吏都是“公务员”就是当代中国特色。国家本来就有公务员奖惩法律。
现有的法律难道就不容许“创新”，不应当鼓励尝试“改革”和“突破”吗？应当应当。但得先问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招商引资”作为全市官员的“第一政务”，官员是老板？是风险投资经纪人？是营销员？这符合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社会分工理念吗？我本来自认为做公安局长、工业局长什么的不行，缺乏专业背景，当个园林局长、民政局长、特别是市志办主任，只要努力还是可以称职的，但是幸好我早从政府机关调出了，且不在昆明市，不然这点自信也不可以有了：我天生就不是招商引资的料，不会与人谈生意！
今年1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转载了写《仇和十年》一书的记者“与仇和对话录”。一开头，长官仇和同志就很谦虚地以“公民仇和”自居，表示不认同“媒体仇和”对他的扭曲：“比如，媒体说我的形象中，有‘酷吏’的一面，……一个干部说我‘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个干部举的事例是否属实有待考证，但这回仇和书记主导的对昆明市领导干部招商引资奖惩兑现，不就是一个自立家法、只重结果的新例，颇有一点“酷吏”气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