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十年后论长短
三十年来的实践也是对真理标准讨论本身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证明了下列各点：
一、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二、在历史上的进步性。
三、完成应有历史使命的不彻底性。
以真理标准讨论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后来又有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鼓吹”不断解放思想”，现在还在宣扬”继续解放思想”。就因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具有良好的声誉，成为一种资源，一次又一次被人借用。又因为第一次思想解放不彻底，所以才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不断”再加”继续”。
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思想僵化。思想禁锢是外在的，强加于人的；思想僵化是内在的，自愿就范的。外在的思想禁锢，长期作用，逐渐内化，才形成思想僵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须破思想禁锢，才能解思想僵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人一时之间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获得思想大解放。有时，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一下子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性思维。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体会到当时思想解放的喜悦。
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逐步深入的。
没有”四人帮”的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了两年。经真理标准讨论，清算”四人帮”所代表的思潮和路线，才走出阴影。清算思潮和路线是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必要的补课。
林彪覆灭后，批林彪的”极右”，以至”四人帮”比林彪的极左还要”左”。清算”四人帮”，必然引起重新认识林彪问题的性质。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所设置的思想禁锢，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史。”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破林彪、”四人帮”的思想禁锢很快就达到了极限，思想解放的锋芒不能不指向毛泽东。探求”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又不能不进一步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前史。
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第一、最重大的成果是破神化领袖的思想禁锢。
领袖是人不是神，作为领袖的人是多数不是单数。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应是领袖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领袖。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应当收场。
“文化大革命”中，谁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议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统统是”反革命”，可以抓起来坐牢、杀头。思想解放运动使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为正确命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毋庸置疑，以至官方决议也不得不写上：对于”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1)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中的错误不是片言只语，也不能归之于”四人帮”和康生的歪曲、利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破除现代迷信的结果，”伟大”的东西产生了负值。所以，思想解放运动体现了”伟大”的正值。但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不彻底，官方的态度和民间的舆论也不一致。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制造了新的思想禁锢。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叫做”毛泽东晚年错误”，把一切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而毛泽东思想又是正确无比。(2)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3)毛泽东本人就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走向”晚年的错误”的，即使”我们”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又怎么能避免重新走向错误？
第二、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
毛泽东晚年所忧虑的，唯恐”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故他的继承人华国锋，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无可奈何花落去，”文化大革命”还是被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也被否定了。
第三、破左倾路线的思想禁锢。
从五十年代以来，只能反右，不许反”左”，实际上是一贯左倾。有人认为，左倾路线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有人认为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开始的。有人认为，在反右派之前，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代之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倾路线就开始了。还有人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左倾路线就开始了。思想活跃了，总是众说纷纭。不管怎样说，共产党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几十年中不容染指、必须坚持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就是绝对错误的领导。
第四、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
经过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的结果，经营了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牢笼，土崩瓦解。
一九七八年四月，为尚未摘帽的十多万右派分子摘帽。摘了帽的右派习惯上还叫”摘帽右派”。一九七九年九月，进一步为右派分子改正，连”摘帽右派”的帽子也摘了。五十五万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得以平反。
一九七九年一月，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据新华社一九八四年年十一月一日报道，农村中原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两千多万人，都摘了帽子，阶级敌人没有了。
一九七九年，又落实了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一九五六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将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带进公私合营企业，统称为私方人员，当作资产阶级分子。按照新的规定，区别出七十万人，占私方人员八十六万人的81%，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余下的十六万人也摘掉了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的帽子。(4)这就是说，一九五六年所消灭的”资产阶级”，81%根本不是资产阶级。
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对四十五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摘了许多人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统统释放。
第五、破社会主义固定模式的思想禁锢。
许多人认为，苏联和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必须重新认识和探讨，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务虚会上有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缺乏生命力。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是以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为背景，引进苏联经验再加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八路”的土政策。有人认为，改革的方向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也有人认为，如果不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应当重新解释。中国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因此，有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处于过渡时期，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新民主主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被说成是”自由化”而遭到批判。官方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邓小平的许多说法，都是偷运了自由化的理论而又标榜自己”反自由化最坚决”。
第六、破计划经济的思想禁锢。
从真理标准讨论引出生产目的的讨论。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完成计划，还是满足人的需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一九七九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计划经济被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这是五十年代以来首次强调市场的地位。
第七、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禁锢。
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以后，一直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还在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理论务虚会上却有人指出，人民公社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一年甚至一季就翻身。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万里理直气壮地回答：”实践检验！”在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个虚假命题，其实质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需要的不是反资本主义，而是反封建主义。
第八、破”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思想禁锢，以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禁锢。
第九、破蔑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的思想禁锢。
教育战线上，推翻”两个估计”，取消推荐工农兵学员，恢复了高考制度。改变蔑视知识分子的舆论，代之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
第十、破反修防修的思想禁锢。
五十年代国内的左倾思潮，通过国际反修斗争进一步发展，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得到系统化。在国际反修斗争中系统化的左倾思潮，又返回国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准备。所谓”反修防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左倾和极左的旗号。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因而理由正当、动机良好，应予否定。由此而探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延伸？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实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在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化所发生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克服十九世纪的历史局限性，在新时代的实践中继续前进。
以上这些，不过是荦荦大端。此外，在各个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意见。这是一个换脑筋、改思想、变风气的时代。有许多现今听起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说法，在当年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才被人们接受的。
相较之下三优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相比较而言，具有三点优胜之处。
第一、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合乎思想发展规律的。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往往首先在旧概念中生发新思想，进一步的发展是新思想突破旧概念，抛弃旧概念，创造新概念。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比较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规律。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外衣下生发新思想，孕育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以人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哲学家认为，神的本质是自然。先是神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然后赞美自然、推崇自然，以至抛弃神的概念。又有哲学家认为，神的本质是人；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艺术家们绘制了各种各样的”圣母”像，其实都是美丽的人间少妇，在”圣母”的名义下以人性代替神性。最终，开辟了一个提倡人道、反对神学的新时代。中国五四运动的缺点就在于一方面否定本国的旧传统，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旧与新之间一刀两断，没有衔接，没有过渡，新思想、新文化不能在本土生根。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压制中挣扎出来的，不得不步步为营，平稳推进。起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时尚难以推翻，通过重新解释，在”继续革命”的概念中注入新的内容，强调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发展生产力。再进一步，根据”文化大革命”实践的检验，指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在革命之后还要”继续革命”，只能到革命队伍内部、在革命人民中寻找革命对象，引导革命走向反面。最终，抛弃了这一理论。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一定阶段，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问题的提法只是局限于”真高举还是假高举”。首先将”高举”的概念分解，注入新的内容。”凡是”派指责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砍旗”，即砍倒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以标榜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要证明”凡是”派的”高举”是假，就足以抛弃”两个凡是”。但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随着实践标准的进一步贯彻，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必然会提出：究竟为什么要”高举”？假”高举”固然要抛弃，真”高举”是否有必要？”高举”某种思想，究竟是实践第一，还是思想第一？以某种思想作为”旗帜”，究竟是实现思想解放，还是构筑思想牢笼？”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争论过后，思想解放的目标就针对”高举”本身了。所谓”高举”是造神运动，这就出现从旧概念到新概念的飞跃，思想解放运动登上了高峰。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高举”。”两个凡是”就是来自”高举”。如果只是抛弃”两个凡是”而继续坚持”高举”，实非釜底抽薪。但”高举”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后来”高举”的花样反而更多了，除了”高举”毛泽东思想，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又要”高举”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第二、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是自下而上兴起的。
自下而上兴起的运动，体现了群众的意志和时代的要求。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它不是自下而上兴起，而是自上而下布置的，体现了权力意志。结果，整风运动演变为名曰”抢救运动”的整人运动。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以谈论改造思想为始，以人人过关告终。而大鸣大放运动则完全转向矛头针对鸣放者的反右派运动。思想运动自上而下地贯彻权力意志，无不走样变质，贻害众人。
自下而上的运动也不是响应权力中心规定的”舆论导向”，闻风起舞。思想解放运动是凭思想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说服人，引导人，从而占领舆论阵地。”舆论导向”的作用是蒙蔽人、压制人，从而形成”舆论一律”。所谓”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那种自上而下的号召，或是得不到响应，或是得到响应而成为”舆论一律”，不是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讨论虽是自下而上兴起，但不是发自基层，群众基础还不够广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民主力量活跃起来，形成了三个层次。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是下层的民主力量，由下乡回城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大学生等组成。进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历来被称作”右倾”的一部分干部，是中层的民主力量。胡耀邦是上层的民主力量的代表。三个层次的民主力量没有互相贯通、互相配合，形成联合战线。上层和中层还有所联系，上层、中层和下层虽然客观上有所呼应，在行动上是脱节的。真理标准讨论主要地发自中层，推向上层。基层群众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时处于受教育的地位，没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为政治斗争增添了理性的色彩。
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把华国锋和”四人帮”叫到病榻前，他要交待后事了。”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位号称”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对于身后事无可奈何地哀叹”只有天知道”；但他还是知道，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
一九七六年十月，权力的交接是通过政变完成的，捉拿”四人帮”，大权集于华国锋。这一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政变，是正当的，但不合法。无论如何，没放一枪，没死一人，避免了”血雨腥风”总是幸事。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权力交接，是通过会议讨论，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的，非但避免了”血雨腥风”，还废弃了政变，既正当，又合法。这是真理标准讨论所达成的历史的、逻辑的结论。
真理标准讨论从思想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结果，在上层导致最高权力的转移。就政治斗争来说，以思想斗争、理论斗争为先导，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比开枪、抓人显得文明，而且对政敌华国锋等人也未置于死地，这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大进步。从苏联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总是你死我活，在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被打成”帝国主义的走狗”、”黑帮分子”、”反革命”、”叛徒、内奸、工贼”等等，还没有像”凡是”派那样享受体面下台的。
在没有实行普选的地方，政治变革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这种经验就是运用说理的手段，而不是军事的手段，也不是阴谋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纷争。可惜，后来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的下台，又抛弃了这种经验。
完成使命六缺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不彻底，除了外在的原因，也因为它在完成自身应有的历史使命方面具有六点缺失。
第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没有抓住根本。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以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为中心。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破题，还不是主题。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缺失，就是没有在进一步发展中抓住根本。
什么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思想解放运动是解放人的思想，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人。人的根本是人本身。在世界近代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觉醒；反对奴役，破除迷信，摆脱愚昧，追求人的价值，推崇人格独立，赞美个人尊严，提倡个性解放，引导人从黑暗走向光明。”文化大革命”这个黑暗时代的根本就是对人的轻蔑、糟蹋、残害；颠倒是非和错乱是非标准，不过是残害人的手段。走出”文化大革命”这个黑暗时代的启蒙，应当高扬尊重人、爱护人的旗帜。
中国具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传统。专制主义的唯一原则就是蔑视人，把人不当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一再提出启蒙任务。但始终没有抓住根本，即不以人为主题。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以民主反对专制、以科学反对愚昧，主题是国；不是启人之蒙，而是启国之蒙，一切都归结为救国、爱国。北伐战争之前、抗日战争之初也出现过启蒙呼喊，主题依然是国。代表国（以及后面的党）的政治权力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人对党国的依附关系，反而导致独立人格之丧失。
以真理标准问题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并不是出于什么人的设计，而是形势使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曾一度提出生产目的讨论。生产究竟是为了完成计划，还是满足人的需要？这一讨论本可以从真理标准引向人的标准，但由于胡乔木等人的破坏，紧急刹车，陷于停顿。
真理标准讨论告终后，八十年代出现”文化热”，宣扬人文主义，文学作品中发出”人啊，人！”的呼喊，表明以真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向着以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的趋向。但人文主义和人的呼喊又被反自由化所淹没。
五四运动以及六十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没有完成对人的启蒙。历史的课题终究必须面对。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不准确。
实践检验的对象是什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中，实践检验的对象是真理。这就是说，在实践检验之前已经确立为真理，再由实践来检验。问题是作为检验对象的真理是怎样确立的？已经确立的真理，也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命题中这一层意思是明白的。但实践检验之前确立的真理，标准是什么？这一层意思就不明白了。如果说标准还是实践，这一点并没有包含在命题之中。如果说是其他，问题就大了，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是确立真理的标准。命题中虽强调”唯一标准”，只是对”检验真理”而言，并不能排除确立真理另有标准。
确立真理和检验真理应是同一标准，就叫真理标准。
谬误有没有标准？谬误也不是可以随意判定的，应当具有客观标准，就叫谬误标准。
真理与谬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见高低、定分晓。实践检验的对象，可能是真理，可能是谬误；实践检验的结果，确证为真理或谬误。因此，实践检验的对象是认识（理论、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在实践中产生的认识，反映究竟是否与客观事物相一致，认识不可能自我确证，必须回到实践，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认识，是为真理；在实践中被证伪了的认识，是为谬误。同一认识，也可能由实践确证为部分真理、部分谬误。
实践检验的对象是认识（理论、思想）。胡耀邦指导撰写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表的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5)弥补了漏洞。实践不是专门去检验真理，而是首先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不准确的命题已成了公共话语，一直贯彻真理标准讨论的始终。
正确的命题应当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理的标准，也可以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谬误的标准。总之，实践是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真理与谬误，位于实践这一分水岭的两边。简单明了的提法，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同时也蕴涵着相对的命题，实践是谬误的标准。实践的权威，既可以判定真理，也可以判定谬误。
认识（理论、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证实，确立为真理。一旦成为真理，并无终极的意义，也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真理，无论怎样检验，不会全部被抛弃，总有某些颗粒、某种成分保留下来，融入新的真理，汇成真理的长河。这就是真理的发展。所以，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是发展真理的问题。但首先要解决认识何以成为真理？以认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确立真理；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展真理。两个方面合成一个命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既是确立真理的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标准就是唯一的；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前人讲到真理的实践标准时，都带有”唯一”的意思。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6)那就是说，人不应该在实践以外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毛泽东也说过一句不错的话：”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7)那就是说，真理的标准不能是社会实践以外的东西。也有种种其他的标准，诸如圣人标准、圣经标准、语录标准、权力标准等等，这些都是主观标准。实践标准是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只有一个，主观标准可以有无数个；而主观标准根本就不是标准。在”凡是”派宣扬语录标准时，强调实践是”唯一标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但也只是一时的时效，并非命题本身的要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出何典？一九七八年七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印发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资料》，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其中罗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就没有这句话。现在能找到的出处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话虽这么讲，这一评连同其他八评，很难说是尊重实践检验的；在今天看来，也很难说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产生于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之中。
一九七八年，在”九评”之后十五年重新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九评”无关，纯粹是一个哲学命题。但哲学命题本身的含义以及真假对错还没有搞清楚，就急于联系实际，做政治文章。做出来的政治文章倒是正确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流于标语化、口号化，缺乏解放思想所应有的理性精神。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循环论证。
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是为了强调实践高于理论的品格。
在反对”两个凡是”时推崇实践标准，在论证实践标准时却不符合实践标准。
邓小平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9)不理解、不尊重、不接受”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根本问题”是违反了某人的思想，违反了某种原理。某人的思想、某种原理要不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邓小平的公式是这样的：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正确的理论。本来是要用实践检验理论，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根据是某人的思想、某种原理。所以，在反对”两个凡是”时有一种倾向，大量引证什么思想、什么原理的语录，还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10)且不论”马列主义”中是否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说，于光远在引了叶剑英的那句话之后接着写道：”于是真理标准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间，基本上取得了共识。”(11)这是什么样的”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不容置疑，因为它是一条什么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本身的真理性，用什么来证明？当然只能用实践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却是用”基本原理”来证明。那么，”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用什么来证明？马克思将实践引入认识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又是根据什么”基本原理”？归根到底，应当以实践标准来证明基本原理，而不是以基本原理来证明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不准确命题的流行以及用”基本原理”来证明实践标准，均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间”，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如何！(12)究竟是实践高于理论，还是理论高于实践？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这一强调实践的思想解放运动终究没有从高于实践的”基本原理”中解放出来。
第四、规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束缚思想。
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3)江泽民也跟着说：”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14)从邓小平、江泽民直到现在，都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
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什么主义为指导？这些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以它为指导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先例。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解放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起点只能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结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在前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外在的强制。在思考之前预先设定了框框，这是思想束缚，不是思想解放。在后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这是以思想检验思想，不是以实践检验思想。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没有思想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如何操作？是不是说，所有投入思想解放运动的人首先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以此为指导？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后才能掌握真理；要求所有的人在思想解放之前掌握真理，是不可操作的。那么，只能这样来操作，一部分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进行指导；另一部分人在他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放思想的实质是控制思想、统一思想，不是解放思想。
其实，邓小平、江泽民等人并不真正理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所要打破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禁锢，不是一般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落后的传统观念”等等。一个时代的思想禁锢是在确立了不容置疑的思想为前提制造出来的。从前，制造思想禁锢正是在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造的思想禁锢，又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这就成了悖论。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了某种思想禁锢，结果又代之以新的思想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中，邓小平用以取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四个凡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产物。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过错，而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体现权力意志的恶果。
人们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但不能以强权定于一尊，以它为”指导”。思想禁锢正是由此而来。即使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成为外在的强制，而不是自愿的追求，它就走向反面。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应当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实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提倡，可以鼓励，不可强求，不可命令。
第五、思想解放并未达到思想自由。
思想解放是为了打破思想禁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思想禁锢。有思想禁锢就没有思想自由。所以，从根本上说来，思想解放运动即从思想不自由到思想自由的运动。
思想是人脑的内部状态。思想必须通过言论来表达，解放思想应以解放言论为条件。思想自由只能实现于言论自由之中。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打破思想禁锢的结果，为西方造就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文明社会。思想自由的社会，不需要思想解放了，但需要思想发展。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就是思想的发展。思想的发展表现为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但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思想解放，因为思想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再制造思想禁锢。
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显著特色是钳制思想，以言治罪。”文化大革命”中，以”反革命言论”治罪者，不计其数。”两个凡是”仍然以某种言论为”恶毒攻击”，以”恶毒攻击”为有罪，据此抓人、杀人。
“两个凡是”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在”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的力量平衡之际，言论自由的空间扩大了，因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压倒一切。在推翻了”两个凡是”之后，树立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权威，言论自由的空间反而缩小了。
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派曾为言论自由大声呐喊。西单民主墙和民间刊物以及官方报刊都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论说言论自由。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不能凭”反革命言论”抓人、判刑。”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言论”都是言论，如果在全部言论中禁绝一部分言论，不是还有部分言论自由，而是没有言论自由。”革命言论”没有言论不自由的问题，恰恰是在”反革命言论”问题上考验言论自由。而且，什么是”反革命言论”？不以发言者本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官方的认定为准。所以，认定”反革命言论”和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回事，都是官方的权力。这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个尖端问题的争论。胡乔木大为震怒，组织一些文人围剿，结论是：对言论要进行具体分析，”有些言论”是触犯刑律的。他们从根本上修改了言论自由的概念，变成这样：”有些言论”具有言论自由，”有些言论”没有言论自由。
彭真也认为，不能凭”反革命言论”抓人、判刑的意见，触犯了他所主持制定的刑法第一百另二条。这一条确立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可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罪恶重大的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按中国官方的标准，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凡是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批评领导人的犯上演说、文章、大字报，都有可能被说成”反革命言论”。执行这一法律的结果，制造了许多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一九九六年修订的刑法，废除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代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律的修订只是改变了罪行的名称，换顶帽子，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司法活动依然如故，就连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发表意见都构成了”颠覆国家政权”。
思想解放运动即思想自由运动。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走向思想自由，相反，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努力，被彻底毁灭了。继之而起的是反自由化运动，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自由、反言论自由。
现在，官方以思想解放为号召，故作开明姿态。殊不知恰恰表明需要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中国正是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
六、思想解放与政治斗争靠得太近。
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独立的历史潮流。虽然它具有改变黑暗政治、促进民主宪政的效果，但本身不是政治斗争，不应卷入政治斗争。
五四时代，陈独秀提出一个启蒙运动的方针：”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5)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解决”根本问题”，构造”社会国家之基础”，提升多数国民的”最后觉悟”。所以他又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6)不是不要”批评时政”，而是不要以”批评时政”作为启蒙运动的宗旨。对中国社会作彻底的思考，寻求”根本问题”的解决，正是启蒙思潮的优点。这是一种为了解决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而实行大迂回、大包抄的文化进攻战略。但迫于形势，启蒙思想家们不得不卷入”时政”，因而启蒙难以为继，恰恰是缺点。陈独秀提出的方针未得实现，五四运动留下了启蒙不彻底的憾事。
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曾经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但在发展的进程中演变为表态运动，以政治站队取代了思想启蒙，直到成为上层政治斗争的中心议题。从思想解放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来说，思想解放对政治斗争的影响是积极的，政治斗争对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消极的。思想解放赋予政治斗争以理性精神，导致最高权力转移的和平过渡，避免了”血雨腥风”。政治斗争对于思想解放的关注是进行控制，要求真理服从权力。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动是针对”两个凡是”，推翻了”两个凡是”宣告思想解放运动的胜利。但在反对”两个凡是”中夺取了权力的人们，又来压制思想解放运动了。一次是邓小平以”四项基本原则”中断真理标准的讨论，再一次是邓小平以反自由化彻底葬送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运动与政治斗争靠得太近，虽一度获得有力的支持，终究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政治斗争必须运用权力，思想解放只能追求真理。权力的本性就是控制一切。如果思想解放不能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免不了被控制的命运。
真理的实践标准，用来检验林彪、”四人帮”，检验毛泽东，检验华国锋，均无往而不胜，在邓小平面前就失灵了，真理撞上了权力的南墙。林彪、”四人帮”，毛泽东，已经不是权力的象征，而华国锋又不像邓小平那样善于运用权力。五十多万右派分子都改正了，还要坚持”反右派是必要的”，只因为反右派是邓小平操办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冤案都平反了，只有高饶案件不许翻，只因为这是邓小平参与定案的。过去的邓小平不受实践的检验，是由于现实的邓小平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标准讨论是用讨论来解决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权在别人手里，邓小平看真理标准讨论”越看越重要”；权在自己手里，邓小平却来一个”不争论”，而他自己要争论随时可以进行。
中国是一个政治挂帅的社会。政治笼罩一切。邓小平说：”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7)他还说过，贯彻总路线是”最大的政治”，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总之，什么重要，什么就是政治。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思想家、理论家们没有人像陈独秀那样提出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启蒙运动的方针，而邓小平则极力将解放思想纳入政治的轨道，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问题计较利害，解放思想讲究是非。政治问题必须运用权力来解决，解放思想只能通过讨论来进行。邓小平将两者混淆一番，便于用政治手段来干预解放思想。
中国仍然需要开展一场既疏离政治而又包围政治、解决”根本问题”的独立的思想解放运动。
现在，思想解放的呼声在中国又甚嚣尘上。他们会补救这些缺失吗？
注释：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2)在共产党内四千人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毛泽东后期是暴君。”也有人认为，今后不要提毛泽东思想，决议不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些意见都遭到邓小平的批评压制。
(3) (9) (13)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页,第123页，第279页,第131页。
(4)马立诚、凌志军《交锋》第99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汤应武《抉择》第14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这两本书同一年出版而数据相同，应有共同的来源，但均未注明出处。
(5)1978年9月10日刊登在《理论动态》上，26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8)《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10)据吴江说，叶剑英的讲稿是由胡耀邦授意、阮铭起草的。见《十年的路》第56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
(11)于光远《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12)我曾经以《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题，揭露包括邓小平、陈云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见《争鸣》2005年3月号。又见www.boxun.com/hero/guolj
(14)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15)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3号。
(16)陈独秀《通信》，《青年》第1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