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的网络消息，《零八宪章》的签署群体已经超过8500人。在国内网络严密封锁的状况下，宪章签署人数到达这个数字，也许已经接近阶段性的极限。宪章运动的深化不但需要克服中共设置的信息壁垒，也需要将来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那么放到国内政治现实中，《零八宪章》已经拥有8500多名签署人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说，这个数字占据全部人口比例微不足道，和中共的7000多万也是九牛一毛，因此《零八宪章》没有什么意义，8500人没有什么份量。在政治判断中，审慎是必须的，尤其在民间根本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浪费的情况下，的确不应该盲目高估民间努力的成果。
不过简单的从人数比例来判断8500名签署人的影响力，肯定是一种错误的计算。关注中国事务的学者Jeremiah Jennea 在其《蔡元培与08宪章》的文章中从历史对比的角度对《零八宪章》可能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而对中国现实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感受到《零八宪章》所阐述的理念与分布广泛的民间诉求的巨大契合性。
在威权体制下，政治博弈并不是简单的数人头—如果政治博弈遵循数人头的规则，其实意味着选举已经作为政治的主要裁决方式了，那么离开民主政治其实已经不远了。当下的政治生态，更多的是以各种象征性形式存在的心理博弈。哈维尔说的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的道义力量可以瓦解一个师的武装，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而是心理博弈过程真实力量的感受。
以中共为例，虽然其号称有7000万党员，但是它的力量并不是建立在7000万人的有效支持之下—哪怕7000万人的有效支持，在总人口比例上也不过是7%，并不占据多数。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利益多元化的当下，7000万人在政治观念和立场上都已呈现巨大分野。共产党员的身份也变成哈维尔笔下水果店上挂着的横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样，拥有这种身份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认同，也许只是籍此表明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反对，或者是通过这种身份获得经济利益，因此7000万成员绝不意味着同等规模的社会力量。
更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一套内部的民主程序，把7000万人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在政治参与被严密控制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下，执政群体中真正具有政治参与功能的，其实也就是几百人，大体是中央委员这个层面的人物。中共7000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威权体制中没有自觉意识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执政集团自身并没有感受到一个庞大组织带来的凝聚力，而只是在便利的时候利用下中共这个名器，通过反复强调7000万这个数字，来震慑可能的对手，同时也震慑内部的挑战者，政治参与蜕变成了一种心理威慑游戏。
这种心理威慑机制需要另外一方的主动配合才能完成全部过程。这种”配合”表现为自我审查，犬儒主义，政治冷漠，放弃对公共领域的兴趣和责任等等，而这些其实是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现象。在大众以一种不合作的方式放弃参与的状况下，中国的政治空间极度萎缩。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8500多个公民公开的在一份具有政治风险的文本上签名，类似于参加一个网络政治集会（陈奎德语），激活了独立的政治参与功能。人们发现，政治忽然不再仅仅局限在那些精心布置的舞台，那些本来应该寂静无声的观众角落中忽然发出了声音，当数千名公民以不屈的姿态公开说话的时候，政治场景开始转换，克服内心的恐惧，瓦解长期存在的心理威慑机制，成为政治的主要过程。在充满心理象征色彩的政治博弈中，8500名宪章签署人的登场类似于对长期存在的政治参与规则的颠覆，是对政治公共空间的重新激活和拓展。
由于长期的以恐惧和谎言为工具对公众心理进行操控，中共高层的思维和认知模式也被这种象征性政治模式所塑造，表达忠诚和服从的政治仪式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一点点的政治异议和政治对抗都让他们无法理解，并进而惊慌失措。《零八宪章》及其背后签署群体的横空问世，非常巧妙的敲打了中共高层自身的恐惧神经。他们无法充分理解8500人背后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知道8500人背后还站着更多的不愿被恐惧操控的黑压压的人群。
不过对于中共高层来说，唯有正视这种公众力量，并保持必要的畏惧，才能摆脱长期以来权力垄断带来的心智狂妄，才能向政治人物的正当角色回归。在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及其宪章签署人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困顿社会演变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