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十分注重春节。大凡过了这个节，新的一年才算真正开始。因此，此时此刻谈论2009年的中国选择，似乎并不算晚。
新的一年对于中国的意味已有众多人士有所谈论。人们往往会列举几组数字加以说明：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中共执政60周年，西藏”平叛”、达赖出走50周年，庐山会议反右倾50周年，”九大”宣布文革取得”伟大胜利”40周年、”六四”镇压20周年……由于这些”周年日”大多与暴力、血腥相关，因而人们普遍认为，2009年对于仍在中共执政下的中国而言，不会是个好年景。
其实，对于一个以暴力上台、以暴力维持的政权，在以往的岁月里，重大血腥事件几乎无年不有。想要找出个”干净”年份，反倒是个难题。因此，人们更关心的是当下。决定2009年中国走势的也应是当下的各种因素，而非这些历史陈账。
有意思的是，似乎是相互间有所默契，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国时下颇具影响力的三股力量都亮出了招数，为新的一年定下了各自的基调。
首先亮牌的是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的《零八宪章》。这份《宪章》选择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已经说明了其精神渊源，即基于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认同的人类普世价值，希图再度推进中国早日走向民主共和。
接着是以高调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的胡锦涛讲话，再度重申了执政的中共领导集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如果说有新意的话，那就是胡表明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决心，具体表述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登场的是首度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牌子亮相的”左派”势力，选择在其精神领袖毛泽东诞生日12月26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这一选择同样明白无误地告示了其宗旨与主张，即重新拣拾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再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再来一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文革运动，以打倒中共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三股力量不约而同地先后亮相绝非偶然，表明这些力量都在力图影响中国在2009年度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表明，中国未来走势的选择面临多么错综复杂、尖锐对立的格局！
假如仔细分析中国的现状，人们不难发现，时下中国还有两股力量不可小觑，那就是：已经初具规模、并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让人眼睛一亮的草根机构–NGO组织，以及虽然分散而沉默、却越来越显示其力度的民间维权势力。这两股力量虽则没有上述三股力量那样公开亮牌，却也不能不加以认真对待。
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他是这样阐述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9页。）
依照恩格斯这一著名的”合力论”，任何关于2009年中国选择的分析与判断都必须认真看待形成这一合力的各种”意志力”。否则，这类分析与判断都可能会发生对”历史的结果”的误判。
一．中共执政集体的理论与实践
无论对其持有何种态度，无人能够否认，在上述诸多”意志力”中，最具影响力的仍然是中共执政集体。或许可以列举其种种黑幕、种种弊端、种种沉垢，或许还可以使用最负面的语言来形容其现状，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共毕竟积淀了长达60年的执政经验，掌握了最为厚实的经济资源，集中了诸多的优秀人才，且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选择中国2009年度走势时，须要用心对其作一番剖析。
在中国的历法纪年里，六十年周而复始，被称为一个甲子。从1949年到2009年，中共的执政史刚好经历了从己丑年再回到己丑年的一个大循环。这60年时光对于一个新兴政权而言并不算长，然而就中国百姓的感受而言，却已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60年中的前30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时代（毛身后接任的华国锋公开宣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人连吃饱饭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满足，一切只能依赖政府配给而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因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后30年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无论是前期的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后期的江泽民、胡锦涛，都是以邓为主的老人集体钦定的主政者，并都执行这一老人集体钦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生存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始终没能得到公民应有的完整权利。
虽然如此，自从胡锦涛于2002年十六大成为中共新一代领导核心以来，中共治国方略已有所改变。最大的改变在于，在仍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加进了许多亲民色彩，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和谐社会”。这与毛泽东时代立以为本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是根本改变，与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比，也更为人性化，更为具像化，当然，更是对其前任江泽民、朱镕基等大力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修正。江、朱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旗帜，以”放权让利”的产权改革为内容推进新一轮改革，同时却对各级管理者权力扩大后骤然膨胀的私欲不加任何制度性约束，更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十数年间即导致了中国权贵利益集团的恶性生成，”权力资本化”成了当今中国最大的罪恶渊薮。江泽民时期也成了如同著名作家沙叶新说的”败坏了整个一个（中华）民族！”胡温已经看到了这一关节，提倡的”新三民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口号应被视为包含着修正与应对等要素。这与胡、温不具毛、邓这类魅力型领袖的强势有关，也与自身出自草根，保有较多平民气息有关。这一改变使得在他们刚刚上任之时，人们曾对其抱有很高期待，并一厢情愿地称之为”胡瘟新政”。
然而，已进入第二个任期的胡锦涛并未交出相应的合格答卷。人们很快深深失望。失望的并非是胡温的言辞，而是天天面对的严酷现实。人们看到，”新三民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类口号的倡导和一个又一个学习教育运动的进行非但未能减弱这类”权力资本化”的恶像，相反，只是成了官员们嘴上新的套话和身上新的装饰。官员权力寻租现象日见嚣张，”官本位”思潮日见汹涌，权贵利益集团日见强势。由此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日见扩大，弱势群体遭受侵害日见严重，社会不安因素日见增长。
假如要追寻原因，不能不追索到胡温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的依然如故。人们的普遍感觉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言与行的严重背离，已成为胡温执政时期的最大特点–亲民举动不断演出，民众疾苦却仍在增多；”民主”口号时能听闻，民主建设却不见动静；宪法法治常唱高调，人权迫害却丝毫未减；”普世价值”也在提及，言论钳制却在加强……这当然与如今中共党内信仰丧失、权贵当道、官员腐败、健康力量难以申张相关。胡温纵有亲民理念，恐也处处受掣，所谓”号令难出中南海”是也！
以此解读胡锦涛上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人们很难再有更多期待。相反，从其”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申明和”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表述，明显可以读出其守成的心态。也正因如此，面对充满理性、和解精神的《零八宪章》，当政者仍然不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动用强力机构拘捕发起者，警告签名者，从而堵死了这一转圜的路径。或许在他们看来，任何较大动作都容易招致风险，而任何风险都可能关乎中共的执政地位。由此判断，平稳渡过最后三年任期已是胡温的私下选择。
只是，如此算盘能否如愿，眼下2009年的平稳能否实现，却是不想作为的胡锦涛最难预料的。
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响往与努力
时至年底发表的《零八宪章》可谓在中国冬日轰响的一声春雷。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正因如此，当局在其未发之前即私下拘押其起草者刘晓波，试图予以遏阻。而如此之多各方人士毅然实名签署，也正感召于其理性、正义、责任和远见。
有人指责这份宪章过于空洞，缺乏实践性。其实，宪章本意只是重申常识，唤起民心，并非组织行动。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责任缺失的时下，系统地提示这些理应作为常识的普世价值，申张来自思考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以及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基本制度的理念和主张，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都属适时与正当。
有人不甚赞同这份宪章中的某些具体主张，例如对未来联邦制的设计，担心因此会引发国家的分裂。甚至有评论以偏概全，称其具有”试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其实，这只是宪章中的一种制度前瞻，并非定论。其基本内涵是以共和的理念、和解的方式化解目前中国因民族、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而引发的种种纷乱，不致引向冲突和对抗。纵观全文，这也是宪章中贯穿始终的理性、和解精神。在未来宪政实现之后，何种制度设计更为符合此一化解目标，应是通过宪政程序而得出的自然结果。
其实，《零八宪章》最大的危机或许在于，原则的正确如何化为实践的可行。这些被诸多国家、民族证明是正确的价值理念通过何种方式、以最小代价，真正植根于我们这个缺乏民主、共和、个性、妥协传统的古老民族。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宪政百年历程中，即使是一些自诩为自由主义的菁英分子，在面临职权、地位、情面、欲念等等诱惑时，也会自觉不觉地选择曾被自己痛斥过的种种专制作派，而重蹈前人覆辙。以此观之，2009年的中国民主宪政之路，即便不计当政者的高压，也依然充满荆棘。
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努力。民主毕竟不是口号，中国的宪政建设既不会因某部宪章的公布而实现，也不会因其艰难而无疾而终。中国宪政的希望和生命力来自公民意识的觉醒，而时下的中国已经不乏这类觉醒，此次对《零八宪章》的强烈反响便是一大明证。据悉，实名签署者已超过8000人，而因种种因素未便签署但内心高度认同者何止百万、千万！因此，我们仍有理由予以期待。
三．左派势力的判断与企图
临近年终面世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既为意料之外、又为情理之中。称其为意料之外，是因为人们绝无可能会预料如此一份充斥着文革语言、暴戾之气的文字竟然敢于如此堂皇地与世人见面；称其为情理之中，是因为经年累月，这类语言其实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始终不绝于耳。例如，××之乡网站上，此类文字从未间断。近来那里甚至出现了一份关于”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提议”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安排诸如”相互祝福’主席保佑！'”、放声地，深情地”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告别时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的9项仪程，让人瞠目结舌、又惊心动魄，仿佛那个红色恐怖年代再现眼前！甚至在公开媒体上，仅是去年人们看到对稍具社会良知的南方地报系那种充满文革上纲上线思维方式的”批判”，也已经两度公然出现，
如果稍稍平复胸中的惊恐，撇去那些令人恶心的字眼，或许人们会看到，激进左派们对现状的不满和描述甚至与其他人的看法十分相似。在他们的文章里，随处可见对时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责难，对黑砖窑、黑煤矿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对官员腐败的痛斥，对利益集团当道的疾恶。然而，左派们开出的药方却仍然是早已声名狼藉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在那份”告全国人民书”中得以集中反映。此文中不分青红皂白，将改革开放的30年称之为”大复辟”，称之为毛泽东曾经宣称的”修正主义重新上台”，并称当今的中共已是”修正主义假共产党”，因而再度喊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公开号召人民展开”反复辟大革命”。
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文中那种煽情、高调、蛮横、空洞的文风并不陌生，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更是了然。真不知那些仍然以”中国人民”代言人自居的起草者们是否知晓，在这片中华大地上，即便对现状再有不满，人们也早已唾弃了那个”专政理论”，不愿再回到那个贫穷、极权、冤狱遍地的年代。而这类文字的堂皇出现，也正显示了当政者对文革灾祸至今未予清算的姑息。以此而言，当政者不啻自食其果。
当然，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对左派这类梦呓般的荒唐语言掉以轻心。因为，在这充斥不满、动荡的当下，任何可能的火星都会引发意想不到、同样难料后果的灾难。而且，激进左派们奉行的那种你死我活、斗争哲学的文革思维因仍未清理而仍有市场，极易影响积怨甚深的许多民众。在关注2009年的选择时，人们依然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四．不可忽视的”第三部门”
如果说，人们对刚刚过去的2008年有所记忆的话，那么，在汶川大地震救援活动中突然显现身手的大批NGO（非政府组织）的作为当属其中之一。他们的敏捷反应、组织程度、献身精神、所获业绩，在在都让人们耳目一新，也让一向强势的政府有所重视。
其实，在此之前，被称为政府与企业之外、”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机构在中国大陆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史了。中国进入转型期之后，各种利益搏弈日渐显明。1990年代，依然有志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人士不甘于被边缘化的处境，并日益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开始投身于以环保为内容的公益事业，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公益机构。自此之后，尽管政府部门开始持不鼓励、不支持态度，现今转而力图纳入其管辖范围，在日益增多、坚持不懈的志愿人士推进下，NGO在中国仍然得到了长足发展。据国家民政部统计，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大陆已有各类社会团体2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民政部2008年第四季度”民政事业统计季报”）。虽然与欧美民主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数量还十分弱小；这些机构规模不一，质量不等，且关注的领域也各各不同，包括有环保、助学、济困、助残、传播、维权、行业、以及关注某一特殊困难群体，等等，但是，这些大大小小NGO机构的出现，对于一向是强政府、弱社会的中国大陆而言，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即被专制和极权长期压抑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公民参与的民主形态开始成长。诚如笔者曾对汶川大地震中NGO作用的评论所言：”大陆民众正以行动表明，救灾已不再只是政府的专利和责任，同样是中国公民对他人权益、公共事务、国家发展应尽的一份义务。古云：’大难兴邦。’或许，切实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形成强大的公民力量，是中国大陆中兴大业从这一巨灾中获取的最重要得益。”
活跃于各种领域的NGO机构在走向自治、自律，并对社会生活发挥更大影响力，特别是监管的应有作用，尚有很长的路。与此同时，来自政府的种种限制、压力也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消减。但是，NGO所代表的民间力量的增长，所启动的公民意识的成长，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作用，都不容小觑。在观察中国2009年的选择时，这一力量同样值得期待。
五．沉默而日益有力的民间维权力量
近年以来，由于公私权贵对民众应有权益的侵害日渐严重，官民矛盾日益凸显，中国各地的民众维权事件层出不穷，甚至风起云涌。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这类事件呈现多发、频繁、演化迅速、充满暴力倾向等特点。许多事件更是直接针对原本是维持治安和稳定的警察。发生于汶川地震后不久的贵州瓮安事件，仅仅因为一个女学生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鉴定结果不服，便发生了大量民众围攻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暴力事件。发生于7月1日的上海杨佳袭警案，一人单刀竟然闯入警局连杀六名警察。更其惊人的是，在随后数天内，该市连续发生数起持刀袭击、威胁警察的事件。发生于7月19日的云南孟连事件，数百村民手持器械与全副武装的警察激烈冲突，警察竟然被困长达11个小时。发生于11月17日的甘肃陇南事件，民众因拆迁问题上访市委，随即触发大批民众打砸抢烧市委大院的暴力事件……
追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此类维权事件还具有愈演愈烈之势，仅从其数字的逐年增长即可见证。据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维权事件数量已由不足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另据中国社会问题研究院（CSPRA）去年12月引用光明网的一篇文章称，据公开报道的数字，维权事件在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该文还预测，2009年的这类事件年发数将达10万起。中国官方目前尚无对所谓”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的明确界定。据称，基层执行的标准”一般是指有几十人以上集中行动”。若以50人为基数， 2009年参与维权人数至少在500万人以上。以此推算，本年度，中国平均每天将有13700人参与274起维权事件，平均每个省市区将发生88起。时下中国社会之动荡不稳，仅此即可窥见一斑。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曾这样评述”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因此，将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翻译成民众维权行动，更为真实、贴切。素以温顺著称的中国民众之所以不惜冒险、起而维护自身权益，实在是因为走投无路、因而早已忍无可忍，从民怨到民怒、再到民愤。
之所以称当下的民众维权力量尚属”沉默”，是因为迄今尚未出现代表维权民众的有力组织和领袖人物，为其发出有力的声音。这是因为，当局常常对敢于出面的人士”枪打出头鸟”，予以拘捕处理；对敢于出面进行辩护的律师，也罔顾法律，予以迫害。近期媒体虽然已对民众维权事件有所报道，但往往依照官方口径，难以听到维权民众的真实诉求。即便是网络，也因为相关民众恐惧于当局的进一步迫害而不敢真实表达。这就造成了这一群体的集体失声。人们看到的只是维权事件不断发生，却难以了解其真相、全貌。这也造成了各地维权民众的分散、无助。当然，这正是当局所希望和所追求的。
民众维权行动的频繁发生无疑是民众对自身权益和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表明处于权益底层的受侵害民众已不甘于逆来顺受，已不再是万马齐喑，而是敢于出头、敢于抗争了。而且随着此类事件的增多，程度的激烈、舆情的汹汹，已迫使当局不得不改变手法，从原先动辄制造借口（如”被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冲击政府机关”，”非法聚众闹事”……），动用暴力予以镇压，而逐渐改用被杜光先生称为”2008年现象”的新办法，如承认失误，进行官民对话沟通，对失职官员问责处理，允许新闻媒体按照统一口径进行某些报道……2008年年底，主管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开宣布要慎用警力。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春节过后2月２日举行的新闻背景吹风会上甚至表示，原则上不能使用警力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这些新做法表明，在维权民众和社会舆情的压力之下，当政者正采用某种退让和妥协；这也表明，在时下中国，维权民众已经形成了一股影响未来走势的越来越强的力量，不可忽视。
当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束缚，迫使中国目前的民间维权行动往往呈现出自发性、非理性，当局处置如不当，极易演化为暴力冲突。这非但会让社会付出更大代价，更易对社会造成无谓伤害。如何使民间维权力量良性影响健康发展，负面作用逐渐减少，是摆在官民双方面前的共同重大课题。
其实，这里叙述的还只是影响中国走势较大的几种力量。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形成的多元力量远不止这五种，例如还有更为沉默的宗教力量。然而，仅此而言，如此迥异、如此对立的不同力量都在试图影响2009年中国的走势，已然表明未来中国的选择将面临多么错综复杂、多么尖锐对立的格局。
既然中国已经走入多元格局，是维持既有的革命思维（或曰文革思维），依然搞”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还是换一种思维，承认现状，和解共生？这不只是考验各种力量的政治智慧，更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上引述，各派都在宣示代表民意，都在为民着想。果真如此，那么，最为合乎民意常识的便是，百姓都想过上富足、平等、自由、安全的美好生活。相比之下，什么主义、理论、思想、制度都是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进行选择的，都只是第二位的。有了这样的共识，才有可能设计出民主、公平的程序，通过平等参与、公平竞争，通过对话沟通，共同议政，以实现民意，服务民众，革除弊端，共同为百姓谋取这样的美好生活。否则，在堂皇的为民口号下依然维持一己之私利，中国的内乱恐为时不远。当然，在这场博奕中，握有权柄的当政者无疑负有更大责任。
书生意气，难成气候。此番议论自然无法抵御恩格斯所言由”特殊的生活条件”而形成的”各种意志力”。那么，且看这些”单个的意志”经过相互冲突，将会给2009年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最终的结果”吧！
2009年2月13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