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  原:中国精英社会与农民阶层的和解之道

一、农民是永远的贱民吗?

几篇有关“农民工就业生存现状”的文章,大多是在压抑中强迫自己看下去,数次只能看个开头便不得不停下,身不由己暗自无语凝噎—-做为农民户口的传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体味着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自愧不能对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苦难有丝毫的帮助使他们的现状有所改变而无颜,久积欲发的愤懑只能伴着无奈,最后只好选­择逃避,大不了从内心送上一份祝福……

“共产主义是一种整人、打人、害人、吃人不商量也不吐骨头的制度。农民之苦,状况之惨是城镇吃商品粮的居民和中南海里不吃红烧肉的人想像不到、也看不到的。三年饥荒,农民饿殍数字为:4319万(见《安徽老年报》2005年5月25日第三版)。

二战时期的罪犯,在战败后除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外,还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受害国家人民还有权向战败国索取赔偿,而在和平环境下,被好大喜功的狂热虚荣夺去数千­万农业劳动生灵,他们去向谁索赔?”—-请给数千万个农民饿殍冤魂一个纪念吧 

 杨金声

“中国农民”,一个永久的贱民称谓,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政治咒符,做为中国最低贱也是底层的社会基石,他们在数千年历史的风雨中,在近现代百年共和的旗帜下,命­运多舛而本质依然一成未变……

“中国农民工”,一群出走埃及的的华夏“犹太”传人,一种背负先天原罪般的亡奴结局,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盛世崛起的廉价成本,他们在灯红酒绿的城市边缘,在精英们­强国梦想的遗忘症中,生存显得充满变数和无所适从……

“农民阶级”,做为中国共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和贡献者,现实中却被动地处于“三等公民”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根早就不在农村荒芜的土地上,也不在身边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前途是在摩西指引的迦南圣世,还是期冀于再一次自我索求的历史轮回中?

二、反哺农民是在还历史的欠帐

“新中国的工业史,是一部对中国农民的殖民史,农民的自主性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战略剥夺了。中国的农民,由于丧失了自主性,成为了俎上之肉。”—-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李昌平

中国一直以来“以农补工”和“以乡补城”的二元经济,托起了工业和城市的繁荣,可在工业和城市“长大成人”后,如同“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实践一样,却并­没有回过头来反哺“三农”和穷人,而是登高忘祖盘剥依旧,让农民自生自灭,等于弃之不管。

政府一直认为政局不稳是来自于外部的“敌对势力”,就如同有人习惯于把中国的经济危机归咎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等外部因素一样,从不认真思考自身的
制度原因所造成的贫富不均这个恶果。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模式,在和平时期的社会互动中,弱势的农民被彻底出卖了,沦为了盟友的脚下奴隶,同时,也不容置疑地成为了相对对立的“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

中国农民的这段血泪史,是在合法但不合情更不合理的情况下出现的。设想要是有洋人异族在中国直接操纵,则必然又会成为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理由和发端,但自家­人无论如何倾轧盘剥,也只能是“中国从此站起来、农民再次倒下去”的内政问题,最终只能由本国的被压迫者自己争取和解决。

这确实是一场“家务事”,其最终解决最主要最方便的力量还应该来自内部,即一方面来自受害者们的觉醒、争取和反抗,一方面也来自始作蛹者的良心发现和承担的勇气­,要不然,只会永远沉寂在历史的角落中不为人知。

这一切皆源自制度,即强者的法律,所认中国的现实困境不是技术性而是制度性的,需要首先开始对农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二次“解放”。此类对农民的思想解缚、政治减­压、政策回哺过程,更是对中国最基础生产力的激活过程。

为达此目的,在2.26亿“农民工”层面,政府应放松对各个层面的家长式管制,包括放开“独立工会”在内的所有民间社团的“一党化”管理,承认其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和自主性,由其自由发起­、组织和运作,使其真正成为工人与企业乃至与政府沟通和互动的中间桥梁。

在“农民”层面,要从最根本的制度上入手,用法律和人道的眼光来重新考量“三农”政策,重新认识并努力缩小新世纪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官民差别­),使农村能够真正成为让农民可以赖以繁衍生息的精神乐土,而不是年年背井离乡外出流浪的始发地……

总之,政府要以善意的赎罪的姿态来对待农民,重振其人对政府的信心,要将包括农民和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国民当成真正的“人”看待,要将原本属于国民的权利还归于民­,哪怕只是一部份,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做自己的主人,而不再总是被别人所“代表”!

主动权尚在政府手中,政府只要以切实的行动来还历史的欠帐,就可能达成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淡化与阶级的和解,使双方都能放下思想包袱从此轻装简从携手共创未来。

    三、解放农民是解放生产力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一半日新月异,另一半停滞徘徊。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了下签。生为农民,你得­付出比城里人多一倍的力气才能过上体面生活。打破城乡二元,激发中国农民的巨大潜能,请经济学家算一算,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都是农民!30年来城市与农民的纠葛  南方网

中国改革发端源于政权统治的延续机率快速下滑的关键时期,政府面对治下国将不国的凄惨局面痛下决心,首先是从农民和土地“开刀”,以一个“包产到户”的小动作,­这么一点点土地经营权的让步,仅仅是稍稍放松了那么一点点对农民的压迫,中国社会便迸发出无限的进步能量,便稳住了行将倒塌的专制大厦,就可以使中国农业的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并一直使这种强势增长势头维持了十几年,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所谓的“盛世”。

这是因为政府对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管制得太严束缚得太重,使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产生了惰性和麻木,消极应对,何来生产力?再直观现状,要是也能像当初对待农村农­民那样,放开地产权和流转权,还愁中国的农业没有活力没有竞争力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吗?

改革初期的潜力效力经过三十年的时间,增势已被利用得消失殆尽,近年的农村已感不到当前改革的任何实际成果,农民对土地失望,主要是对土地政策的失望,以此引发­大量的农民外流另寻生计。

所以农村现在迫切需要进行一场不亚于邓小平的“一次改革”的“二次改革”,彻底解决中国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土地私有化问题。值此危机重重的紧要关头,甚至称之为一­场“革命”也不为过。

中国人对前途的信心缺失,首先表现在对财富分配不公和保护不力上。对于每一个国民来说,这时候需要的是信心的基础,这个基础只有国家能给,因为
对国家有信心就是对自己对前途有信心。

本次经济危机,中国欲要提升国内消费市场的设想,想必首先是要振兴多年来未曾繁荣过的农村市场。

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

所以,只有让农民有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本钱,形成良性的循环经济,才是解决农村发展瓶颈的根本。具体从技术面上说,就是政府要放松管制,减少税费,解决土地产权­,以改善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让他们有足够的生产自主权和生存自决权。

这种政府放权过程,是从“大政府小社会”转变到“小政府大社会”的过程,同样适用于其它政经改革领域。

道理是如此简单而明了,其它任何修修补补的表面功夫皆不能使中国现有困境得以缓解。但因为涉及到权力和利益,加之缺乏承担的勇气和魄力,而农民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所以才被人为无限期地滞后了。问题在于,这样长久下去,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农民,同时也还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政策制定者们。

    四、改革制度,重塑公民

“要维持王朝的统治,却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获得民众的支持是上选,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民众某种程度的默认或容忍,否则王朝很难维持统治。”
—晚清改革与革命的互动  迟云飞
 刘文丽

“既然自喻盛世崛起,本当春和景明,天下无贼才是,为何又贼匪四起,处处狼烟,不时发沉沦之叹呢?一场小小的经济危机,对一个超级政治大国来说,根本无足轻重,现在何以引来如此风声鹤唳之危,寝食难安之变?众人皆知其深层原因决非经济本身,而在乎其外也。其外为何?自做孽求报因之自私极权制度也。早知有今日之难,何必当初走此­自残之路?其前承马列之祖,后继传统之恶,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也。

政府的治国理念是维护自己对于政权的绝对控制,而政权的象征之一就是财富。当执政利益受到威胁时,不论任何系统都必须服从,而牺牲发展乃至国民福祉,则是其一贯的原则。

建国以来的60年花甲之年,因为统治者一直大权独据高高在上,享有着奴隶主的尊荣,却视普通国人为贱人,不值得享有民主之福,因此总是一推再推,错过了无数次国人给予其悔过自新的机会,等到奴隶或将要起来造反的最后时刻,才有所警觉,但因其制度性的固执,仍不能彻底洗心革面与民同荣。

在天天鼓吹建立公民社会的今天,强势执政者甚至还没有一点为公民社会服务的想法和冲动,还不知道治下的百姓当中的农民和其中分离出来的农民工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个具有合法社会政治地位的公民,更不懂得尊重他们所应有的公民权利,而是将他们一贯地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奴才。

这是一个悲剧。时不时喊一下“民主、人权”的口号,无非是为了应付一下外边的压力,在政治上赶一下进髦扮一下时尚而已,免得被外人说自己是“土鳖”。可这样继续发展下来的结果必然是,不但中国百姓难以进化­为现代公民,就连统治者自己也永远只能做真正的“土鳖”了。

“社会在转型期,政府与公民,强势必将不再强,弱势必将不再弱。当此历史性的强弱易势之际,平稳过渡进入公民社会的做法便是强者示弱,弱者渐强。假设会突然变成公民社会——就算我有这种“一步跨进公民社会”的幼稚病,就不担心社会一下子进入真空状态?”—-金羊网-羊城晚报  刘洪波

毫无疑问,政治上中国阶级的和解现在取决于代表权贵阶级利益的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社会忍耐达到极限之前对现有利益有所放弃,对弱势有所妥协,以“取富济贫”之法­拉近和消除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这是对政府改革真诚度的一个考验,也是对自己先天、后天所有罪孽的反省和救赎,或可使被剥夺阶级再次认可其执政合法性,进而达到­社会共容的目的。

2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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