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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4年的《杂书过眼录》相比，今年这本《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辑》似乎更让谢泳满意一些，至少没有为求“厚重”而强塞不相干的东西。这可说是一个学者的洁癖和自信。当然，在我们读者看来，两本书一样隽永耐读，少了哪本都使不得。
杂书过眼录，多为读书笔记，并且多与旧书有关。感觉当中，谢泳是个很怀旧的人，喜欢谈“旧人旧事”，多读且喜读旧书也就顺理成章了。一如他在《杂书过眼录。自序》中所说：“我平时对旧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把它们从历史尘埃中带回到现实中来。”这表明谢泳不是为怀旧而怀旧，而毋宁是读旧书想新事。这些旧书确实很杂，但大体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偶尔有一两册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是从人文角度来读的。事实上，谢泳是在为他心目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收集资料，至少是想以自己亲炙第一手材料来修正和丰富既有认知，而这些读书笔记，则是“从一个小的视角打量中国现代学术的历程，‘以便’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前辈曾经做过怎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在什么样的历史情景中完成自己的学术工作”。须知，谢泳对“笔记式研究”（读书笔记也是学术工作）是有相当自觉的。
谢泳读书不是为旧而旧，为杂而杂，特别是就后者来说，只有心中预存一个统系，才能收“杂取种种，合为一个”之功。这个道理可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关系中得到说明。粗略地讲，已有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著作是间接史料，而相关的档案、日记、书信等原始记录则是直接史料。“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进一步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显然，谢泳定然是对现有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著作不满意，才去收集和解读第一手材料的，但若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没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对成说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又怎能从旧书摊上发现有用的东西？这些杂书，作为“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同见上引傅著），尤其是有些旧书并不为人所知。历史研究无非两途，一是有新观点，一是有新史料，谢泳似乎偏重后者，而揆诸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大背景，致力于收集史料的意义更为现实也更为长远。
收集和解读史料有年，谢泳自然别有心得，其中之一是：“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比如，对于张爱玲当年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和一些研究者的看法就各不相同。杨静远的《让庐日记》在1942年8月5日和6日条下记载了她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得奖的情况。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条材料可以为陈子善的研究（通过看原始的《西风》杂志还原了这件事的真相）做个旁证（《读杨静远〈让庐日记〉》）。一般来说，研究张爱玲的人哪里会想到去看杨静远的日记呢，但偏偏后者就有助于前者，若不是广泛阅读，又若不是问题中人，怎能有这意外的收获？这也印证了谢泳的另一句话：“有些杂书，旁人看起来毫无用处，但在有些人眼中却是非常珍贵，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不同情怀和知识准备的人眼中意义很不相同。”（《读〈江南实业参观记〉》）
读杂书作笔记是学术工作，也可以是放松工作。作为一个学者，“职业的读书，有时候很累，因为不是以趣味为主。最好的读书是以趣味为中心，没有任何趣味以外的目的”（《读〈颜惠庆自传〉》）。谁云不然？李零甚至以“放虎归山”来比喻自己对读闲（杂）书的渴望。谢泳说：“这些书……放在手边，有时候工作累了，就随手拿一册过来翻看。”（《杂书过眼录。自序》）何其惬意！而谢泳的这些文字也尽是随看随写，全然没有学术文章古板枯燥的毛病，有的篇什甚至非常有趣。比如《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一文，就让人看得“性致”盎然。谢泳认为，对钱锺书的散文和小说来说，大体可以做出无“性”不成书的判断。这个判断确乎有点让人“震撼”，但看了文中列出的若干条例证，也就由不得你说“这太不严肃”。谢泳进而指出，“除了个性和语言习惯外，钱锺书文字中习惯用‘性’比喻，与钱锺书对人的理解与评价有关……在钱锺书看来，没有比用‘性’比喻更能深入揭示人性的弱点，更对人生具有讽刺意味的。”这真是一篇提神的文字，八卦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
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仅从两辑“杂书过眼录”来看，谢泳读过的杂书就有上百种，而他这般嗜好“杂食”绝非为了消遣和热闹，而是因为看出了其中的门道。门道在握，岂惧乎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