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塑像（贺卫方摄于海德堡，2008年秋）
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又有了一个杨武能先生的译本（浙江文艺2004），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比起朱光潜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更加注意语言的浅显流畅（或许跟近三十年间我们语言本身的变迁也有些关系吧），同时内容的挑选也带有杨先生自己的趣味。粗读一过，感觉很好。尽管极个别字句还可以再斟酌，例如页138，“说话间已快打六点，歌德觉得是找住宿的时候了，于是去他请人定了房间的大熊旅社。”这几句不是对话，而是描述性的话语，“已快打六点”就稍觉过于口语化。“去他请人”云云也有点别扭。还有页62，歌德谈及剧院招募新演员，“如果一个新演员先前已经挺有名，那我就让他登台，看他能不能适应其他人，看他的表演风格干不干扰咱们剧院的风格，或者通过他恰好能弥补剧院的不足。”对照朱译本：“如果新演员原先已有好声望，我就让他表演，看他能否与其他演员合拍，他的表演作风是否扰乱整体，看他能否弥补缺陷。”（人民文学1978年版页74）可以看出，杨译本有强烈的口语化倾向，不过想到歌德属于大文豪级别的人物，即便日常口语或许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书面化。像“干不干扰”这样的措辞，像“咱们”这样的人称，我还是觉得有些太走通俗一路。朱译本虽然有些书卷气气，但是读起来那样的风格还是与歌德的身份很般配的。
《歌德谈话录》尽管篇幅不大，但是真正是涉猎极广，持论发人深省。例如，歌德对于统治之术就颇多议论。他甚至会忽发奇地谈到假如他做了君主会怎样治国。“历史上出现过成百上千的才俊之士，年纪轻轻就要么在朝廷要么在疆场上声名远播，建立了赫赫功业。我要当上了国君，就决不会把自己最重要的职位给那些仅凭出身和资历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人，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习惯慢腾腾地走老路，自然干不出多少像样的事情。我喜欢用年轻人——但必须富于潜力，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同时还要胸怀大志，品行高尚。如此一来，治理国家和领导人民，就不啻为一种乐趣！”（杨译本页148-9）
对于社会变革，歌德的见解同样值得我们记取。在见到艾克曼不久，他就讨论过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排斥态度。不过他也明确地表明对专制统治的反对。“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只要政府始终维护正义，始终头脑清醒，能够适时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不是一直顽抗到非要由下面来逼迫你干必须干的事情，这样子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杨译本页21）
这样的道理一点也不艰深，可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是有那些统治者干蠢事，对于改革诉求一味地压制，激烈的批评当然是以敌对的态度对待，善意的规劝也轻则充耳不闻，重则说你别有用心，不断地把自己的朋友推到敌人那一边，使得社会危机无法通过改良的方式克服，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引发革命。难道说，有些国家就注定不能摆脱通过剧烈的杀戮实现改朝换代，但是换来的统治者又走老路的宿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