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一封署名“劳佑”的来信。“劳佑”应当是谐音“老右”，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写信人就是一位老右。劳佑先生说：你们最近要求补偿“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一位老右竟然说这样的话，实在匪夷所思。他的理由是：“一个70多80岁的人已经吃不多，走不快，衣食住行要求已经不高，况且没有在此前因贫病交加而去世而能活到今天，也可以算经过‘物竞天择’的考验了。到了现在补你几万、几十万元，又有什么用？说到给孩子留钱，看来如果孩子需要这笔钱，这个孩子也大多是出息不大的，而不劳而得来的钱对孩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场运动对我们造成的损失和伤害是巨大的到多少钱也补偿不来的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被冤屈的很苦，而且要求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看来策略应当改一下，不要用‘敌对’的口气，似乎更有利一些。”
劳佑先生是化名来信，因此我公开答复，大概他不会认为有所冒犯或侵犯。
首先应当明确，现在我们要求补发工资是历史的正义要求。近日《观察》网上吴庸、铁流、严家伟诸位驳难的就是这个问题。吴庸先生说：“向执政党公开索赔很有必要。这是向他们申明‘右派’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告诉他们有笔账挂着，是他们的欠账，他们处于法理上的被告席位。告诉他们：账是赖不掉的，拖欠一日就增加一日赖账责任，就增加一分赖账罪过。天理昭昭，众目睽睽，妄图不言不语、不声不响地躲过去，恰恰是向全世界暴露当政者对百姓不仁不义的形像。通过公开索赔，公众可以看到这伙人无法狡辩，无法抵赖，无法遮掩，无法逃遁……”。（《再说“右派”索赔》）这里讲索赔完全符合权利、道义、法理。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的罪恶，是共产党的耻辱。历史耻辱柱上将永远镌刻着这人类文明史上蒙羞的一页。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局始终没有公开地施用暴力打压。他们大概是知道理亏，越打压越激起民愤，激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那么，从经济上来说，要求补偿赔偿是否就没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老右们经济上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呢？
现在苟活于世的老右，经过30年的变迁，经济条件高低好坏相差极大，总的说来，好的少，不好的多。对于一部分经济困难的老年右派来说，一笔突然降临的补偿，的确可以缓解燃眉之急。现在呼声最急的是西部地区的老右。他们现在多数人的退休金在千元左右或之上。据我所知，超过2000元的极少。收入越低的人，养家活口的负担越重。他们许多人打了右派之后发配农村，子女上学升学都受到歧视，很少受到较好的教育，恢复高考之后，多数没有升入大学深造，因此现在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的很多。老伴很多也是农村户口，需要依靠这点工资抚养。因此有的人还有支助第二代第三代的任务，一旦得病，简直是家庭的灾难。
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右派“改正”之后，工资固然恢复原有级别，但是和从前那些同事们相比，特别是和依靠打右派而升官进爵的人相比，更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所以退休金多数不高。至于个别特殊情况的人，就更是低得离谱。这部分人听说我们发起申诉之后，互相奔走相告，积极要求署名，一再表示不怕因为署名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他们真是望眼欲穿啊！
现在，治病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以我的老伴来说，她现在是肾癌术后复发，尿毒症，心肾衰竭，因此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要住院治疗抢救，每天的医疗费平均高于1000元，个人一般负担20%，这样每个月就不少于3000元，加上保姆费2000元，因此虽然她的退休金达到4000元（中学高级教师，未打右派），但仍不敷需要。这几年她已经花了十好几万元医疗费，往后她再做血液透析，仅此一项，每年最少50000元。我个人的收入是4300元，因此均匀起来才可以承担。再说，我也是肺癌患者，也要花钱。以己度人，想想那些报销医疗费很难的单位，自己收入又少的老右们，如果得了大病重病，该会多么困难。因此盼星星，盼月亮，想要得到补发工资应该是多数老右的现实需要。他们谁不想敝屣金钱呢？可是在如今这个有钱没钱就是不一样的社会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希望得到这么一点以生命、青春、荣誉、尊严、良心遭到蹂躏、摧残、羞辱、屈辱换来的钱，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能救急救穷，我看没有可以非议的。对于那些处于艰难度日的老右来说，这个钱，确实有实际意义。
2007年我根据广西百色地区一些老右的来信，写了《百色地区老右晚景凄惨》一文发表。请容我再引述文中的一些例子：
７６岁的黄彩明说：“如今年老多病，身体残疾缠身，走路拿拐棍，经常吃药打针来维持生命。”
７７岁的陈盛昌说：“目前生活养老金600多元，年老多病，经常吃药打针，市场物价样样上涨，生活极端困难啊！”
黄永珠的遗孀、７４岁的廖美化说：“目前市场物价天天上涨，三个孩子全部下岗失业，三个儿媳妇个个没有田地粮食收入，只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也没有得到享受低保的照顾，困难重重，特要求上级领导同志，关心关怀，给予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正义的同等待遇，以平安度晚年。我们夫妇和子女在经济上和精神细胞不知损失了多少，真是凄凉万分，不可思议。”
黄永善的遗孀陆梅花说：“这漫长受冤蒙屈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伤痕累累，对于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不可估量。应由国家按赔偿法给于解决所有的损失。在和谐社会经济繁荣的今天，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正义、良好的气氛，共同奔向小康幸福生活吧。”
现年８０岁的梁定由说：“目前我已80岁高龄了，难道还能活多少年呢？快要死的人了，敬请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关心老干部生活困难疾苦，一视同仁，公平正义，合理的待遇，以度晚年生活能多活三、五年或十年八年，看看祖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实为感激不尽。”
他们的境遇大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代表身处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老右们现在的处境。
我看劳佑先生是属于老右中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一类人，可能对于那些至今仍然穷困潦倒的老右，不大了解，感受不多，可以理解。不过劳佑先生指责我们用了“敌对口气”维权，策略不当，未免有点过甚。我们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提出要求本身就证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受到指责的企图。请问在策略上还能怎么表达呢？据我所知，许多老右直接给中央写信，或者请所在单位党支部逐级上交，结果也是石沉大海。反右运动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唯恐普天下的人众不知其事，现在有人埋怨我们闹得天下皆知，被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许多指责我们的人，反右的时候或者懵懂无知，或者还没有出生，没有经历反右运动，如今舆论又封杀历史，所以对于反右运动没有一点感受。
我们的上书，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合理合法。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在一个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社会里，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整得死去活来22年，然后不予补发工资，逼得我们说了几句重话狠话，怎么能叫“敌对口气”呢？也许劳佑先生自己被整怕了，自己还沉浸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中，同时也是为我们好，怕我们受到报复，给我们提个醒。现在北京正在开“两会”。钟南山先生批评许多代表“十分钟发言，八分钟歌功颂德”。难道我们这些被折腾了半个世纪的老右派们，半数以上的人被劳教劳改，许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人承受不了打击折磨羞辱而自尽，许多人饿死在夹边沟等劳改地，今天在上书要求补发工资的时候，也得“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三句不离“歌功颂德”，还要说反右是“正确的”吗？
但是，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就是用“敌对口气”说话也没有什么罪过。我想这个文明社会的简单道理，现在在台上的诸公，包括胡温二位，已经明白，所以他们至今没有下令抓捕我们，以“敌对”言论罪、以煽动颠覆罪治罪我们，仅仅只是监控、抄家、扣留护照、软禁、跟踪、禁止聚会等等。我个人自费印刷了《历史大视野》第一集第二集各1000册，准备赠送朋友，马上被抄走，同时还抄走了电脑、护照等物，至今已经一年半有余，拒绝发还。他们几年来拒绝正面回应我们的要求，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示拒绝。今天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确实是扩大了，这其中就有我们这群老右以身试法的功劳。2005年，史若平和我等几位难友发起上书的时候，不知会受到什么灾难，许多人还畏畏缩缩，可是现在星星之火，已经燎原。言论自由的空间不是当局恩赐的，是我们自己“撑大”的。劳佑先生没有感受到气候的变化，还是停留在历史的恐惧中，看到别人说了几句真话实话，竟然敢于向当权者叫板，感觉到的就是“敌意”，实在是中毒太深，吓怕了。不过比较起来还有胆子更小的呢：有的老右朋友，竟然不敢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和我说话，害怕空气中有眼睛有耳朵。
劳佑先生担心，有的人得到几万、几十万的补偿有什么用。说句笑话，你看多少贪官贪污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他们拿去怎么用呀？现在你就为梦想中可能得到的几万、几十万发愁，未免有点自作多情。这就叫做“多情反被无情恼”。（2009-3-11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