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胡耀邦去世二十周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无数的人怀念他，这其实就是最好的纪念。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百姓，其实是没有资格说纪念他的话的，可此时此刻，忽然想起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曾写过一首赞颂胡耀邦的诗歌，末尾一句是“活在人心便永生”。那么，就让胡耀邦活在更多的公民心中吧。谨以此文纪念耀邦逝世二十周年。
2009年4月3日记
曾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2002年第六期的封二上读到李普先生的《胡耀邦何以不敢想下去》，文章超短，请允许我再复述一下：1977年，胡耀邦还在“台下”时，说到1957年反右派以来，毛泽东不断搞阶级斗争，胡耀邦说：“自己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还不断反省这种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从《炎黄春秋》上一篇别人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引了这几句话后，李普先生接着感叹道：“胡耀邦是个肯用脑筋的人，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后来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证明他是个高瞻远瞩、敢做敢为的人。何以这样一个人尚且如此！按理说，中央委员更应当想问题，为什么反而更不敢想了呢？”李普先生的短文到此戛然而止。
不知是李普先生不想来回答自己的问题还是故意给读者卖个“关子”，依我想，这样的问题李普先生绝不会回答不出来。现在不管怎么说，李普先生既然没有回答，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来说几句。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如果还是不能讲真话，不能讲实话，不允许说出个人想说的话，我这几句话说了也还是白说，出不来。一说到这里，我就又想起已经去世十多年的我国老一代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开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有过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反正我没见过。钟先生又逝去多年，别说我们没有见到过那种连“白马非马”、“子非鱼”等居然也可算“一家之言”的“百家争鸣”，就是最起码的大家都可说真话，最起码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又有谁见过呢？我想只要说人话，就不难回答我这个问题。真的很悲哀！
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要顽强地表达我自己的意思。
胡耀邦之所以“不敢多想下去”，正好证明，从那时，甚至从比那时更早的时候，“党内”就已经弥漫了“封建氤氲”，就有了专制的影子。王实味是因什么死的？作家丁玲又是因什么在延安受到批判的？所谓“还我王实味来”，实在是一个愚人的说笑。不然事后为何不追查？那有些人早就嗅出了“封建”的气息，早就领会了“主席”的思想和意图。大半个世纪难道不是这样吗？只要你执行的是“主席”的意图，执行的是正吃香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就是“左”到了天上去，你也还是万事大吉，保你平安无事！你听说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彻底追查和清算过“左”的罪行呢？已经证明是完全错了的“打右派”，在几十年之后由于某个领导人的几句话，不也还是只能说它是仅仅“扩大化”了吗？既然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封建的意味有了专制的影子，那么，到了1957年，说良心话，中央绝大部分委员早已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甚至已经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时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党员，是一个中央委员，不如说一个个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到了“臣”的位置上。而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不就是“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吗？既为人臣，岂可不忠？
仅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中央委员，除了像彭德怀、黄克诚少数几个还敢于有点个人思考的人，除了像林彪、康生等极少数怀有“贰心”或是“奸臣”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忠臣”，若再按“封建道德”来论，皆可圈可点。然而“坏就坏在”我们是“人民民主共和国”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无数革命志士的浴血奋斗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封建打倒专制的呀！别说中央委员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先锋队分子，对党的领袖对“主席”也应该是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啊。而作为已经不是皇帝的“主席”，对自己的战友对自己的同志也应该是平等的呀，也应该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呀！怎么会弄到连一个中央委员这样的高官居然也“不敢多想下去”呢？可以说，不管毛泽东当时主观怎么想，只要造成了连一个中央委员这种“先锋队”中的先锋队分子也“不敢多想下去”这样一种局面，就可以认定他实行的绝非是什么民主。不然胡耀邦也就不会想到什么“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甚至想，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央委员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公民敢于思考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遇罗克不会有张志新不会有林昭不会有李九莲，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所认识的顾准。
说到这里，对李普先生提出的问题似乎应该算是“回答完毕”。其实不然。比如单从李普先生的文章来看，好像胡耀邦在“主席”去世后忽然胆子大了起来，敢说敢干了。真是这样吗？我不这样看。胡耀邦之所以敢那样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之所以敢于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要是不仅当时的领导人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和专制（没有那样大的权威，就是想像毛泽东那样专制也专制不起来。否则，别说一个胡耀邦，就是有十个百个，也同样只能是噤若寒蝉），有些话已不能“算数”，尤其是有很多说话有极大分量的中央“老同志”如叶剑英等，是支持他的，而他所做的也正是为了当时已得民心而后来证明是顶天立地的人物的复出，因此也就显得他好像是毫无畏惧、“敢做敢为”了。当然，现在已盖棺论定，我也完全赞同李普先生所说的，胡耀邦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尤其在当时能有那种举动，实在难能可贵，没有一点胆识的人是做不出来的。但如果实事求是，为了我们的历史减少一点糊涂账，我们只要看胡耀邦“下台”后，又再一次处在一种至少不同于1977年的情形时，胡耀邦不是就不再“敢做敢为”不再“有所作为”了吗？这自然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包括评价像我十分尊敬地胡耀邦这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同时也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附记：稿子敲出没几天，读到2002年7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一位作者写他读《二十世纪反思》的读后感，题目叫《品尝回忆的苦酒》。其中谈到苏联一些人物的悲剧时，文章作者以当年苏联政要莫洛托夫为代表，对苏共党内生活的严重异化进行了深度剖析，指出当时苏联的领导层中确有一些人的灵魂被所谓革命信仰和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而“扭曲得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了，“甚至认为斯大林如把自己杀了，也是有理的”，也是“革命的需要”、“维护领袖权威”的需要。由此，《二十世纪反思》的作者感慨道：“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这样的人物，我们也似曾相识，不是个别的，也不是苏联独有。”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无论从彭德怀、周恩来还是胡耀邦，甚至从还有不少中央委员的身上，我们不是也能看到那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吗？只是“现象”的深浅不同罢了。过去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就是这么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