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 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米特维克先生领我们走上二楼，路德朴素的书房和其他房间仍然按照原来的样子保存着。路德刚到这里的时候，只是五十多个修士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宗教改革的风暴之后，其他修士离开了，选帝侯便将整个修道院都送给路德。这样，路德一家可以从容地安置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厅等房间。虽然家具简单，但空间却颇为宽阔。中间的那个最大的房间，是路德的会客室，有木窗棂和巨型的瓷烤炉——即那个时代的暖气设备。路德家的瓷烤炉虽然比不上我参观过的德国许多王宫内瓷烤炉的精美，却已经算是一件奢侈品了。路德和朋友及学生们在此进行了无数的对话和讨论，这些“桌边谈话”后来被人们整理出来，至今读来仍然饶有趣味。米特维克先生说，这里的物品都是当年的原物，虽然只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对于德国人来说已经弥足珍贵了。最为幸运的是，二战的轰炸几乎没有对这里造成什么伤害。

在伟人的背后，有一名同样了不起的妻子。路德与凯瑟琳尽享天伦之乐：有时候，路德会逗凯瑟琳说她话太多；她会半开玩笑地威胁说要回修道院去。凯瑟琳炽热的烤炉提醒路德上帝是个炽烈的爱的熔炉，他的狗托佩目光坚定地盯着主人手中的一块肉，不让任何事转移它的注意力——路德说：“如果我能够像这只狗一样盯着肉一样恒切地祷告该多好！”5 在外出讲道的时候，路德给妻子写了许多热情洋溢书信，其心态宛如热恋中的少年人，还有些信件充满了幽默感，有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我至亲至爱的家庭主妇凯瑟琳?路德太太，女博士，养猪场的管家以及所有可以表彰她的技能”。正如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的作者，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培登指出的那样：“这人对自己同胞的影响，最根深蒂固的是在家庭中。家庭事实上是改教运动深刻影响的唯一生活范围。经济走向资本主义之路。政治走向专制主义之路。但家庭接受了列祖亲切而且敬虔作风的质素，那是路德为他自己的家人所定的模式。”这种夫唱妇和的生活，成为德国人心目中的典范，

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

二零一七年是路德改教五百周年，虽然现在离二零零七年还有好几年时间，但威登堡方面已经开始认真准备各项纪念活动了。在路德故居的大楼上，挂出了关于届时将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的巨大横幅。米特维克说，全世界的神学家都在准备论文。如果说路德对于其他地方的新教徒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和遥远的时代的伟人；那么，对于威登堡人来说，路德就在他们身边。有一位德国史家说过，三百年来只有一个德国人真正了解路德，那人便是巴赫。而在基督教的思想大师当中，若想找与路德等量齐观、“能与上帝摔跤”的信心伟人，就只有犹太的使徒保罗、拉丁的奥古斯丁、法国的帕斯卡尔，丹麦的齐克果，瑞士的加尔文，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的约翰?班扬，以及美国的爱德华滋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在路德故居的一楼，是一间纪念品的商店。我购买了一副画家克拉赫尔绘制的路德肖像。这是路德本人最喜欢的一幅肖像：画面上的是五十岁的路德，他已经稍稍发胖了，目光沉静而不乏肃穆。他不再是那个瘦弱的青年修士，俨然有了一代宗师的气度。克拉赫尔是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画家，也是路德的邻居和好友。他不仅是一名职业画家，而且经营餐厅和旅店，还当选过市长。有意思的是，克拉赫尔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画家。

米特维克先生说，威登堡不是德国最有名的旅游城市，这里没有宏伟的古代建筑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唯有马丁?路德。最近几年，来威登堡参观的世界各国的新教徒越来越多，亚洲人中有很多是韩国的基督徒，他本人就接待过若干个韩国教会的代表团。不过，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客人。他从德国的媒体上了解到，近些年来中国教会的发展极为迅速。

我告诉米特维克先生，中国家庭教会在政府的打压之下仍然发展迅猛，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祝福。中国的教徒大约有七八千万人，跟德国的总人口差不多。他说，他在东德生活了几十年，当然知道共产党政权的宗教政策是怎样的。但他听到中国基督徒的数字，不禁大为惊叹。我告诉他，中国的家庭教会正在经历一个公开化与合法化的过程，等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到路德之城来参观，那时你将会接待络绎不绝的中国客人。

从路德故居出来，便走上了威登堡的主街——学院路，两边都是精美的小店，咖啡馆和餐厅，虽然略显萧瑟，却井井有条。威登堡只能算一座“迷你型”的小城，却有王者之风，这是因为德国的许多小城都源于神圣罗马帝国，有一种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唯我独尊”的自信。谈话间，我插话说：“威登堡当地教会的现状如何呢？”米特维克先生坦率地回答说，威登堡的教会大都不太兴旺，首先是因为这里原属东德地区，在共产主义统治时代，教会受到各种有形无形之压力，信徒流失严重，统一之后仍未恢复元气。其次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不太景气，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去西部的大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了，教会后继无人。这种情形有点像中国内地的现状。谈到威登堡的未来，这位落叶归根的老人不禁忧心忡忡。

碰巧的是，我们在路上偶遇了一名来自美国路德宗教会的宣教士。这位女士来此好几年了，与米特维克先生很熟悉，毕竟这是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城。这位热情而爽朗的美国女士，在路口便与我们高声攀谈起来，一看便与拘谨内向的当地居民不同。她告诉我们，她一边在大学图书馆研究路德的神学思想，一边带领当地一个小小的团契。倘若路德复生，发现威登堡——这座当年是全世界新教中心的城市，如今教徒比例仅有百分之二十，居然需要由彼岸的美国派遣宣教士来帮助，不知该作何感想呢？

穿过立有路德及梅兰希顿铜像的集市广场，便可看到马利亚教堂。这是威登堡最古老的建筑。路德曾在此讲道多年。再往前走，便是城堡教堂——教堂的大门比教堂更加有名，因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便贴在大门上。当时，这座教堂刚刚开幕，大门是学者们发布各种信息的中心，路德贴出的论纲立即吸引了许多学生和教师阅读。当年路德张贴论纲的那扇木制大门已经在“七年战争”中被烧毁了，如今看到的大门是一八五八年用青铜仿制的。

当教宗向全欧洲的信徒出售赎罪券的时候，当修士台尔彻作为“委托代办”宣称“钱币叮当一声落入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的时候，路德意识到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即使所有神职人员和信徒都沉默，他亦不能沉默。路德清楚自己的位置与责任，他是神学博士、大学教授、护教者。他受到上帝的启示将神学作了新发展，所以有了起来反抗的冲动。当然，他并不是没有察觉到脚掌所踏之地的危险。经过一番犹疑和挣扎之后，他写了一系列论题——这就是被称为《辩赎罪券之效力》的九十五条论纲。路德指出，教宗无权赦免人的罪责，人们通过购买赦罪券来免罪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篇论纲表面上没有可能引起骚乱或造反的文字。却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人们小心掩饰着的对贪婪的罗马教廷的蔑视。

也许连路德本人都没有料到，他在这扇大门上贴出论纲的举动，不仅将改变德国的政治版图，更新数以千万基督徒的信仰内容，而且将撼动罗马教会横亘整个中世纪的、统治整个欧洲的历史。米特维克先生说，路德没有选择私下里或在教会内部讨论这些问题，而是选择将他的意见贴在教堂的大门上，这是一种公开化的策略，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路德将论纲贴在教堂被用作公告板的正门上——这个问题由此提上了大学内外的学术讨论会的桌面上。”6 这表明路德深切地认识到个人的言论必须公开化才有力量，没有被读者阅读的文章只是死的文章，不能影响他人的思想自然也就无法改变世界。

那个时代没有大众媒体，更没有互联网，那个时代的信息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如同中国的武侠小说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说法“江湖上传说……”。路德的举动就像今天的人们在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自己的观点并寻求不同意见一样。虽然路德将一份论纲的副本寄给了该地区教会系统的最高统治者阿尔布雷希大主教，并附函劝他停止赎罪券的买卖；但路德并没有要让论纲“保密”的念头，他有意通过这种“大字报”的方式让其成为一桩公共事件。路德在论纲的开头写道：“因热切爱慕真理，渴望能弘扬真理，文学及神学硕士和常任神学讲师马丁?路德神甫将于威登堡主持关于下列论题的争鸣。诚望不能参与口头辩论之士，可用书面形式发表意见。”7 在路德看来，真理不能用某种封闭的方式、由一小部分人来讨论并确立。他用这样一种没有退路的方式，打破了教会内部少数人对真理的垄断。

米特维克先生说，就张贴论纲的行为来看，路德不仅是信仰自由的先驱，更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理解路德。无疑，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当一名信仰者不能公开表达与传扬其信仰的时候，信仰自由便是空中楼阁，便是不完全的和受限制的。路德在反驳教宗谕令的宣告中说：“我的愿望是让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意见。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教宗还从未有一次使用圣经反驳，也未与反对他的任何人的言论、著作和行为进行辨理。但是他却一直采用镇压、放逐和火刑的手段，用武力与禁令。或者通过各国国王，或利用其党徒进行遏制，或者以虚伪的言词和骗局进行欺压。”8 他认为，任何人，包括教宗都不能擅自宣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更不能以暴力强迫别人接受或放弃真理。他又说：“既然真理与公义历来不禁绝公议，那么乐于接受检查和审判就是光明磊落的表现。”9 路德相信，“公议”是人们抵达真理的必要途径，真理不能被幽禁在密室之中。

“这是我的立场”

到了这一阶段，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不是威登堡这座小城及其最高统治者腓特烈选帝侯所能容纳下的了。整个德国上上下下都在讨论路德惊世骇俗的论点。德意志的诸侯们发现，路德为他们提供了对抗罗马教廷的思想资源，他们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罗马方面也发出越来越严厉的指令，要求将路德押送到教廷。新上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夹在拥护路德的诸侯和要求将路德绳之以法的教宗之间，不知所措。在诸侯们的建议下，他命令召开帝国会议，由他本人亲自出席，倾听路德的主张。于是，路德被召到沃尔姆斯。

我在马丁?路德的这间小小的书房里，遥想当年他与德皇的会面的场景。这个矿工的儿子，这个从小受到父亲虐待还带着心灵创伤的修士，居然与皇帝平等地站在一起。二十二岁的查理五世与三十七岁的路德，是两个多么不一样的人啊：一个衣着华美，一个衣着朴素；一个面色红润，一个面色苍白；一个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一个是既无权势也无财产的普通修士。他们本来不会有会面的可能，但上帝的安排如此奇妙，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在大厅内见面了，在德意志的历史上，“代表政权的国家人物和代表精神思想界人物从来没有如此面对面地互相揣摩对方的外表和内在的力量，进行直接的较量”。10 初次会面，彼此都深怀成见：皇帝将路德看作是疯疯癫癫的农民，而路德将皇帝看作是头脑简单的孩子。

在第二天的召见中，路德先用优美的拉丁文论述其神学观点。皇帝要求他用简单的德文阐述之。于是，路德说出了那段改变历史的话：“除非我发现我有违背圣经或犯有其他证据确凿的罪行，否则我将一如既往，绝不放弃我的观点，我的良心将因为我的行动符合上帝的教导而感到安宁。”在路德心中，唯有上帝是绝对的真理的代表，基督徒的自由来自于他对真理的追求。培登在《这是我的立场》一书中指出，此时此刻，路德不再在风吹残叶的响声中战粟，相反，他能站在暴风雨中嘲笑雷轰和闪电。是这种力量，使他坦然说出：“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门。”这句话是用德语说的，有人要求他用拉丁语再说一遍，于是他又用拉丁语肯定了这一结论，并高举双臂，作骑士胜利的姿态。

路德的论点孰是孰非，性格软弱的查理五世没有作出清晰的评判。如果他将路德逮捕甚至送给罗马教廷，那么路德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他会因此得罪德意志的诸侯及民众，他的皇冠便不能戴得稳稳当当的了；如果选择他站在路德这一边，那么罗马教廷，以及支持罗马教宗的法国、西班牙等国，便立即会将他当作叛教的敌人。因此，查理五世听完路德的宣告之后，选择了一种最巧妙的方式来应对：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大厅，留下路德一个人在那里喃喃自语：“我站在那里，动不了了，上帝帮助我，阿门！”路德走出大厅的时候，外面的大部分人都热烈鼓掌，向这名卑微却大无畏的修士道贺；也有少数人叫喊着：“绞死他！”。皇帝、路德、路德的论敌艾克博士以及所有的旁观者都没有意识到，中世纪的帷幕已经被路德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个裂口还将继续扩大。

十六世纪是路德的世纪，弹丸之地的威登堡则是路德撬动欧洲的杠杆。一时之间，这座呵护路德的小城让多少欧洲的名都大邑都黯然失色。历史学家指出：“我们看到，通过一个人内心发展的狭窄隘道，欧洲历史经历了一场重大转变。”事态的发展影响着路德，推动他承担起这一时代所有革命力量的领导角色。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呼，德意志的任何一个王公贵族、文人学者都没有获得这样崇高的荣誉。看似坚不可摧的罗马教廷的权威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紧接着，每一事件都像波浪一般，挟带着路德向前进，使他远远地超过了他先前的立场。他读的每一本书，交的每一位朋友，都为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那是历史上非常少有的时刻之一，在那种时刻，一个时代的少有形形色色的趋势似乎不仅仅通过一个人物表现出来，而且用这样一种方式塑造了那个人物，以致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东西属于他个人，哪些是属于既造就又同化了他的、同时受益于他的那个变化无端的世界。”11 路德已经与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近代历史融为一体。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与使用，这个内心充满恐惧与疑虑的、自卑而神经质的修士，怎么可能变成了一名勇往直前的斗士呢？

“这是我的立场”这句话，成为路德反对强权的传世名言。这句话表明路德唯独忠于真理而不臣服于任何势力。路德所期望的宗教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精神革命。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控制：此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新教各教派之间，陷入了长久的混战；饱受压榨的农民趁机揭竿而起，与德意志各诸侯的军队展开厮杀。路德一生都强烈地反对暴力革命。路德并非统治阶层的辩护者，他明确规定了君主的权力界限，他有一句口头禅是，君主们无非是神的面具。倘若一位君主撕下了使他作为神的副手身份出现的面具，并命令其臣民行恶或行不敬神明之事，就绝对不要服从他。12 对于贵族的贪婪和残暴，路德从不回避，他在《和平的劝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不幸的叛乱全要归功于亲王和领主自己……作为世俗的统治者，你们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鱼肉乡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路德坚持认为，反抗不能上升到暴力，在福音真理的问题上，武力与暴力永远不能成为义，手执利剑的人必被剑刺死。当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声称是从路德那里获得思想资源并邀约他结盟的时候，路德回答说，“让每个公开或秘密地打、杀、刺的人记住，没有什么比一次叛乱更恶毒、有害、恐怖的了”，并谴责他们是“杀人越货的农民匪帮”。在面对皇帝与罗马教廷的时候，他坚守“我的立场”；在面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我的立场”。路德不怕与大多数人的方向背道而驰，不怕被当作“反革命”，因为他深知先知在故乡是不受欢迎的。

当然，路德并未改变所有德国人的信仰。在德意志北部，路德宗和其他新教教派占据上峰；在德意志南部，天主教仍然力量强大。但是，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却被所有德国人阅读，包括那些不是信徒的人，这本德语圣经奠定了现代德语的基础。路德的讲章在各教会宣读，他撰写的礼拜仪式被他们吟诵，他撰写的基督教教义问答由家长与孩子们一同背诵，他翻译的圣经鼓励了怯懦者、安慰了垂死者。路德好像是上帝特意降生在德国的，他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德意志现象”——没有一个英国人在同胞的宗教生活中拥有类似的地位。在英国，翻译圣经是丁道尔的工作，祈祷书是克兰麦的工作，基督教教义问答是威斯敏斯特牧师们的工作，讲章的体裁由拉提美尔定型，赞美诗集由华滋作成。而且，这些人并非全都生活在一个世纪的范围之内。路德在他并不算长寿的一生中作了多于五个人的工作，单是他所用字汇的丰富繁多与文体的精通，就只有莎士比亚可以相比。

路德对历史的影响还不限于此。虽然路德本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观念，却在与罗马教廷的论战中，无意地确立了言论自由与信仰这个人权利之两翼。“这是我的立场”——这是大写的“我”的生命意义的彰显，这是被压抑千年的个人意识的复苏。路德告诉人们，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而不必借助庞大的天主教会为中介；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不能被任何人剥夺的，因为这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的。

注释：
1、《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导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31页。
2、路德《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7页。
3、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0页。
4、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1页。
5、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42页。
6、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60页。
7、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6页。
8、路德《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6页。
9、路德《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7页。
10、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1、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193页。
12、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版，第23页。

古登堡印刷术给宗教改革运动插上了翅膀

古登堡印刷术

“古登堡发明印刷术是如此伟大，而深入人心的信念又如此有力量。”13 宗教改革的成功，不是始于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城堡教堂的大门上的那个动作，而是始于论纲被学生们抄写下来并广为印刷和传播的那个时刻。一种思想观念本身再伟大，如果不能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它就只能是“关在抽屉里的思想”，无法发挥其改变外部世界和人的心灵的作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是用拉丁文写作的，那时拉丁文是欧洲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通用的高级语言，贩夫走卒无法读懂。所以，人们应当感谢那几个不知名的学生，是他们将翻译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萨克森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海滨，阿尔卑斯山区，带到所有辉煌的古老城市和贫穷不堪的边远乡村、基督教堂、骑士的城堡、国王的宫廷，最后迅速到达了罗马教廷。路德在此之前并没有超出威登堡的名气，除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修士和农民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帮热心的学生将论纲翻译为通俗易懂的德文，如果不是当时刚好有了古登堡印刷术，路德的声音无法在短短几年间传遍欧洲，拉枯摧朽般地解构罗马教廷的势力，路德对教廷的挑战至多就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这就是思想与技术的完美结合，以及结合之后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罗马教廷始终都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在具备了所有必胜的条件之后，他们为何收获了惨败的结局？上帝的奇妙安排超过人类的所思所想：上帝没有让路德孤军奋战，上帝让他的同胞中有一个名叫古登堡的人。古登堡生活的时代比马丁?路德早了大约半个多世纪，他所发明的印刷术在其生前并未产生什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为专利权被富商富格尔所掠夺，古登堡不得不走上法庭“维权”。结果官司还打败了，古登堡晚年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在古登堡去世之后二十年左右，路德出生了。正是因为此一时间差，在路德开始酝酿其“异端思想”的时候，古登堡生前发明的印刷术，逐渐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路德撰写的包括论纲在内的若干文字，被送到这些效率极高的印刷机器上迅速印刷出来。古登堡与路德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之间亲密“合作”的关系确实超过了许多朝夕相处的孪生兄弟。

在同一个世纪，上帝早已将古登堡安排在前一个驿站等候路德。古登堡所发明的印刷术，仿佛就是专门为印刷路德翻译的圣经和撰写的文章准备的。约翰?古登堡，出生于美因茨。他本是个金银匠，谙熟机械制造，一生追求最完美的手艺。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研制，他发明了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铸字用的铅合金、印刷机以及印刷油墨在内的一整套铅活字印刷技术，成为近代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先驱。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此之前，书籍多半是靠修道院的僧侣手抄，数量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只能望“书”兴叹。教廷遂地垄断了圣经，长期以来，圣经只有拉丁文的抄本，谁试图将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谁就大逆不道，而有被处以火刑的危险。当有了铅活字印刷术之后，教廷再想垄断上帝的话语及解释权已不再可能，圣经的各种民族语言的翻译被提上议事日程，路德本人就是德文版圣经的杰出翻译者。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使人类出版史长达三千多年之久的“抄本时代”宣告结束，“印本时代”以其不可抗拒阻挡之势，注入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之中。

于是，我将访问古登堡的故乡美茵茨看作是访问威登堡路德故居的延长线。这两个城市一北一南，风格迥异。威登堡庄严肃穆，如同衣着朴素的修士；美茵茨位于莱茵河与美茵河交汇的地方，风光旖旎，繁花似锦，建筑的色彩也相当浓艳，如同浓妆的少女。与严肃忧郁、喜欢内心冥想的威登堡人不同，美茵茨人活泼爽朗、喜欢尝试与冒险那些新的事业。所以，在威登堡诞生了路德的神学，在美茵茨则诞生了古登堡的印刷术。

美茵茨离法兰克福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有德国最古老的葡萄酒作坊，有夏尔加绘制的彩色玻璃的圣斯特凡教堂，有木架白墙的中世纪的胡同“樱桃园”，更有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就像威登堡人将路德当作他们的骄傲一样，美因茨人也将古登堡当作自己的骄做，虽然官方的城市名字的前面并未冠以“古登堡城”，但许多老百姓都自豪地将美因茨称为“古登堡城”。这里有许多以古登堡命名的地名和机构，如竖立着古登堡塑像的古登堡广场、古登堡大学、古登堡印刷厂及古登堡学会等。

美茵茨古登堡印刷术博物馆

“离广场不到两百步，就是闻名遐迩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该博物馆已经开放半个多世纪了。在人类追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历史上，古登堡印刷博物馆与路德故居如同双子星座交相辉映。如果不是这两个地方结为同盟军的话，以路德一人之力，如何能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路德的战斗檄文如果没有通过古登堡的印刷机大量印刷并传播，罗马教廷想要让这个小小的修士人间蒸发，还不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而古登堡的这几台印刷机如果不是印刷了路德的激情与深思并重的文字，又怎能奇迹般地改变近代欧洲的思想史和信仰史？

博物馆内灯光昏暗，原来是特意营造中世纪末期印刷作坊的氛围。这里陈列着古登堡印刷工场的精华所在——一架显得有些笨拙的深色橡木印刷机，这台机器是按照当初的样式复制的。古登堡当年在试验过程中的多台机器也都一字排开，让游客一一对照，明白古登堡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改进并走向成功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演示，使用与古登堡时代完全相同的机器、材料，并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植字、排版和印刷。古登堡的印刷术让印刷品变得相当便宜，印刷的速度提高了许多，印刷量也大大增加。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迅速普及开来，在古登堡印刷术问世的最初五十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一千两百多万份印刷品；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的文盲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多。

在博物馆中央的一间展厅内，在一个厚厚的防弹玻璃罩中间，摆放着德国的国宝级文物——《古登堡圣经》。它是现存的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印刷书籍，印刷于一四五二至一四五五年，每页印刷四十二行，所以又叫“四十二行圣经”。这部拉丁文的圣经，套色印刷，字形庄重，古朴大方，其印刷质量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亦属一流。旁边的介绍文字指出，当时的工人都是虔诚的信徒，工作的时候，怀着服事上帝的心态，故而一切工序均精益求精。博物馆中还收藏了世界各地与之同时期的印刷品，如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国家所印刷的书籍。就印刷装帧之精美而言，包括中国的古籍在内，都无法与古登堡圣经的水准相媲美。因为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印刷术，都没有达到像古登堡印刷术这样高度机械化的程度。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认为，印刷术是世界上最大的发明。他看到文学和思想从印刷术那里获得了磅礴的力量，从建筑术那里流失的生命力如今归书籍所有。随着中世纪占据人类文明核心位置的建筑术的衰落，印刷术开始扩张壮大起来。路德是第一名“试剑者”，有了印刷术的帮助，他如虎添翼，过关斩将，无往不利。当时，谁能相信威登堡和美茵茨两个德国小城联起手来，便可战胜富可敌国、权势熏天的罗马？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士兵的数量和将军的策略，而在于思想和技术当中所蕴含的看不见的力量。到了十八世纪，印刷术这把路德的旧剑，递到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手中，由此启动了欧洲旧文化与新文化的新一轮的更替。

路德是第一位充分利用印刷品作为影响公众舆论的手段的学者。路德本人是一个极为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总计达四百多种，超过一百卷。“他以一种有力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写作，这使他立即受到大众的喜爱。” 无数短篇的小册子从各个印刷厂源源流出，而人们则热切地购买和阅读。路德是一位天才的小册子写作家。几乎他写的每一件东西，甚至其最重要的论文，都是首先以小册子问世的。小册子给他那活跃的思想提供了最充分的表达形式。而且由于路德用本国语言进行写作，他甚至可以被认为创立了德文书籍行业。

中国的印刷术为什么没有带来精神变革与社会变革？

鲁迅在留学日本时，遍览欧洲历史，发现了宗教改革对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意义：“时则有路德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他进而论述说，宗教改革让欧洲实现了学术进步、思想自由、经济富裕、科技发达、政治民主——“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

一些热爱中国的汉学家认为，宣称古登堡是印刷术的发明家，是“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之作”，并重申中国才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源自中国，在印刷术转至欧洲的数百年前，它就已存在于中国，而古登堡的‘发明’源自它。” 然而，为中国“正名”，反倒让中国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上，一个让中国人难以回避的问题产生了：如果中国人发明印刷术真的比古登堡更早，为何在印刷术没有为中国带来人的精神领域及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呢？为何印刷术未能与路德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成果结合，推动中国实现近代化呢？

在此问题的答案中，隐含了中国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差异。两千年来，中国一直维持一套完整而稳定的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及社会架构。王朝可以更替，大一统的格局不变；皇帝可以轮转，皇权的绝对性不变。对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和信仰模式，学者评论说：“整个官僚体制的国家盛行以家庭来打比方：皇帝被称为天子，知县称为父母，而且官僚体制还为建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强势的可用模式。”中国人“愿意接受建立在客观、正确标准基础上的控制以及接受一种高度的非人格化的规则”。 中国人将“统一”当作“政治图腾”来崇拜，使权力走向高度集中。在此超稳定结构之下，既不可能表彰沉迷于“奇技淫巧”的古登堡（毕昇基本上不为人知晓，仅在沈括之《梦溪笔谈》中有寥寥数语之记载），也不可能能鼓励敢于“异想天开”的路德（稍有出轨思想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被抓捕入狱，不得不挥刀自刭）。而毕昇与李贽的结合就更不可能了。

与大一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分裂给德国带来了文化繁荣、思想自由。那时的德国，在地图上是上千个“城市国”。在分裂的德国，人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小国富民”其实比“大国寡民”好得多。为什么如今每个德国小城都独一无二、活力四溢？用学者金耀基的说法，是因为“这些小城都有一套自己的‘地方历史’、‘地方智慧’，这也就无怪乎它们有文化的厚度和活力，既古典，又有现代感。” 对于“列国并峙、一天星斗”的状况，许多明智的德国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心急如焚，反倒安之如怡。比如，歌德便安于担任方圆不过数十里的魏玛公国的首相，从未有过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中国的悲剧便是，这样的“英雄”或“枭雄”实在太多了。）一八零六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虚有其表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三世宣布退位。歌德是从报纸上看到帝国寿终正寝的消息的。不过，仆人和车夫之间的争吵比帝国的终结更引起他的注意。是的，倘若德意志早统一了几百年，没有了选帝侯腓特烈，也就没有了威登堡的自治状态，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夹缝中出现路德了。

其次，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真理观”截然不同。儒家文化中没有与上帝立约的先知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也不是“对社会的核心价值极为敏感并且全身心地献给核心价值的人”，“由于完全没有誓约的概念、没有上帝介入时间的概念、没有救世主履行誓言的概念”， 他们不会像路德那样，为了真理付出名誉乃至生命的代价。儒法两家，“未知生，焉知死”，不太考虑未来、彼岸世界、灵魂安置等形而上的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类似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的教义之争更是不感兴趣，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是一种高度世俗化、功利化的“心理安慰”。菩萨是用来求得好处的，不能带来好处的菩萨，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弃之如履，当然不会为了捍卫菩萨而献出生命——此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是太傻了。

当然，士大夫还是愿意为某些原则付出代价，比如“三纲五常”。明朝的“大礼仪之争”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嘉靖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后，希望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激起群臣的反对。从礼法上看，追封兴献王为帝，是对前任正德帝的不孝，破坏了中国家族延续的承嗣制度。儒家官僚集团认为，这是帝国的“基本制度问题”，遂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抗议：集体向皇帝哭谏。包括九卿、翰林、给事中、御使等二百余人，一起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维护“大礼”。嘉靖毫不退让，将为首的几位大臣押入监狱。左顺门前一时哭声、喊声震天。嘉靖心生杀机，派锦衣卫对群臣棍棒相加，阶下顿时血迹斑斑。这些大臣不可谓不忠，但这种忠诚是“愚忠”。“儒官”极少关怀社会正义，却对皇帝的家事“事事关心”，如学者张博树所论：“中国文化中鲜有个人权利的概念，这不但导致现代利益原则产生的困难，同样导致现代公共理性原则产生的困难。” 对士大夫来说，个体的价值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框架才能实现；路德则认为，人的价值并非来自于人的能力或他人的承认，而是来自于人作为上帝被造物的身份，所以他呼吁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人的价值的确立。

在路德开创的新教中，具有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现代化潜力的东西，“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它们强烈地促进了现代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韦伯指出：“新教徒并不反对宗教，而恰恰是通过宗教本身来开始行动的。这种对宗教的强化恰恰成为了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无疑，路德对人的价值的确立、对人的自由的界定，是一种回归圣经的福音精神。这福音精神就是自由，也是承担——心灵释放后带来的承担。基督徒的自由是服事他人的自由，归附社群的自由；不是遗世独立，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如果说儒家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导；那么，新教伦理则认为，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即便穷时亦不得独善其身，如《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者伍渭文所论：“这福音精神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取得优美的平衡，肯定个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团结。” 而在中国，既无宗教改革，也无文艺复兴，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传统因素少之又少，“由于前现代的中国皇权文化较少与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相吻合的结构因子，中国之走向现代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文化更新乃至文化重构过程。”

最后一个原因，中国将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之一，这个“文化大国”却又是禁书、焚书最为酷烈的国度。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印刷术的意义，自然不会尊重言论自由权利与信息的自由传播。如果说在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印刷术提供对思想的避难就像修道院对普通人提供身体的避难一样” ；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焚书与焚人一直是统治者的拿手好戏。从清代乾隆修四库全书而千百犯禁之书亡，到毛泽东一人博览群书而全民只能阅读他的“红宝书”，再到今天耗资数百亿打造作为“网络长城”的“金盾工程”——这就是印刷术在中国的遭遇。没有被伟大信仰与自由思想所光照的技术，永远只能是技术而已。

遥望威登堡的路德故居，遥望美茵茨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这两个城市，真的离我们很远很远。

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至七日

注释：
13、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9页。
14、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8页。
15、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8页。
16、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198页。
17、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7页。
18、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6页。
19、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91页。
20、金耀基《海德堡语丝》，三联书店，2008年第1版，第126页。
21、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5页。
22、张博树《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晨钟书局，2008年第1版，第173页。
23、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页。
24、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5页。
25、伍渭文《序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5页。
26、张博树《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晨钟书局，2008年第1版，第186页。
27、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