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无人幸免的精神毒气室

看到《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英国，2008年）这部影片时，我正在读《像自由一样美丽》（林达编著，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这样，两部作品中的教师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一作品中，当那位主管集中营的纳粹军官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时，他还让聘请满脑子纳粹思想的家庭教师，把他的家变成了精神毒气室，竭力向两个孩子灌输种族主义思想，让他们效忠“领袖”、“祖国”和“民族”，不把犹太人当人看。渐渐的，女孩放弃了娃娃玩偶，在墙上贴满了她崇拜的纳粹“英雄”们的宣传图片。在后一作品中，尽管深陷绝境，那些集中营的犹太艺术家和学者，依然偷偷地当起孩子们的老师，用知识和艺术，为孩子们的心灵撑起一片自由和爱的天空。虽然绝大多数孩子最终被送进毒气室，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用绘画、用歌声，让世人看到，对自由、博爱、良知、正义的追求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在垄断绝对权力、对现实“改天换地”的同时，构建意识形态帝国，用教育、文化、艺术和媒体打造精神毒气室，将每个人的思想“统一”其中，扼杀人的自主性，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特征（类似“宣传部”这种戈培尔“发明”的纳粹机构在民主国家、在真正的“共和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自命为“救世主”、“大救星”、“红太阳”，逾越上帝自封为“真理”的化身，但由于虚伪性和脆弱性，其意识形态总是需要权力和暴力作后盾，即使这样，由于这个貌似强大的意识形态的虚假与现实的真实形成巨大反差，它也不敢面对任何言论层面的公开质疑和批判——纳粹德国焚书；文革时代“偷听敌台”为犯罪；今天，中共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违宪构筑拦截纳税人自由浏览互联网的“金盾工程”（美其名曰消除“不良信息”），同时暗地制造文字狱：北大教授焦国标因抨击中宣部被剥夺教职，章诒和研究员的作品因真实反映史实成为禁书，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教授因倡导宪政被“发配”新疆支教，社科院张博树因探讨政改不能晋升职称，学者徐友渔因支持《零八宪章》被官方“封口”，高智晟律师因主持正义先被官方非法拘禁毒打后又被绑架两月有余，南京师大郭泉教授因言被捕，当年“六四”期间参加戒严部队的原54军宣传干事张世军，因18年来呼吁调查、平反“六四”惨案最近被拘禁，刘晓波博士因《零八宪章》被非法拘禁至今，屡遭迫害的山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4月4日在前往悼念前总理、总书记赵紫阳时，被推下2米山崖再暴打断三肋骨……更有七十多名身陷囹圄的记者和撰稿人。这些侵犯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罪恶行径，都证明中共意识形态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人的精神健康成长离不开信仰和多元化的信息、教育和文化环境，人是透过信息和观念这付“眼镜”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而被控制的狭窄的信息渠道、工具化的教育、贫瘠的文化环境，使这付“眼镜”严重变质，所看到的形象是变形而虚假的，由此产生错误的判断，导致思想和人性的扭曲。

有学者称我们的教育是一种“负教育”，意为摧残人性的教育，那么在这种教育环境中的成长可称为“负成长”。1968年，我上小学的第一课，是学写“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学写“共产党万岁”。时至今日，我偶然在某出版社的“名牌”教辅语文测试卷中，看到第一道拼音测试题竟是：“我们永远热爱中国共产党”，如果是编辑官方垄断的教材也就罢了，可这样的句子出现在教辅中，足见这些所谓名师、专家精神的蒙昧程度，其自身理念尚未启蒙，缺乏常识，如何为人师表？

随着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帝国的衰落，即使是体制内的学术界也不乏自由、独立的人文成果，但这些思想缺乏宽松的传播空间，后果之一就是在官方垄断的教育界，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教育理念，人文类教材中依然充斥着不少官方意识形态的毒素。类似刘胡兰、邱少云等少儿不宜的内容，毒化着孩子们的生命意识，非人性的思想戕害着孩子们的观念。有一次，看到小学生拿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关于雷锋的课文，我指着旁边那张雷锋送老大娘回家的照片问她，那时候人们很少有照相机，当雷锋把老大娘送回家的时候，怎么可能恰好拍到这幅构图完整的照片呢？她立刻皱起了眉头：“对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告诉她，这肯定是事后作假摆拍的。毫无防范的孩子们信赖地呼吸着这样的精神毒气，他们的成长状态可想而知。

说到教科书，我们常常指责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更是充满了“瞒”与“骗”。比较典型的是2007年，历经6年编写的上海新编中学历史课本，仅仅用了一年就被叫停，该教材当初还是经上海市委办公会议批准通过的。媒体报道此事件时，披露了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是政府意志的体现。”真是既无知又蛮横。

类似以上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正确”在我们周围并不鲜见。

如果说在精神毒气室的初建阶段，由于切身的对比，人们还有不适，对毒气尚有一定的警觉、反感，像我们这个“动物国”（老斯《动物国》一书语：动物国是一个以一种内在、本质、整体的方式来实施其动物战略的国家。即一切假借民主、共和之名，自诩平等、公正之实，但骨子里却明显具有一种动物之倾向、动物之策略、动物之本能期盼与诉求的国家）早期的那些尚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那么，经过几代恐怖和欺骗的驯化，人们产生了适应性，一出生即呼吸毒气的新一代，由于没有对比的切身感受，已不知自由空气的滋味，同时对当权者的罪恶历史缺乏了解，对奴役丝毫没有不适之感，反觉是正常自然，精神永远停留在“类人孩”阶段（余世存语），练就了一套自以为聪明的消极适应现实的“活着”而不是“生活”的本领，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替代当权者，将此奴化意识当成做人的准则，通过言传身教传承给下一代。一位友人就谈到他一位亲戚上高中的孩子，由于受在机关工作的父亲的影响，对厚黑学十分认同，充满了市侩气。小小年纪就如此“成熟”，精神失去青春，这个民族能不衰老吗？

这样，人的精神从阉割到自宫，失去了主体性，难以产生根本性的质疑和反叛冲动，甚至这样的念头都会在萌芽状态被自我监控系统及时消除，其心锁的功能远超过当权者的期望，不自觉地将内心恐怖强化并放大、扩散。有的人即使到了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度，心锁还随身携带，精神空间仍处于“动物国”。这种融入到骨髓、细胞、基因里的奴化，形成了本能的反应机制。曾在报上看过一篇小文：作者本来对某一社会现象有自己的看法，但在街头遇到就这一问题随机采访他的电视台记者时，他脱口而出的却是另一番迎合式的官话、套话，待记者离开后他才觉察，为自己的言不由衷感到懊恼和无奈。不仅如此，一旦周围有叛逆产生，有些人第一反应不是远而避之，就是好言劝阻，或者嘲讽挖苦，甚至参与告密和绞杀。那些身受其害的犬儒主义者，无形中被精神毒气室的建造者培育成同谋，成为帮闲或帮凶，承担起少数奴役者难以完成的工作量，达到监督和互相监督的作用。难怪相形之下，陈丹青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如福柯等学者所言，从外在强制的规训社会转变为由命令机制管理的控制社会，权力控制已内化在个体意识之中，变成生物性的权力。国家的“硬权力”进入“心灵空间”，成为“心灵政治”的“软权力”。如此的文化监狱型社会何来“创新”？何来“科学发展”？只能是奴役的创新、退化的发展。

在缺乏基本人道和博爱底线的社会，压迫产生仇恨，奴役培养暴民，即使是反抗者也难脱精神毒气室的影响，从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等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其反抗对象相同的作风。所以有学者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成熟状态总是比相应的年龄错后10年。以我为例：1981年“七一”前的大学一年级，我还在应景诗里写下“祖国是船，我们是桨，党啊——你是舵！”这样蒙昧的诗句，去年京奥前，国保干部“请客”邀我“交流”时，我谈到这里，连他听了都很理解地和我一起笑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幼稚？”直到“六四”前，大学毕业5年的我还是一个缺乏独立精神、寄希望“明君”的“谏言派”。“六四”的鲜血和梦幻的破灭，使我在迷惘中开始了觉醒和求索，不断学习、思考、反省，自我脱毒和疗伤……

精神毒气室具有自欺欺人的两面性。中共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学说当作“主义”奉为意识形态的偶像，来抵制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恰恰是反马克思的。马克思曾嘲笑教条地理解他的弟子们：“谢天谢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普鲁士政府的出版检查制度时，马克思指出：“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马克思所抨击的不正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吗？当年马克思能在他所抨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和发展，证明了那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和活力，今天的共产制度能容忍马克思这样的异议者吗？在建造精神毒气室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鲜明的个性魅力，那是他们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民国时代，是他们的后人难以相比的，今天的中共领导甚至难有当年前任邓小平的魄力、胡耀邦的率真、赵紫阳的胸怀。在精神毒气室，经过铁屋子的窒息、毒化和逆淘汰，从精神、思维、语言到外在气质全面退化，呆板僵硬，难有个性。如今的官僚们用老百姓的话形容，真是“老鼠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江泽民怒斥港记时的蛮横，胡锦涛访俄时将苏联“宣传文学”称作俄罗斯经典的无知，温家宝对掷鞋的反应过度，习近平指责批评中共的外国人是“吃饱了没事干”时的狂傲，以及大小官僚、“精英”们履职的蠢行和生活的丑态，还有叫嚷《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那些倚靠在主子身后、合群自大的“民族主义”愤青们，无一不是精神毒气室培育的典型“病例”。由此可见，中共作为一个毫无德性、兜里却多了俩钱的暴发户、黑老大，对国人和世界是福是祸呢？

现如今，精神毒气室的毒气配方与时俱进，更“人性化”地照顾吸毒者的“口感”，包装形式丰富多彩，但是，无论是官方文化直接借文奴之手宣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主旋律，还是间接怂恿、操纵的伪“通俗”文化、伪“流行”文化、伪“民间”文化、伪“传统文化”所散布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犬儒主义”，都是奴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共同特点是消解人的主体性，或视人为工具（即使是被官方给予利益和荣誉），或使人退化为不问是非、沉溺欲望的动物。这种奴役文化与现实的真实、精神的真实永远是分裂的，徒有迷人煽情的形式，毫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内核，而真正体现这一精神的倒是被官方诋毁、压制的“山寨文化”、反抗“河蟹族”的“草泥族”等异类。

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结尾，集中营纳粹军官心灵未被毒化的八岁儿子，在不知情中偷进集中营，与那里的朋友——犹太男孩一起，无意中被裹挟进毒气室，当其父母赶来为时已晚……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所有的人而鸣！所以鲁迅深有体会：“外边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边的人群，都与我有关。”耶稣指出：“凡动刀剑的必死于刀剑之下。”同样，在精神毒气室里，包括建造者，岂能有人幸免？

2009年4月6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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