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产生兴趣，缘于对当代文学以及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深深失望。当我发现当今的文坛和学界几乎无法为当下生活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时候，便将目光转移到一百年之前。我惊奇地发现：今天所面临的许多富于挑战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基本价值的命题，一百年前的先贤们早已遇到过了。
上个世纪之交的知识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的努力大都悲壮地失败了–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都选择了那种最坏的选择，连”次坏”的那种也未选择，比如一八九八年，比如一九四五年，比如一九八九年。史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以舟过三峡来比喻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是关键中在关键，是险滩中的险滩，他论述道：”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以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戊戌变法中的风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惊涛骇浪中的船夫，五四运动中的领一时之风骚的知识分子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悲剧英雄？他们的苦涩、寂寞、彷徨、茫然，多少后人感同身受？
这一转型至今仍未完成，中国仍然处于”出三峡”的险境之中。像当年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历经磨难一样，中国人的”出三峡”亦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今天这一代中国人的处境与一百年前的先贤们何等相似：尽管中国不再面临被列强瓜分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尽管中国已经拥有笑傲世界的”两弹”和航天飞机，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闪亮的金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文化、道德伦理和基本价值的溃败之势仍未扭转。社会组织机制特别是基本的国民信仰，仍未由”失序”状态转入”有序”状态，文明的更迭与重建尚未全面启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充斥着这样的一些坏消息：”有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泛滥，”卖血村”和”艾滋村”的蔓延，以及残疾人易子而杀、宝马车草菅人命的悲剧等等，这些新闻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中国人仍然困惑于什么是文明的、现代的、健全的以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在此背景下，探究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那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今天提供富有刺激性的启发：病根究竟是何时埋下的？先贤是如何看待这些病症的？他们开出了哪些有效或无效的药方？今人是否可以操刀根治这些严重的病症呢？
对我来说，历史性的研究当然不是一种关闭在象牙塔中的冰冷的学问，乃是与当下的处境息息相关的，乃是生命的撞击和灵魂的相遇。用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话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选择研究近代学术思想及文学的历史，而没有选择研究当代芜杂的文化状态，自有个人的考量在。我以为，此种方式更能为当代提供某种”纠偏式”的思想资源。台湾专治近代思想史的学者王尔敏指出：”治思想史较一思想家尤其为难，即必须具备天资，有高度之敏感力与同情心，并须胸怀恢阔，能包罗全局。由是始可有特出见地，重大发现，以及达成公正之结论。”学问之难，不在读书之多少，亦不在勤勉程度之差异，而在于王氏所强调之”敏感力”、”同情心”与”全局观念”。这三者恰恰是如今学者最匮乏的素质，我亦竭力追求之。
我记得陈平原老师曾将学术史研究分为三个维度，即”学术史”、”学术规范”和”学人活法”，他个人即特别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对人的研究甚于对作品的研究。而写过《新潮学案》和《九谒先生书》的夏中义教授，亦十分关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重在考量”学魂”在百年学术史上的现代演化。无论是陈平原所说的”学人活法”，还是夏中义所说的”学人灵魂史”，都是学界长期以来相当忽略的部分，却又是最具有生命力、最鲜活、最有可能与研究者当下的处境产生”共鸣”的部分。当我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时空中，与一个又一个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存在相遇时，便会兴奋地倾听他们神采飞扬的言论，并参与到一场场也许没有最终结果的对话与辩难之中。这样的经历，对每一个后来者的灵魂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安慰与照亮。夏中义曾经充满感情地谈到：”先哲仙逝久矣，但其亡灵未亡，还分明活在其著述的字里行间，活在其亲人、弟子的深情缅怀中，更活在其对中国学术史的深远影响里。……’盗墓’之功能则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将先哲的精神遗产置于新世纪的阳光下加以重新审视，既可给我，或许也可给我的同仁及弟子以启迪，以期读出遗产之凝重。因为这不仅是用先哲的智慧，也是用先哲的血泪，更是用先哲的叹息、忏悔乃至终生遗恨而凝成的世纪性精神遗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不是已经过去的”昨天”，而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现实，因为”昨天”里正孕育着”今天”和”明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现实关怀”就远远重于”历史好奇心”。换言之，我的”历史好奇心”是在”现实关怀”的驱动下展开的。
具体地来说，我之所以对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的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不是一种对观察和研究对象的随心所欲的选择。与其说我密切关注的是”他们”的命运，不如说我更关心”自己”的命运–我需要从他们身上汲取创造力和想象力、汲取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人格；反过来，我也逐渐体察到他们的局限性和致命弱点，无助与困惑。这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与思考，对于启发我的思想路径进而我的生命质量来说，可谓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知新报研究》的答辩之后，一晃八年时间过去了。当年在北大写作这篇论文时的情形，与在北大七年的学生时代一样，一半依稀，一半真切。我告别了北大–北大只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驿站，而不是最后的精神家园，如今的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不是精神流浪者们的庇护所。离开北大之后，我”被迫”开始了作为”独立写作者”的生活–我不喜欢使用”自由撰稿人”这个似是而非的定义，在今天谈论”自由”是一件过于奢侈和虚空的事情。”自由”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八年之后，再回过头去看，这样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虽然我不在一所大学或者学术研究机构里任职、并享受各种优厚待遇，但我照样可以做学问，随心所欲而不必”戴着镣铐跳舞”。我的学术文章的写作，是在自由心态下展开的，与学位无关、与职称无关，与所谓的”核心期刊”无关，更与”地位”和”圈子”无关，而只与自己的兴趣、志向有关。
在离开北大之后，我虽然少有写作此类比较学术化的论文–通常，我写作最多的是匕首和投枪式的文化和政治评论，但一直都密切关注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近年来，该领域又有若干优秀论著、译著出版与发表，它们都给我带来启发与参照。在世界各地访学的旅途中，每逢大小书店，我必寻觅有关的学术著作。甚至在一些偏远城市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也有意外惊喜的收获。另外，一有机会，我便向前辈学者求教，并从中获益良多。于是，我对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中的若干问题，也有了诸多新的认识，由此不断修改已经完成的论文。在我的二十多本书中，这本论文集是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本–当然，由于内容和写作风格的限制，它也许是读者最少的一本。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反比”。
在这本论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苍波何处问曼殊–略论苏曼殊小说<碎簪记>中尴尬的叙述者》（一九九六年）；写作时间最迟的一篇是《”拚却名声，以顾大局”–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二零零五年），其间横亘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这些文章陆陆续续发表于两岸三地的学术刊物之中，但集中起来观察，又有一番别样的风貌。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但愚钝如我，十年时间亦未能磨出锋利的宝剑来。无论如何，幸运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得以同章学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鹗、曾朴、苏曼殊、鲁迅等一群伟大的知识人相遇和相知，成为他们的朋友与学生。在此一过程中，亦领悟到：不朽的生命、不朽的思想和不朽的文字是存在的，人类因此而谦卑，人类因此而自信，人类因此而迥异于其他的生物。
一本书终于完成了，此时往往是作者感到最累的时候，又如同母亲的分娩一样如释重负。一个阶段的生命状态终于告别了，一个崭新的生命阶段又像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一样缓缓展开，我以感恩的心对待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深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永远都是一项带有深深的遗憾的事业：本论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不可能达到所谓”尽善尽美”的程度。每篇论文中，仍然会存在诸多的不足和谬误，以等待方家的斧正。尽管如此，我依然十分珍惜地把这本论文集看作一个宝贝的孩子–这本名为《彷徨英雄路》的论文集，虽然完成了，但我依然风尘仆仆地”在路上”。
最后，感谢余英时先生的鼓励与推荐，感谢张灏先生和我的研究生导师夏晓虹教授为这本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他们的关爱给了我学术求真的勇气与信心。感谢许医农女士为此书稿所作的然编校工作，没有她的帮助，本书的多处疏误将无法得到纠正。感谢联经出版公司林载爵先生和沙淑芬女士，没有他们的接纳与编辑工作，这本书根本不可能与读者见面。我相信，在冷暖自知的学术道路上，我将会与更多的师长和朋友们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