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对外开放”专政派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时说：“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覆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我们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
所以认为“八九民运折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改革进程，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或者认为“邓小平听信了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的不实汇报作出错误决策”等等，都是没有弄懂邓小平的“稳定”哲学.邓小平的“稳定”哲学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样，靠的都是专政即镇压手段，目的都是绝不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天下的发展轨道；不过一个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个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已。谁偏离这个轨道，无论是胡耀邦纵容“自由化”知识份子，或者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都只能下台。邓小平对此同毛泽东一样坚定不移。他自己在大屠杀后第一次露面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得明白：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採取坚决行动的。”
归根到底，邓小平与毛泽东、陈云、王震、邓力群们一样，也是专政派。区别只是邓小平是主张“对外开放”的专政派。邓小平认为对内专政，“控制严一点，外商会更放心”。一点不错，这正是邓小平的一党专政帝国在他死后仍能维持至今，而且成为华尔街的“负责任合夥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秘密。那位在血雨腥风中说出“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的太子党，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二十年后的今天，不是已成了与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平起平坐的大官僚了吗？
保持邓小平帝国的“稳定”
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曾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这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改革制度也包括这一点.然而邓小平自己也沿袭毛泽东的封建主义做法。离更换华国锋仅仅八年，离更换胡耀邦仅仅两年，邓小平又要更换接班人了。
这一回，邓小平仍然不选择陈云、王震属意的邓力群，也不选择已经是政治局常委的坚定专政派李鹏、姚依林，因为他们是对外封闭的专政派。邓小平要选择的，是同他一样对外开放的专政派，好把邓小平帝国对内专政、对外开放的大战略继承下去。
这个人就是江泽民。邓小平选中他，首先是根据政治标准。邓小平说过：“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而江泽民，风波来临时在《世界经济导报》自由化问题上同赵紫阳对？干，表明他是够格的专政派。他又不像李鹏、姚依林死抱陈云的“经济鸟笼”，不至於断送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於是在血雨腥风中邓小平册封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代核心”，并谆谆嘱咐李鹏、姚依林“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位“江核心”，“不要不服气”。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之后五个月就去世了，未料到华国锋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粉碎四人帮”，然后自己被邓小平、陈云废黜。而邓小平观察与扶持江泽民达八年之久，既帮他同对外封闭的专政派邓力群们“保持距离”；又帮他解除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对其掌握军权的威胁.这就使江泽民得以巩固其“第三代核心”的权力地位，保持住对内专政、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帝国的“稳定”。
整体而言，除了开头三年的“经济滑坡”，“九二南巡”之后邓小平对江泽民继承其对内专政、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是满意的，而且为江泽民之后邓小平帝国的持续“稳定”指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锦涛。
邓小平与蒋经国的世纪对奕
邓小平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他对台战略的失败。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坦承：
“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这段话是邓小平对自己一生成败的简明概括。的确，对外对内，邓小平都是极高明的政治棋手。苏联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美国的卡特、列根、布殊、英国的戴卓尔夫人、日本的中曾根康弘；国内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谁都未能突破他的意志。邓小平算来算去，费尽心机，下不赢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弟蒋经国。
邓小平讲这个话时，蒋经国（一九一○──一九八八）去世不久，邓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又活了八年。但邓小平已不得不承认，蒋经国生前佈下的棋局，他这一生已无法破解。
蒋经国的一生，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跨越三个时代：
苏联时代 十五──二十七岁，一九二五──一九三七，十二年。
中国时代 二十七──三十九岁，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十二年。
台湾时代 三十九──七十八岁，一九四九──一九八八，三十九年。
若以一生度过的岁月来划分，前半生（二○一○──一九四九）三十九年在中国和苏联，后半生三十九年在台湾。若扣除童年至少年的十五年成长期，对他人格形成与事业成败构成主要影响的经历，在苏联和中国各十二年，在台湾三十九年。
这就是说，蒋经国的历史角色，他的失败与成功，主要在台湾。特别是蒋介石死后的十三年（一九七五──一九八八），蒋经国不但在台湾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透过与邓小平的世纪博奕，对中国与世界留下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这一点迄今尚未被历史家们充分认识.
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十三年，面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变化，承受了内外沉重压力：
第一，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南欧国家兴起，以席卷全球之势，迅速冲击到亚洲和台湾。
第二，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掌握权力后，改变中国的全球战略，从联美制苏转为联美压台。
对中国的台湾战略，现在台湾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血洗台湾』，邓小平『一国两制』，江泽民『三通四流』，胡锦涛『和平发展』。”好像越来越轻松，其实是历史的颠倒。
毛泽东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血洗台湾”；他的“大战略”是“联美制苏”。他临死前不久（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还对基辛格说：“现在你把台湾还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要不得，那里反革命份子太多了。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同衪讲，现在让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一百年以后，我们就会要了，打仗也得要。”
当时美国的立场，是双重承认.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后，一方面美中两国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大使级“联络处”；另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驻军和《共同防禦条约》，也就是毛泽东所谓“让台湾由美国代管”，不让日本、苏联插足，也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政府均予承诺.
这个双重承认的三角架构，是毛泽东、周恩来的选择。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第五次访问北京，谈判美中双方如何在对方建立常设机构。基辛格提出四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一） 贸易使团，类似中日建交前，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达之助办事处。”
（二） 利益小组（Interests Group），类似美国在古巴设立过的。
（三） 领事馆.
（四） 联络处。
基辛格把互派贸易使团作为首选向周恩来推荐，是考虑到对中国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困难.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毫不迟疑地选择最高一级的联络处，而且是相互对等的大使级，人员享受外交特权。
周恩来的选择使基辛格喜出望外，因为这等於是中国毫不计较美国在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状况下，同美国互派外交使团，这是基辛格原来不敢想像的。
原因就在毛泽东“联美制苏”大战略。在那次访问中基辛格与毛泽东有一百一十分钟的谈话（二月十七日晚十一点三十分至十八日凌晨一时二十分），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联合美国及其盟国形成“一条线”，共同遏制苏联扩张。基辛格为这次北京之行写给尼克逊的报告称：“自从一九七一年七月以来，我们的进展远比任何人预期或察觉的更为快速而深入。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国。”
毛泽东为“联美制苏”，主动搁置台湾问题.基辛格说：“在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呢』？这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於台湾问题的思想。”
邓小平赢得美国赢不了台湾
一九七八年中国形势的重大变化，是邓小平的崛起。在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已经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分管外交工作。邓小平把改变毛泽东的对美、对台战略，列为他的首要目标。
邓小平的幸运，是他遇到了美国历史上最弱的对手，卡特和布里辛斯基；而邓小平的不幸，是他遇到了台湾历史上最强的对手蒋经国。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在台、美、中三方博奕中，赢得了美国，赢不了台湾。邓小平联美制台，成功地诱惑了卡特、布里辛斯基对台“断交、撤军、废约”，打破了毛泽东时代台、美、中三角的平衡；却在蒋经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坚定意志抵抗下，改变不了台湾与共产中国隔海对峙的“现状”，实现不了“台湾归回祖国”的“统一”梦。
邓小平对台、美双方的判断错误是重美轻台。他过於看重美国对台湾的支配力量，而轻视台湾自身的力量和独立意志。邓小平以为，他只要迫使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台湾就会乖乖地听美国摆佈，除了同他谈判“和平统一”别无选择。
布里辛斯基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抵达北京，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谈，一开头就表明“我们对推进双方关系正常化已经下定决心”，他将代表卡特总统“尽其所能地加速其进程”。
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接见布里辛斯基时佯作不知，对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下定决心？福特总统一九七五年说，如果他连任的话，会毫不保留根据这三个条件（对台断交、撤军、废约）来完成双方关系正常化。后来福特总统没有连任。当然新政府有权重新考虑，我们非常期待有一天卡特总统能够下定决心。现在我们换个话题吧。”
布里辛斯基急忙表明：“我已经说过，卡特总统已下定决心。”
邓小平接着说：卡特总统下了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就是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都涉及台湾，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关系到主权。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指不放弃使用武力）。“
研究中国谈判策略的《索乐文报告》（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a briefing analysis）指出：邓小平使用的是故意质疑对话人，刺激他急於接受中方条件的一种手法。卡特总统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道：“布里辛斯基已由中国回华盛顿，他被中国人压倒了；我告诉他，他被诱惑了。”
然而卡特没有纠正布里辛斯基，他跟着布里辛斯基被中国人“诱惑”、被中国人“压倒”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发表的《美中建交公报》，完全遵循邓小平提出的条件，美国完全被“压倒”。
在美国宣佈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前七小时，美国驻台北大使安克志请求会见蒋经国总统.安克志读了美中建交公报和卡特致蒋经国的讯息：美中建交的同日，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将终止；《共同防禦条约》一年后终止。安克志还说：“这些是极重要、有高度机密性的讯息，务请保密。”
蒋经国答覆：“如此重大决定，美国竟然在七个小时前才通知我国，此实为对我国重大打击，对我个人系一大侮辱，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此事的后果极为恶劣。美国以为如此仍可以保持台湾的内部安全及继续发展，事实亦断不可能。美国在如此侷促时间内决定此一重大问题，其方式及决策本身，不仅失信於我国政府及人民，亦失信於整个自由世界人民。对於今后可能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国政府负其全部责任。”
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国与共产中国建交当天，乐得忘乎所以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上宣佈“台湾归回祖国已提到日程上来”。他说：“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旦，这是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於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今天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
同日，以国防部长徐向前名义发表的关於“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特别强调“中美建交是一件历史性大事，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紧接着，一月二日至五日，邓小平频繁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记者，宣佈“我们将採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今年就实现这个愿望。就我的健康状况来说，至少还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关於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又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定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
然而“愿望”没有实现，“任务”没有完成。等到一九八九年，邓小平终於放弃，承认他“看不到了”；也就是承认他在这场博奕中已被蒋经国击败。可惜这场世纪对奕至今未被正确解读.台湾今天的执政者，作出了完全违背历史真相的荒谬解读.
二○○九年三月十六日於台北红树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