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回国探亲的前一天，收到父亲托人转给我的信和他同另外十五位老人给胡锦涛和政治局各常委的《关於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父亲说：“附上一篇十六人上书，不知有否外传，你留着看好了。”待我到了北京，此信已经上网，被冠以“零九上书”，似乎欲突显与《零八宪章》的不同。
见到父亲，当然要问起这封建议书的来龙去脉；与《炎黄春秋》和一些出版界的朋友们聚会，自然也要探讨它的得失利弊。除此而外，在北京探望了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师傅、师娘和当年在陕西汽车厂工作的朋友，还去了趟青岛，重访了四十年前曾经学徒过的工厂，见到了现在已经退休在家的我当年认识的老工人，听到了很多平民百姓对当今政权的看法。
我在父亲那里，看到了包括《争鸣》在内的一些杂志对“零九上书”相对肯定的报道；回到美国后又有朋友发来了《开放》杂志所载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廉颇老矣，岂能小胡当老胡？》。根据在北京听到的、见到的，写点自己的看法吧。
“零九上书”最惹争议的话
“零九上书”最惹争议的大概就是“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这句话了，早些时曾被讹传为“李锐等老人最近表示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狄马先生在《汉语是怎样被伤害的？》一文中对“人民”作了一种解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是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的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载於二○○八年六期《书屋》）朱正先生也说过： 『人民』云云，是常常被独裁者用作他本人的代号的。所谓『人民 』不同意，就是他本人不同意。” （录自《读季米特洛夫劄记》）其实不单是独裁者善用“人民”一词，在专制制度下生活惯了的，虽然不曾、或已经不再从政的在野之人，也会习惯地用“人民”来强化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正义性，这是溶入血液中的病毒，非一日可清除。读《廉颇老矣》文，称零六年老人们因《关於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而“获得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尊重”，其实也是一样的染病语汇.“全中国”、“全世界”，说得太大了。是否有百分之十的中国人读到了那个声明尚不可知，即使读了也未见得都赞同；而“全世界”就更悬了，那个“声明”恐怕连百分之一的世界读者都没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似乎有些扯淡了。我想说的是，老人们有没有权力自认为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所有的老干部并不重要，修复这种对汉语的伤害不是一日之功，重要的是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朱厚泽先生起初确实对上书之举并不积极，他对我父亲说：“没有用的！”；还有几个老人也确实是看在李锐的面子上参与其中的。但是这一群十六位八、九十岁的耄耋老者，毕竟依然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论我同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敬佩这种“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中国传统仕大夫的风骨。党内民主派的老人们所余者寥若残星，来日者屈指可数，常常听到他们的声音，是对后生们的激励，让我们不能怠惰。
我有个瑞士朋友在中国做叉车生意，他告诉我他感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上海的巨大冲击。我从国内一些汽车厂的新、老朋友中得知，很多汽车厂已经几个月拿不到订单，青年工人们面临着付不起房贷的困境。短短半月的逗留，我感受到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是实实在在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都赞同政府 “四万亿”投资拉动经济的举措， 你若跟他们说：那是政府“要打造的最大面子工程”，他们真的跟你红脸。温家宝提出的“越是在困难和複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民主决策，加强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错呢？能否实施不是温家宝一人之力能够办到的，不能因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连国家总理的这个良好愿望也给否定了。由李锐发起，多位老人参与起草、修改的这份“零九上书” ，铁肩担起背书此言的道义，他们没有斥责温家宝不过是“对人民的欺骗和忽悠”（《廉颇老矣》之语），而是在“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一句之后重复了他的话：“越是困难越要透明，越是困难越要监督”，并加以激将之语：“既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方向完全正确，就需要你们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行且不息，日有寸进，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击赏当今领导层中表现出的改革愿望。总览“零九上书”全文，十六位老人的立意很清楚：“民主、透明、监督”，告诉当政者，你们只要这样做，我们这些老党员就站在你们一边，你们只要实现这六个字，人民就会拥护你们。这不是谎言，亦不是媚骨（《廉颇老矣》文谓之“一个以媚骨和谎言写就的摺子”）。
在国内与非精英的朋友们聊天，我发现自己处於十分孤立的地位，我对共产党的批评很为他们所不接受，他们并不认为温家宝、胡锦涛就是骗子，认为他们都有好心，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看十六位老人的“上书”是切合了许多普通百姓的脉搏，是会有很多普通人赞成拥护的。
《炎黄春秋》吸纳李大同章诒和
《炎黄春秋》的创始人萧克将军去世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杂志，他去世后，过去的“当今”才敢於开始整肃这块卡在喉咙口的硬骨头.《炎黄》审时度势，新近将十位重量级人物吸收进编委会，这其中有李大同──挑战过共青团中央的“冰点”斗士，章诒和──向国家新闻总署叫过板的硬脑壳。当杜导正有了要李大同入围的意思时，李大同对杜导正说：我可是个麻烦人物，你最好认真考虑一下。杜导正伸出右手，指着他朗声说：我要的就是你，你最合适！当李大同得到《炎黄》正式的邀请电话时，他说：“很荣幸！”此可为《炎黄》胆识和魅力之一佐证.
不错，《炎黄》有她的“六四不碰，现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不碰”的底线，这正证明《炎黄》是一支智慧善战之师。我在二○○八年六月号《炎黄春秋》上发表的那篇《好个“小兵”金敬迈》，被责任编辑删得几乎接不上气，但是我毫无意见，我信任《炎黄》编辑是掌握“潜规则”的游戏高手，佩服他们锱铢精算、闪娑腾挪，掌握尺度、适时出击的技巧。“零九上书”签名者之一的张思之先生，在写给他的弟子浦志强的一封信中说：“今冬奇冷，是冰冻三尺之果？并不尽然。身处此境，宜加强自我防护，至要、至要！为工作计，为将来谋，务必倍加珍重！” 两军对垒，自己的队伍番号若先让人拿掉了，如何言战？匹夫之勇，不是聚集了国内顶尖“民主派”的《炎黄春秋》杂志社所推崇的。
李锐：我留在党内更能发挥作用
《廉颇老矣》中说：“多少年李锐老的上书中组部都拒绝转呈，此次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批准转递给中央。”此一说中的前半句不属实。以前我父亲的上书是可以直递政治局的，没有中组部领导为中间屏障，只是今年开始才增加了“先要中组部领导看过，决定是否可以上达”的规定。“要用他们能够听得进去的话提意见”，是保证“上书”能够上达的前提。我问过父亲：“你既然对共产党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不退党？是不是因为还得拿共产党的工资，靠共产党给你看病？”父亲回答说：“我留在党内更能发挥作用。”是啊， 反对专制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切入角是多元的，我极讚赏《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们站在体制外勇敢无悔地为了中国真正走上民主、自由、繁荣富强之路所尽的匹夫之责，但也认同体制内“老矣廉颇”柔和与策略的努力。谈问题哪能只有一种声音？干事情没有唯一方式。
二○○九年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