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此番访华，就动机与目标而言，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求远大于推动对华外交的需要。换句话说，前者是在节骨眼上，而后者不是；前者是问题的关键、实质，而后者只是个说法、由头。
麻生访华，日本媒体将其任务概括为与中国讨论三方面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朝核问题和日中间悬案”。因为这三个词在日语中均以“K”开头，所以也被日媒称为“3K”。
4月29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对中国的正式国事访问，是他去年9月当选首相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不过，对麻生此访，中日两国均比较低调。直到成行前一天，日本主流媒体连篇社论都没发。这与此前两国媒体对安倍、福田的访华期待反差不小。
这种平静背后，是怎样的内在逻辑？
3K只是个“由头”？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下，日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G20峰会前夕，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构建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提案，日本表示明确反对。这就涉及在构筑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主导权问题。
关于朝核问题，在日本的积极斡旋下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并未提及“惩戒”朝鲜的具体形式，却徒然招来了平壤的激烈反弹。日本虽然对朝强硬，但绝不乐见其游离于六方体制之外，尤其害怕朝鲜“暴走”。而说服平壤复归六方轨道，只能寄望于主席国中国。
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比较繁杂，涉及主权争端、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方方面面。其中，中方准备启动的IT技术产品强行认证制度，引发了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日美等国对核心技术外流的担心；而重中之重，是麻生将与中方领导人签署一份旨在展开环境、节能领域与中方合作的框架协议书。该计划包括水污染治理、垃圾处理、节能及黄沙、酸雨对策等课题，可望维系和强化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无疑符合并能增殖两国的共同利益。
不过，不管“3K”有多么重要，麻生此番访华，就动机与目标而言，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求远大于推动对华外交的需要。换句话说，前者是在节骨眼上，而后者不是；前者是问题的关键、实质，而后者只是个说法、由头。
在过去的一两个月，中日之间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些问题，表明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三年来从“破冰”、“融冰”，到“迎春”、“暖春”的叙事之后，未能如愿以偿地迅速升温。不过，尽管气温时高时低，但毕竟积温已催开了岛国的樱花，虽有微妙的起伏，但大体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像过去那样大起大落已难想象。
内政“超低空飞行”
日本刚刚对本年度经济增长预期做了下调：从零增长（0%）大幅调低至-3.3%.所以，就在麻生访华的前一天，作为刺激经济的紧急措施，2009年度补充预算案及相关六法案提交国会审议。
在新年度预算案刚被执行的当月（日本财政年度从4月始），就提出补充预算案，在日本是极端的特例，投入资金的规模也堪称空前（13.9万亿日元，同时发行10.8万亿日元国债）。虽然麻生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出台补充预算案并非是为了选举的“撒钱”之举，但其内阁支持率也确实显著回升。
日本战后历届内阁，都很在意民调。为提升自己的支持率，一些领导人甚至不惜冒险试水政治“行为艺术”秀，刻意制造轰动效应。2005年8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邮政改革法案遭参院否决、其支持率也大幅下挫时，悍然解散众院、提前大选，最后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以压倒性的人气和凝聚力，将邮政改革进行到底。
相比之下，麻生可没那么幸运。前几任首相“抛掷”政权的反常事态一再演出后，麻生在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空前的厌倦中“临危受命”。政权起步时，他的支持率还不足50%，但却是“辉煌”的顶点。“生于末世运偏消”，“麻生丸”一起航就撞上了金融危机的“恶天候”，不仅航向迷失，支持率也一路下挫，不济时居然不到10%，创下以史上极低支持率而“手把红旗旗不倒”的另类纪录。
麻生上台时曾说，自己“绝不会中途退场”。因为对他来说，即使为自己辞去首相后的政治生命计，也务须避免重蹈两位前任的覆辙：选民的审判是严厉的，政权“抛球游戏”绝不允许再而三地重演。
这真难为了麻生，其以高超的技艺维持日本政治“超低空飞行”的驾驶技术也堪称“卓绝”。
麻生的“外交感觉”
但同时，客观地说，麻生也的确从未放弃提升支持率的任何努力，比如通过外交的机会。
奥巴马上台，麻生成了白宫迎接的第一号国宾。希拉里国务卿东亚四国访问，第一站是东京，给足了麻生面子。4月初，朝鲜发射“飞行物”，麻生明明知道，刚刚装备完毕、从未有过实战经验的导弹防御系统离开盟主美国根本玩不转，却偏要做出强硬“拦截”的姿态。全副武装的陆上自卫队员在导弹发射装置前严正待命，而发射装置就架设在东京市中心的公寓团地旁，这些都显著放大了麻生首相誓死捍卫国土家园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拉升了他的支持率。
不少日本国民认为，麻生“有外交感觉”。要知道，在日本政治辞典中，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评价，战后被认为“有外交感觉”的首相，充其量也就是吉田茂、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几位。而在内政改革上颇有建树、成就了战后第三的长期政权的小泉纯一郎，则因搞砸了对中韩外交，备受舆论批判，被认为“外交感觉差劲”。
其实，麻生还排练了一出好戏，如能如愿以偿地顺利登台、表演、谢幕的话，其支持率还可望进一步爬升：4月中旬，东亚三国领导人峰会因泰国“红衫军”的反政府示威，被临时取消。麻生原本准备在峰会上端出的、旨在使东亚地区经济规模在2020年之前翻一番的所谓“亚洲经济倍增计划”的豪华套餐，未能以最富戏剧效果的形式发布，多少使支持率打了折扣。
毋庸讳言，麻生此番访华，从定位上说，仍然是其着眼于国内政局，特别是即将解散的众院及其后展开的选战。
靖国“春祭”与《南京！南京！》
一周前，日媒曝光了麻生在日本传统“春大祭”之际，以个人名义自费向靖国神社奉送了一盆盆栽。因处于访华前夕的微妙时期，自然免不了舆论的种种猜测和质疑。对此，麻生本人认为，此举“不会对（与中方领导人的）会谈构成障碍”。笔者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发言人对此事的评论也确实相当克制。
旨在作为执政自民党的选举“看板”，谋求连任的党总裁，在大选前夕，以这种颇有“分寸感”的方式，既讨好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又不开罪中国，何乐不为？量邻国也会“体谅”，而大可不必做“友邦惊诧”状……麻生的心情和心路历程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麻生来访之际，正值两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大片（《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在大陆公映。这种偶然的时间巧合，却被两国一些媒体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某种意味深长，日媒尤其重视，各种疑虑、担心也纷至沓来。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肌体上触觉最敏感的一个部位。无论两国政治家和主流知识社会如何致力于朝向和解的努力，在信息化、多元化的今天，社会舆论也不可能呈现出铁板一块的性状，这是一个常识。
但另一方面，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本土商业（也包括电影、娱乐业）的发展，已然进入历史消费阶段。纵然是沉重如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历史，也不再是纯然、厚重、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商业消费的对象。诚如一位影视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曾几何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战争题材作品、为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二战”（《地道战》、《地雷战》），今天似乎被赋予了类似日本战国“时代剧”那样的娱乐色彩。
上周末，当笔者花70元的门票，坐在京城五星级影院里观看陆川版《南京！南京！》，面对银幕上对国军官兵拼死巷战和日本宪兵复杂“人性化”的文学性表现的时候，说实话，笔者真切地感到了艺术文本与客观历史之间的距离。
从靖国到南京，在历史问题上，中日两国的微妙收放，或许也是麻生访华的重要背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