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智纯、夏智超祖籍湖北，上世纪五○年代初，他们的父亲任教杭州惠兰中学，举家迁住杭州。我和夏智纯是杭州师范同学，但不同班级，杭师有音乐专科班，称音师。我在音师班，他在普师班。我们在学校时，同学三年，没有交往，没有说过话。在三年级时，他因为考试交白卷，哄动了校园，一时成为“知名”人物，我才认识他。智纯会弹三弦，时时拿一把三弦在校园里行走。性格特立独行，孤僻。 （博讯 boxun.com）
后来听智超说，他曾一度随哥哥智纯住在杭师，因为他父亲负气辞职去上海谋求工作，家有了暂时的困难.可是那时我不认识他，没有感到有个孩子的存在。但是我们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在一个锅里吃过饭，一所校园里生活过，所以也有特殊的亲切。
杭师毕业后，智纯分配到杭州德胜桥小学教书，即是我二姐任教的小学.我分配到仙林桥小学任音乐教师。我的父母随二姐住在德胜桥小学教师宿舍里，我周末回家就会碰到智纯。智纯家在上海，似乎也不和同学来往，连周末都在学校里度过.不久，我因为没有教学经验，音乐又不是学校主课，逐渐驾御不了学生，常被大一些的调皮学生欺侮，我又很想再升学读书，就自作主张辞职了。於是失业在家，住在德胜桥小学二姐处，二姐只一间房，全家要挤住在一起，心情很落寞，准备功课，想在暑期报考无锡国立艺专，因为我哥有多位同学任教於该校，而艺专的门槛并没有上海音乐学院的高，以为考取的把握很大。谁知在暑期我到了无锡后才得知师范生必须服务三年，方准报考大学，连报名资格也没有，失望而归.这段时间，除家人外，接触最多的是老同学智纯了。后来德胜桥小学聘我为代课教师（没有正式编制），我就较长期的留任该校了，父亲打趣我道：“卖了状元当书僮”。只能如此，我当努力寻求机遇和深造的机会了。
智纯自修俄语，很有成绩，能看俄文书报了。於是我提出跟他学俄语，清晨五、六点钟即起床，在学校后门运河边高声朗读，非常用心思，我进步神速，令智纯吃惊，他说他两年的功夫，我两个月就完成了。此时，我父亲正为我补习古文并楚辞、汉赋，智纯也来附读，每晚必至深夜。我们既是老同学，又是新同窗了。此时，父亲在学校附近长板巷租了两间农民平房，阖家迁此，房屋虽简陋，但屋前屋后都有空地，环境清静.智纯仍来附读.
暑期又降临，智纯得到校长支持准予报考大学，我既已辞职也不受规定限制，相约报考。我不愿报考音乐专业，竟选择录取名额极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结果名落孙山，而智纯却考取了山东大学海洋系。他鼓励我到上海谋求出路，他爸爸是上海教育界的前辈，人头熟，将来也就在上海参加高考吧。反正我在杭州只是个代课教师，换个地方吧！
那时的户口制度还松弛，沪杭两地自由进出。我和智纯一起到了上海，住在他家。他家当时住四川北路底，只一间大阁楼，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姐姐，四个弟弟，拥挤的程度可谓密集。平日智纯在杭州，他姐姐已在武汉水利学院上学.此时暑期中都回家来了，还外加我一个客人。我受优待，晚上睡一张行军床，所有的弟弟一律地铺。
利用暑假，夏老先生为我奔波托人，结果安排在卢湾区泰康路小学任教，而且比代课教师高了一档，是试用教师。工资也比杭州高了许多。泰康路小学前身是私立小学，校长与教导主任都是单身女性，校长上海本地人有六十岁了，教导主任宁波人，四十多岁的能干女人。我在智纯家，等待开学.
开学后搬到学校去住，住校的老师只有两位，另一位也是新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女教师，我在学校担承音乐课和数学课.这时多少有了点教学经验，也能驾御学生了。
智纯的弟弟们都很顽皮，唯排行第四的四毛智超非常可爱，当时十一、二岁，长得英俊挺拔。他的父亲也特别看重他，说将来要靠四毛养家的。四毛静静的，笑起来特别漂亮。
我住到泰康路小学后，因路远不常到智纯家了，四毛常在周末来看我，他坐公车来，我们在小店吃排骨麵，给他买白老鼠小宠物，这只白老鼠能玩车水的游戏，在笼子里水车上爬个不停。傍晚了四毛要回家了，他舍不得离开我，上车时哭了。
夏先生在北郊中学教书，后来他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地，建造了房屋，全家搬到北郊去住了，郊区路远，智超没有再来。我也无暇再去。能够在上海立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是幸运的。尤其后来调到重庆南路第二小学任教，条件更好。我若不升大学，或可免去一九五七年的噩运.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如人愿，后来我和智纯之间发生了引为遗憾的事情，我竟不能安心享受夏先生为我安排的好日子，辞职回杭了。
智纯考上大学的那年暑假，他在上海家中只呆了一星期左右，就赴青岛上学去了，临别晚上，我们到他家附近的虹口公园散步，他勇敢的向我表态，他喜欢我，希望能确定关系，希望我能等他。
我一直向往上大学，向往事业有成，有个人成就，还从没有考虑过婚姻家庭、终身伴侣.何况智纯比我还小三岁，他是个上学特别早的男孩。他仅是我的好同学，小弟弟，尤其是我近年来的亲密小朋友，如何能论婚姻谈恋爱哩！绝无可能。我安慰他说，勤奋读书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恋爱还早了一些，不应该考虑的。
我常常收到智纯自青岛的来信，回信中我总是鼓励他好好学习，珍惜这个机会。事后我知道，智纯在青岛大学有个姓李的室友，看过我们全部的通讯，他告诫智纯说，他所爱的这个女同学，不可能成为他的爱人，只能是好朋友，因为大李说，女生鼓励男生好好学习，多半是不爱的理由。於是智纯私下积攒安眠药，准备回沪落实后，作义无返顾的打算。
寒假智纯回上海，我们的小学校还没有放寒假，星期天智纯来看望我，我们步行到附近的复兴公园，阳光很温煦，我们坐在长椅上，智纯为我複述大李的话，要我表态，我的态度仍是将他看成小弟弟。
想不到的是，智纯回家仅相隔一天，他的父亲到泰康路小学，通过校长找我，原来智纯回家后，晚上服下整瓶的安眠药，睡到次日中午，家人才感到蹊跷，并在智纯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一张字条，写道：我很累，不要叫醒我。家人随即将他送往广济医院抢救。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父亲当着校长的面，诚恳的对我说，他们全家人都没有责怪我，以为我没有责任。但是智纯恢复知觉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见我，狂燥不安。他父亲说非常委屈我，无论如何到医院去安抚一下他的精神吧！不是为他，是为他母亲，因为智纯若有不测，他母亲也活不成了。既然如此，我答应到医院去看望他。学校也给我公假。
智纯仍处於间歇的昏迷状态，口鼻手脚都插满了管子，我坐在病床边，仔细回想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检讨自身的责任。难堪的是，医护人员和病友们时来围观我，加之智纯清醒时拉着我的手不放。时时狂叫，我只能奉陪到底，处境很尴尬。智纯终於出院，僱了辆三轮车，我护送他回到北郊的家。
几天以后，学校放假，我在智纯家住了几天，终於无奈的告别智纯全家回到了杭州。起先，我们还通讯，但后来收到智纯父亲一封信，他父亲说智纯每捧读我的去信，情绪激动，狂叫不已，劝诫我今后不必再去信了，时间会医治一切的。如此，我不再给智纯回信。至於智纯父亲为我寻找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给他家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我没有资格再继续享受，我辞掉了那份工作，不再回上海了。於是，我再次失学、失业.老师和同学们都得知我屡试不中，劝告我还是报考音乐专业吧！这会比别人多些优势，次年我报考音乐专业，果然考上了。
一九五七年，我尚是一名学生，即陷身“阳谋”，颠沛一生，沦落在社会底层。一九六○年我随陈朗发配到了甘肃.约在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我突然收到智纯四弟智超的一封信，此信寄自新疆米泉县文化馆，真是久违了。因为遭受太多的风风雨雨，我几乎忘记了智纯和他的家人们。四毛长大了，他当该有二十多岁了。分别四毛已经十多年，这十多年有太多的坎坷，凡知识分子家庭，几乎没有几家能逃避政治的桎梏。四毛告知寻找我的困难，他想到我的哥哥周昌穀，是美院教授、知名画家，於是写信到美院向他打听我的情况，四毛向我哥哥询问我的行止，并向他求一张画，於是他得知了我在兰州的住址，也得到了昌穀先生一张画，上款题为“智超小友赏玩”。这真让四毛高兴.四毛在信上说十多年来他一直怀念我，特别是当他受委屈时，他就会想到我对他的维护，四毛留有我的照片，他常翻看，感受到亲情。我们的头几封通信，仅互相告知几年来的生活情况，彼此都避免谈到智纯，后来我还是问了他的近况，四毛为此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说到，当年智纯经抢救后，并未及时返校学习，休学了一个学期，他情绪不安，性情狂躁，时时翻看我给他的信件，他父亲想销毁这些信件，被他得知后竟昏厥不省人事，从此父亲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休学后，返校继续学业，他不但没有痊癒，竟然精神失常了，被送进精神病院，病癒出院，勉强完成学业，分配到山东单县师范任物理、数学教师，后与单县一个农妇结婚，生有一子……。至於他的父亲夏老先生，难逃五七年“阳谋”劫难，划为右派，受尽荼毒，最后被捕入狱，母亲和弟弟们的困境可想而知。四毛为了生存，小小年纪即已自立，后以支边身份到了新疆谋生，因为会绘画，得在米泉文化馆有份工作……。
接读四毛这封长信时，正在中午，我正在为孩子们烙饼做中饭，但是这些讯息让我震撼、痛心，我为智纯深感内疚，他本当前程似锦，竟为一段不知结果的感情所葬送，我为他惋惜，我深深自责却无能为力，我感激他曾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献出年轻的生命，那天我的烙饼都焦糊了。
本来我和四毛相约，不要让智纯知道我们的通讯，不要再打乱他已趋平静的生活。可是四毛还是将我给他的几封信一并寄给了智纯，於是我收到了智纯寄自山东单县的信，他说他在灯下读我的信，然后拿出过去我给他的信（居然还珍藏着），连贯着再看，他说这就是历史，又连接上了，他希望我们不要再失去联系，直到白发苍苍生命结束。他信上有一段描述，他说他初到单县师范时，学生的年龄正是我们当年的韶华.他每到一班，即扫视女生，看有没有一个像我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竟然一个也不像……。他还寄来一张全家照，妻子、儿子。儿子尚小，妻子是一个相貌憨厚的山东女子。
通讯不到一年，文化革命开始，和四毛、智纯都中断了通讯。到一九六八年，经受了文革中最激烈、残酷的斗争。陈朗业已去边塞农场服役，我和孩子们也经历几次抄家后，此时到杭州郊区二姐家，因老母将遣送原籍受监督劳动，二姐又犯精神病，疯疯颠颠。我是来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合力排解苦难的。冬天，夏氏三兄弟，智纯和四弟、五弟竟找到龙坞来看望我，此次他们仍是通过浙江美院我哥昌穀知道了我的行踪的。十多年的阕违，我和智纯都有三十多岁了，而四毛、五毛都是廿多岁的英俊青年了。他们在龙坞住了二天，畅述家庭变故，自身遭际.
如此艰难联系上的关系，后来由於文革的深入，紧接着下放，逼离兰州，居无定所，又都中断了。至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我等返城工作。这才又开始寻找多年不通音讯的亲朋好友。不幸的是“访旧半为鬼”。智纯父亲老先生瘐死狱中，智纯本人也英年早逝了。我家老母去世，二姐也因发病沉水库而死。二哥昌穀亦死於文革迫害。
一九九三年，我们住杭州见仁里，离四毛一九六八年来访又过去了二十五年，四毛的二女儿和二女婿由深圳来访，他的二女儿又是通过浙江美院获得了我的地址，此时昌穀哥已经去世，年仅五十七岁.而堂哥昌米仍然在美院任教，美院是我们联络的枢纽，总能曲折寻到。从四毛女儿口中得知，四毛兄弟多亏母亲的妹妹小姨妈早年居美，所以在八○年代国门开放后，小姨将他们兄弟数人全部设法移民美国，居住路易斯安娜州，都发展得很好。九○年代四毛回国后，立即派遗女儿、女婿亲到杭州寻找我。二女儿像四毛一样清秀，我们一起合影，我赠送两件老玉鱼作为她的新婚贺礼.四毛家住深圳，我们恢复了通讯，但讫今未见面。一九九五年我们移民纽西兰，四毛再度去了美国。我只能在越洋电话中听其声，每次通话的第一句，四毛总是说：“素子姐，你是最好的……。”
与四毛也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四毛在电话中和我畅谈，说到约在一九七七年他返新疆时，路过兰州，曾特地下车看望陈朗，和他共同生活了一天，那日陈朗巧从农场返城，四毛见陈朗接待朋友（估计是高天白），以杭州寄去的鱼乾饷客。见他处理事务，通过一日的相处，陈朗的宽厚、从容，使四毛对他印象颇佳，那时智纯还在世，他写信向在山东的大哥叙述所见所闻，至此大哥才消除了多年的隔阂和内心的嫉忌。可惜大哥智纯去世了，不然可以续写一段崭新的友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