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以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先生猝然去逝为起点，至当年6月4日中共当局出动军队实施入城戒严为终点，持续了整整50天的，以北京学生为主体，逐步将各阶层汇入其中，最终波及全国，进而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二十年来，作为从那场民主运动中过来的我，从来不敢忘记那些长卧在长安街的英灵，不敢忘记那场运动的诉求，不敢忘记那场运动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片段。
背负着这份难以释怀的记忆，二十年来我也从来不敢停止对自己及其那场运动的追问：我投身那场运动是否错了？那场运动本身是否错了？那场运动究竟对中国及人类历史意味着什么？–等等不尽的疑问，简直成为我二十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
二十年，对人类历史是一刹那，而对个体人生却是何极漫长！它不仅占去了正常个体生命的将近三分之一，而且将人生最宝贵的有所作为的20岁到60岁的一半光阴耗尽。就此而言，八九年至今的二十年对个体生命是绝对难以轻言”飞逝”的。同时，二十年来也是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时期，因而也是很值得总结反思的。
今天对于八九年那场民主运动，不管仍然存有多少争议，但一些基本点是任何方面都不可否认的：其一、那场运动所提出的反对腐败，惩治官倒，推进民主，落实人权等等诉求是没有错的，是完全合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人类普遍意愿的！其二、学生与市民和平、理性提出诉求的方式，后来通过集会、游行、静坐、示威而要求的对话，不管有人怎么来评价，但都不可否认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学生与市民只是践行着这种权利而已。就此两点而言，八九年那场运动从总体定性来说：诉求上是合理的，而表达形式上是合法的！
如此一场合理诉求与合法表达的运动，怎么最后会招致血腥的镇压呢？镇压者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而更值得探讨的是二十年后的历史究竟证明了什么？
记得当年6月4日，中共当局将那场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之后，他们给那场运动定性由”动乱”乃至”暴乱”后来转变成”政治风波”。针对那场运动邓小平提出了让我记忆深刻的两点：其一是搁置争论。记得他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到对八九运动两三年内不讨论。只是这个讲话现在却搜寻不到了，不知是被屏蔽了，还是沉漃于历史的某个角落而难以找到了；其二是用发展经济来赢得民心，重塑权力的合法性。应该说邓小平提出的这两点是与他一贯的执政原则相符的。当然邓小平的两三年内不讨论八九民主运动的提法，最后是二十年了在中国大陆也没有让讨论。而权力合法性问题最后就全部变现成官员腐化助推的GDP政绩。
事实上二十年来中共统治集团忠实地执行了邓小平八九后执政的原则–搁置争论，埋头经济。当然邓氏提出这种原则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通过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证明当时镇压的正确，来重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然而，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就真的证明了当年镇压的正确吗？
无可否认，二十年来中国统治集团一直挂在口上向世界与国民宣讲的就是镇压后赢得了稳定发展，因而镇压是迫不得已的”必要”，是具有历史的正确性的。在此我不想就当年那场运动当局最后采取武力的正确与否浪费太多的口舌，我仅想通过二十年来的一些切身经历、感受，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虽不说绝无仅有，但至少是极为罕见的道德堕落与价值崩溃时代。
由于生计的关系，我曾十几年陷身于商海中，因此经常与地方县处级与地厅级一些官僚打交道。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极少碰到一个在茶余饭后正而八经地谈工作的官僚，更难以听到官僚真正为当地民生、社会福祉着想的一些诚恳探讨。给我印象极深的绝大多数官僚居然是酒桌上津津乐道于酒色财气，热衷于探究如何捞钱与如何猎艳，比赛着谁能挥金如土，谁的情妇多，谁的小秘靓，而酒席后奔忙于商场、秀场，好象这一切就成为他们工作的全部。
如果说这些外在的言行还不足以说明官僚队伍整体性职责的错位与道德堕落的话，那么”当官不为财，请我也不来！”的为官口号，与”能喝半斤喝八两，这个干部党培养”的用人之道，以及早期梁山那种”不容于社会方入我梁山”的利益同罪精神，应该写真了二十年来中国官僚集团整体性价值崩溃的实质。
在中国官僚队伍整体性道德堕落与价值崩溃下，中国社会道德风气也是一日千里，溃不成形。整个社会风行着唯钱是尊，以钱量人，为了钱财不顾亲情，以致全社会弥漫着人情冷漠。一时间社会上评判一个人不是说他做了多少有益于社会的事，而是说他谋得了多高的权与赚取了多少的钱。在如此世风之下，人类固有品行的高尚成为一种嘲讽的对象，那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成为社会生生写照。
对于中国二十年来这种道德堕落与价值崩溃最集中而经典的反映，是2008年9月暴出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这个直接涉及整个民族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官商合谋的长达多年的投毒性事件，将中国这个时代整体道德与价值准则暴露无遗。
纵观这二十年来，只要稍有理性者都痛心地感受到中国社会在官僚队伍整体性道德堕落与价值崩溃的”垂范”下，中华民族沦陷入历史上罕见的”礼坏乐崩”时代，一时间道德危机与价值危机横扫着中华大地，因此衍生出的灾难使这个民族应接不暇。应该说导致维系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准则的丧失，使整个民族处于精神虚无而人欲横流的惨祸中的，最直接而主要的罪魁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对道德与价值准则的刻意扭曲与肆意摧毁。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反省过往岁月时，一定要总结中国最近二十年来损失最大的方面，那么当属中国社会道德堕落与价值崩溃。因为这一切被摧毁后要想恢复与重建，那绝非三年五载的事，而是需要几十年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次，中国二十年来完全丧失公正原则下的掠夺式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出现急剧的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一种”哑铃状”的畸形社会结构，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固有秩序，摧毁了社会平稳持续发展基础，导致社会长久矛盾激化与动荡。
我曾经因为求学的路被中共统治集团阻断而”下海”谋生，在长达十几年的商海打工岁月中，我亲身见证了一家台资企业以游戏为名的赌博业务。这种赌业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各地的一些商家与公安、黑社会势力紧密勾结，互相参股，结成了由商家投资，权力支持，黑势力护场，几方联合引导市民入赌的局面。这种欺诈式的抢劫，它不会增长社会任何的财富，只是将社会固有财富通过非法而不人道的方式重新聚合，它以千万人受骗下沦为赤贫为代价而喂养出新的富翁。
如果说上面的赌博还有被掠夺者人性的罪恶原因的话，那么我曾经碰到一个高污染的项目，那就是官僚与资本不顾百姓死活的合谋。那是一家外资想在一个旅游胜地建国外早已禁止的高污染项目，而该旅游地官员明明知道这对当地旅游产业长远发展与居民生活安全会带来致命的危害，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也不应该在当地上此项目，然而当地官员一方面为了GDP政绩，另一方面为着投资者贿赂，居然就积极地帮投资方逃避政策法规，促成项目上马。这件事让我看到官僚们为了自己政绩与钱财那种不顾百姓死活的疯狂嘴脸。
如果上面我亲身见证的赌博与上高污染项目还只是片面的特例的话，那么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地风行的强征土地，强拆民房，强制破产等等，就有着广泛而普遍的代表性，因此而制造出的大批失地农民，失房居民，失业工人就生生地控诉着这种掠夺式经济发展的罪恶。
如果说一批御用文人还津津乐道于中国二十年经济的奇迹的话，那么只要看看这二十年来制造出的每年数千万计的上访冤民，任何稍有人性者也不敢为这种经济发展叫好了！所以中国二十年来完全建立在小数一部人对多数另一部分人掠夺上的经济发展，是完全逆历史、背道义、反人性的罪恶经济，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秩序的深重灾难性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昭彰。对此中国今天每年上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警钟初鸣，可以想见更大规模、全局性的冲突与动乱正徐徐降临中国大地。
再次，二十年来中国整体性掠夺式开发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水、土、空气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而难以为继的地步。据权威机构的研究证明，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积累起的财富总量，全部用于因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治理都还不够，也就是说积累的财富还弥补不了环境破坏的损失，就此而言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个负数。
二十年来中国在丧失起码道德与价值准则约束的疯狂掠夺下，社会整体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环境被不可修复性地损毁，使曾经自诩的神州变得几无可饮之水，无可吸之气，无不受污染之食。因资源与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的灾难已经日益频繁，那种旱涝并至、寒热失度、四时颠倒、怪病肆虐等等怪象，已经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威胁到百姓生命。这个社会因环境破坏带来的灾难已经如阴魂般追随着那些歌功颂德的声浪而吞噬着大地的希望。
面对中国社会二十年来日益频繁的灾难，这个民族事实上早已置身于自然与社会双重危机夹击的困境，在此危机四伏、百病缠身之下，中国社会居然还能高呼崛起、繁荣、强大，这若不是痴人梦话，就是欺世谎言。面对这种状况，任何稍有良知与理性的人都无不旦夕忧愤、寝食难安。
无需更多列举中国二十年来已经深陷的困局，我们仅从上面道德堕落、价值崩溃、公正倾覆、经济失序、社会两极、矛盾激化、资源枯竭、环境毁坏这些惨况，就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而导致如此严重危机的根由应该追溯到1989年那场镇压上。
八九”六四”的屠杀撕开了共产极权欺世迷人的虚幻面纱，将其残暴反人性的本质暴露无遗，在血淋淋的现实前，一切宏大描绘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一个自诩”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权，居然对践行宪法赋予权利的学生与市民动枪炮。这种残酷的现实自然将任何堂皇的说辞都击溃，从而使中国政权一下呈现了它本初的色彩。一时间中国社会出现理想破灭，原有的价值准则丧失，权力合法性缺失的实质彻底从原来宣传掩盖的外衣下赤裸裸地呈现到世人面前。
如何重建权力合法性？这是统治集团急需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邓小平给出的答案就是发展经济，通过给国民以实惠来赢得民心。但在如何凝聚统治集团，结成一个强大有力的统治队伍上，显然统治集团自身也丧失了理想主义的维系纽带，而只能通过利益共同体来建立。这样八九之后的中国统治者就将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经济策略自然蜕变为拥有权力者先富起来的规则。
作为国家的公权，如果要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那么在道德与传统的价值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是违反人类基本常识与公权的基本原则的，于是摧毁已有的价值，颠覆固有的道德，扫清权力与资本勾结的精神障碍，就是中国权贵集团首要的课题。
在权力精英、御用知识精英与资本精英的合谋下，以权力精英刻意诱导为先，以知识精英的附合或沉默为继，以资本精英与权力精英的联合疯狂掠夺为最终形式，上演出整个社会沦陷入公正倾覆、经济失序、两极分化、矛盾激化的境地。在这种社会危机到来下，资源与环境的自然危机也同时彰显出来。所以八九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事实上就彻底开启了一个颠覆人类道德与价值的时代，在此颠覆下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文化、经济与自然危机的到来。
纵观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一步步陷入如此深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权力完全在那场反人性、逆天理的屠杀下失去了原本脆弱的理想牵引，也使公权力在残暴的面目下挣脱起码的监督与约束，于是权力与资本肆无忌惮地勾结掠夺，制造出了危害整个民族的罪恶。这种公权力丧失理想与失去监督约束的现实，正是当年对民主的镇压，正是社会缺失基本民主的直接后果。所以，今天中国要想扭转权力资本进一步勾结腐败为祸的状况，就必须重持1989年民主运动中提出的”推进民主、落实人权”诉求，只有在人权与民主下，才能结成对公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才能扼制腐败的泛滥；也只有在民主与人权的标准下，才能重建社会道德与价值准则；才能恢复社会的公正；才能阻止社会的两极分化、缓和社会矛盾；也才能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