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长篇小说《壹亿陆》在2009年第1期刊发后，有人说对《收获》和张贤亮都是一种争议，也有人说小说写得真诚、胆大、游戏、准确，作家敢于暴露自己的种种心理，不乏怪异，甚至邪恶写出了今天的真实。从初吻到一亿六，从神性到恶魔，让人想到《何典》。
责编钟红明于是和张贤亮有了下面的对话。
钟红明：听小林老师说，她跟您约稿的时候，您刚好去了重庆，重庆有个精子库，也许这是您写作的缘起？
张贤亮：我从头给你说。这个小说我要感谢李小林。我到重庆，还没有出机场，打开手机，第一个接到的电话就是小林的。她向我约个短篇。是9月1日。她让我年底交稿。我答应了。但我短篇不多，到底写什么呢？
钟红明：我编过您的小说《青春期》，那是1999年。然后我在《亲历历史》、《八十年代》中编辑过您的两篇专栏文章，十年来，您没有发表小说。
张贤亮：是啊。短篇小说也不是我的擅长。躺在那里没事看报，九月份金融风暴逐渐起来了。（插：开始是风暴，然后是海啸，之后是金融危机并且向经济危机转化）我偶然看到一份小报，说金融危机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类精子弱化。男性精子弱化，数量减少，如不改善生态环境，人类就有绝灭危险，如果要繁殖下去就要靠克隆了。我看了觉得稀奇，大家当时都在关心起伏跌宕的股市。于是我萌生一个念头，以此写一个荒诞的短篇来敷衍一下。回到宁夏之后，9月14日，正好是中秋节前夜，开始动笔。可是这一动笔就收不住了。
我觉得写作这部长篇，给了我很大的创作上的启示，就是我信马由缰，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直率性，因为我手头写的这个长篇，的确写得很苦，我在雕琢它，在精雕细刻它。可越是精雕细刻，就越困难，所以常常处于停顿状态。本来我想敷衍，所以信马由缰直率表达，可越写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现状，就一下子涌到我的脑海里了，收不住了，成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很像我很早以前写作的样子。
钟红明：类似年轻时代写诗的激情。
张贤亮：是的，写诗，或者写《绿化树》《男人一半是女人》的时候那样，那时候一动笔，我的劳改生涯所有的东西一下子涌现。这次我原本想写精子危机，但改革开放后近二十年，都涌到我脑海里。
我表达了两点，一是我对底层老百姓的关注。我和崔永元在《小崔说事》里有一个对话，我说我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体会到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最根本的两点：第一要使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是使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我说的是真话。底层的是进城的农民工，农民毕竟在农村还保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农民工进城，多半是失地农民，还有一部分把地产给了别人。他们混得最差的，男的是拾破烂，女的是卖淫。我就写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最底层了，从他们开始写起。后来这两个人尽管这样那样，有不正当的方式，但毕竟他成功了。我还给他们希望。
坦率地说，刚开始我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设计，其实我也没有和拾破烂的接触过，也没有和站街女接触过，结果他们自己跑到我的笔下。
这是艺术心理学的问题，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就自己站出来说话，我觉得有点神来之笔。我觉得写这篇东西给我非常大的快感。
钟红明：看得出来。
张贤亮：跟你说写了两个月，其实四十天。中间出过两次差。我做了白内障手术，打字的过程中做手术的眼睛流泪，疲劳，只能休息一些天。不到四十天就打出来二十多万字。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自己要说的话。所以你们的关键词改动让我很恼火。
钟红明：是某些叙述中的粗话，《收获》有自己的尺度。可是没有删节和置换“精彩”的段落。
张贤亮：没有没有，可是一个字也不行，因为这是人物他在说话。不是我在说。我可以说酣畅淋漓。
钟红明：预先没有清晰的人物和情节的走向设计。
张贤亮：是的，我跟小林说，我收不住了，可能写成一个中篇，小林说中篇好啊。我写到十二万字的时候跟小林说，要写成一个长篇了。小林说千万不要超过二十万字，不然《收获》就不能发了。如果不限制，四五十万字也可能。我是掐着《收获》的字数写的，所以没有水分，都收干了。非常奇妙，是人物要站出来自己说话。
这部小说除了反映我对底层百姓的关注，第二点是反映了二十多年来我担心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有低俗化的倾向。所以媒体说我低俗，我说我小说并不低俗，我写的是一个低俗社会。十几年前我在小说中就呼唤精神贵族。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担心社会低俗化的问题。
钟红明：您认为社会低俗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张贤亮：从反右到“文革”，几十年使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而且文革是暴力运动，不是文化革命，传统都被颠覆了，仁义礼智信，都不存在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个传统一直维持着中国社会这么多年，都没有了。第二，大量的底层人物，就像王草根，走到前台来了。他们进入财富阶层和权力阶层，他们本来就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不要说传统教育，连正统的教育也没有接受过，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第三，改革开放伊始，我们的精神处于空白时期，大量西方商业文化进入，而不是高雅文化进入，一个邓丽君就风靡全国，当然她不是低俗。是通俗。所以我跟媒体说，我这小说是一个寓言。整个社会低俗的一面被我暴露了，我暴露是因为我担心。这也是很多媒体看不惯的。因为我把现存的低俗的东西都暴露了，有些人并不愿意暴露。还是愿意小孩不要说皇帝不穿衣服，大家以为皇帝穿着漂亮的衣服就可以了。小孩说了皇帝不穿衣服就不受欢迎。改革开放以后，加上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因而使一切向钱看。我小说中对这两大产业化都有描述。社会上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受到金钱的很大冲击，也低俗化了。伪博士伪博士后，很多假的，到这么个地步。教育医疗本来是社会上很重要的公共产品，全部低俗了。写着写着我近些年的担心不由自主出来了。我借着这个背景展开了当代社会的风情画。
钟红明：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您的小说低俗化，是否因为觉得您描述了这些人的低俗，但没有道德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剖析，是在欣赏而不是批判？
张贤亮：我毕竟偏爱我的底层人物，我要他们成功。你怎么批判？没有办法批判。现在很多底层人物上升为成功人士，都有过这样那样的不法行为，严格说也不能算是不法行为，市场经济刚开始就有问题。
钟红明：基于认识不够深入，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很快，而法律法规本身有滞后性，所以有很多空白地带。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规则得以进行。
张贤亮：什么是风流人物？他先要活，他能够打擦边球。他才能成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果他循规蹈矩根本不行，所以我的小说完全符合现实，完全符合艺术的逻辑。人物发展完全符合艺术逻辑。这个东西在艺术上使我放开了，如果不是二十万字限制了我我还要包罗万象。为了这个二十万字的限制，我砍掉了好多线索。
这等于是我的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让我怎么批判王草根、陆姐、姗姗呢？他们很自然的，人物就是这样的。因而我这里有很多反讽的、黑色幽默的用语，这也就是表现了我的态度，我只能用这种冷处理的办法，而不是热批判的办法。对不对？我既同情他们，冷眼旁观，又觉得有很多可笑的地方。可笑又不是他们本身的可笑，而是社会有很多可笑面可笑点。你叫我怎么办？我还能跳出来批判他们？我从宏观来看，这个又是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社会我也不能批判，它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车老板矿老板很多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我写的全部是现实。你叫我怎么来批判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今天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中国能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和开始的无序状态是必经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是血腥的，但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浓缩在十几二十年中。资本家在成功以后，第二代第三代就成了高雅人士，西方用了一二百年的历程，中国一二十年就跨过了，你让他们怎么高雅起来？我不是赞赏这个低俗社会，作者也不担负一个批判的任务，我是暴露出来。
钟红明：前两年有提倡贴近大地的写作，但也出现了看着新闻报道和纪实报道写作的，仿佛是放低了姿态，和底层的人们贴近。有记者说这几年，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还有你的小说，目光不约而同都是小人物。我觉得虽然主人公是小人物，但恰好不是贴着大地行走的作品，写得有弹性，而不仅仅是和小人物的贴近，而是传达了了作家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念。这个更重要。有的人说我很有生活，为什么写的作品没有影响？我觉得非常有生活和好的文学作品之间是有距离的。您以前的重要作品，主叙述人是“我”，带有您自身生活的痕迹，是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讽、自嘲、自我剖析，和您这部作品是很不同的。作家不喜欢重复自己，但也有人说，作家最感动人的是最有自身体验和情感体验的东西，文学需要想象力，可是写得最有冲击力的，可能还是最有感受的东西。有人看了你这部小说，说您很了解现实。您怎么看？
张贤亮：我对近二十年的文学走向丝毫不了解。所以我无法跟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对话，他弄一个文学走向文学理论解构啊，我都不懂。我是凭我的直觉写，一写就要写我的关注点。
钟红明：但小说要好看，需要生动丰富的细节。你怎样做到？
张贤亮：这部小说有很多细节，我写到王草根点钞票点出了甲沟炎，这个需要现实中观察吗？不需要。就好像《绿化树》我写章永璘拿到一个馍，上面有马樱花的手指印一样。难道我真的吃到过有手指头印的馒头吗？没有。我真的看到有人点钞票点出甲沟炎的吗？也没有。这就是艺术家的本领，他必须去设计细节。他要从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来。我要点一千块钱的时候，我自己的指甲非常平，修得很好，我数数钱就会觉得手指头疼，就可以发展这个细节。我看过人家做馒头，怎么捏的，就可以想象出馒头上留下手指头印。如果艺术没有想象光靠从生活现实中观察，就像你说的，生活再丰富，不见得是好作品。我觉得很自慰的，是这一点。我直到今天还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我在事先设想一亿六和二百五如何见面，在出租屋里，他们之前在电影院“相遇”这个情节是现实的，就不说是什么城市了，我朋友告诉我有这样的，给十块钱，在电影院里让人乱摸的。这两个天真无邪，没有文化，二十郎当岁的小孩，究竟能在出租屋里谈什么，我事前有些发愁。结果写到这里，对话自己跑出来了。一亿六说，我姓陆，你姓伍，我比你大。二百五说，一二三四五，六才是你，我比你大。它自己跑出来说了。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非常痛快，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到这两个人能说些什么。设计都设计不来，这在我生活中完全没有的。所以我说人物自己蹦出来说话就是类似的地方。还有写到陆姐背后靠山，小老头蹦出来了，七十多岁的国学家，开始写到小老头他没有胡子，胡子是十月底加上去的。一个美术家国画家来给我照相，的确美髯，我就把胡子给小老头加上了。小老头他怎样和陆姐相处？这就是我的想象和我过去的一点文化积淀。我想象苏东坡白居易如何招妓的。
钟红明：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不拘小节。
张贤亮：就是啊。所以光有想象力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也不行。不仅如此，天天守着我的那些工作人员也奇怪，说你哪弄来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因为他们现实中也没有看见我和这样的人接触。
钟红明：不是有具体的原型。
张贤亮：没有具体原型。找不出来。我也接触国学家，但都是道貌岸然。都和我说的是非常严肃的事。小老头既然是性情中人，我就要想象。所以这部小说让我非常欣慰，我还有丰富的想象力，这将影响到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写作方法。这是一个实验品，也是开创性的一个东西。至于有些读者失望，大跌眼镜，说是不如张贤亮以前的作品。你得允许我和原来不一样。
钟红明：人是多元的。
张贤亮：老写知识分子落到底层，老写右派劳改文革，当然我手头这个小说还是脱离不了这一段，因为这是一段不可磨灭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这个小说脱离了我亲身的经历，但没有脱离我感受到的现实，现实就是一个低俗化的社会。不是我小说低俗，是这个社会低俗。我一直向往精神贵族。这种人物我今天没有看到，你叫我怎么写他？而且我自己都有低俗化的危险。坦率地跟你说，平反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混迹于市场经济中，我觉得我自己都有低俗化的危险。我从我自身都发现这一点。
钟红明：财富本身是没有高尚和低俗区分的。但如果只用财富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缺少了提升灵魂的力量，就会导致急功近利。
张贤亮：对，这就是我在小说中分析的低俗化的三个原因。文化断裂，始终没有建立核心的价值观和追求。教育不行，只教书不育人。政治课背下来仅供考试用。二百五是一个孤儿，甚至没有人教会她自身的尊严。她成长的乡村中学，考试及格就行了，老师能够维持住课堂秩序就行了。如果说我缺少批判的话，我暴露本身就是批判。我指出来了。我相信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作家，借着这么一个荒诞的形式，展开当代中国社会这么全面的画卷。其实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就是王草根和他三个女人，陆姐和她三个男人的故事。方方面面。北京一个老朋友打电话对我说，你这句话说得好，中国最赚钱的两大行业，一个是当官一个是当小姐，你能感知这一点并不容易，我还是建议你把最字后面加个“容易”两个字，这样得罪的人少一点。所以出书的时候我就改了。想贪污非常容易，不想贪污的也有。哪个中国作家有这么深刻的评述？
钟红明：您以前的小说，《男人一半是女人》，说到男人身上的孩子气是特别可爱，这是否您塑造小老头的一种审美？
张贤亮：是的。如果说，我这部小说要打动人，所有的男人身上都有我的影子。我借着他们说出我要说的。包括陶警官，甚至包括监狱长，别看是犯人，女人有的命好有的命苦……如果说把亲身的体验放进去，那么所有男人都有我的影子。
钟红明：我是觉得您的这种审美上是否有一贯性？
张贤亮：我也会想象，从谁来想象？毕竟想象是我的想象，出于我自己内心潜在的的潜意识，我内心的东西，还有我内在的本质本能来想象。包括王草根，这些男人身上都有我的影子。有的读者看了说小说很好看，生动，我觉得就是因为作者融入了自己的体验。人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多质的。
钟红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所要达到的目的。里面的两个年轻人，一亿六和二百五，是被你抽纯了，如此天真无邪，一亿六除了乐于助人，其他的有很多常识他都不知道。我原来想，这个人物存在的价值，是颠覆一般的评价体系，一般从道德的、价值观上、教育体制上对人的评价对他都不适用。
张贤亮：他正好不爱当代的教育，没有受过教育，因而他才纯。这里面是有逻辑的。他不上学社会应试教育的东西强加不到他身上，他只有依靠本能来生活。人物发展都有他的逻辑的。他逃学，才能变成一亿六。
钟红明：代表未来和希望的两个人，天真无邪，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环境中都不受应试教育的伤害。您打破了现存的评价体系，但又没有建立新的。一亿六像十九世纪作家笔下的典型，健壮的身体，自然的美和活力，不受污染的心灵。但一亿六要承担未来的希望，他怎样开悟？您从二百五口中赞赏他也蛮有见解的，例子就是可以清楚记得看过的电影。这些不足以显示他的开悟，他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他足以代表未来的地方。您不是建立了两个符号式的人物吧？我感觉人物塑造上没有足够说服力。
张贤亮：对，这点你不能对我要求太严苛。
钟红明：无论他如何的璞玉混沌初开，他都要有开悟的途径。
张贤亮：我让姗姗最后给他开悟。只好从性意识开悟。限定了20万字，别的没法写。
钟红明：性意识的开悟只是身体上的。
张贤亮：通过小老头，我说了此子天赋异禀。他不受应试教育束缚只好自我发展。
钟红明：这还是比较空。要超越这个社会，还要有超越肉体之上的东西。
张贤亮：形而上的东西他没有，完全靠他自己的本质发展。
钟红明：那么他还只是生物学上的人种。
张贤亮：是的，他只是生物上的。要让我塑造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亿六的传记，是一亿六儿子的传记，在陆姐培养下，四十多年后成为中国伟大人物。他必须首先有英才。
钟红明：他是一块好土壤。
张贤亮：他是一粒好种子，好土壤，还不代表未来。未来看他的儿子辈。
钟红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王草根想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陆姐要守着她的爱情她的弟弟，二百五想要一个爱她的人对她说那一段《大话西游》里最让她感动的台词。什么是一亿六的梦想？他是大家眼里的优秀种子，他还没明确吗？
张贤亮：他还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没有发展下去。小说的篇幅不让我发展下去。张贤亮写一亿六是一个心理现象，究竟怎么回事？一亿六和二百五都是自己蹦出来的。你们刊物最让我恼火的就是那一句，二百五说她跟一亿六接触这么久，只是玩，他不会干事，我连他“鸡巴”都没有看过。你们改成了我连他“身子”都没有看过。这就不是二百五的语言。二百五这段话我是半夜爬起来写的。
钟红明：我们一般原则是，比如粗话骂到生殖器的，在叙述中就会删节一些，对话里保留。所以媒体来问我，说看到您说段落被删节和置换，我就说段落的改动，比如结尾，是您自己动笔的，而且您还在邮件中说我们的建议好。还有一些无关性的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小林老师也说和您讲过的。
张贤亮：恰恰我没有性描写。四川女孩子说鸡巴什么的，很随便平常。我从成渝公路开车旅行，中途进小饭馆，司机催快点，那里的服务员，十七八岁的女孩，自己就说“妈卖屄的，狗日的弄个鸡巴都出不来。”你看小孩都这样说。这就是二百五的语言。这就是真实很普通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没有搞清四川方言，吗、嘛，把问句的“嘛”都改成“吗”，有的就不对了。你们还对。我毕竟在四川生活九年，我在四川学会说话，一岁到十岁，天生有感情，对方言方音很熟悉。我为什么总是去四川重庆，它总能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它的气候都让我留恋。我不愿意到现在的上海呢？因为它已经失去我儿时的面貌了。其实上海话我讲得也挺好的。人家说我结尾打广告，我是打广告，开始写准备写短篇的时候我就想为宁夏打广告，因为我愤愤不平。宁夏知名度太低了。
钟红明：有记者来问我编到结尾是什么感受。文艺出版社的人觉得是败笔，我说我只觉得是一种戏谑，很好玩，要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找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叙述语言也变成了抒情散文的笔调，和前面的四川方言完全不同。宁夏的镇北堡是您心爱之地，我当时认为您是率性的作家，这是存放在您心里觉得最美好的地方。需要既有泥土气息又诗情画意的地方，所以就这样安排了，大片的向日葵一起掉头朝向月亮，一百只狗朝天吠叫，他们融入土地。也因此我们曾建议您修改过这里，关于两个人的感情描述，和这样的语言氛围一致。
张贤亮：我大半辈子在宁夏，我毕竟生活了五十四年。沈从文写湘西，湘西出名了，孙犁写白洋淀，白洋淀出名了。贾平凹写商州，商州出名了，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为什么不写我的第二故乡呢？我气不忿，一个中央级的电视台来采访我，住了一个星期，但播出时我一看，说张贤亮现在住在内蒙古银川市。看《新闻联播》以后的天气预报，陕西山西甘肃内蒙，一到宁夏就说西北中部偏南部地区，宁夏这名称都没有。我确实写得充满了感情。而且写的也是事实。你从文学的角度看的，我一开始写一个荒诞故事就准备放在宁夏。宁夏报纸上经常说：宁夏知名度为什么这么低？还登好多笑话。有外地人问：甘肃宁夏人？
钟红明：不知道您现实中是否熟悉一亿六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人？
张贤亮：这个倒没有。但他们毕竟带理想色彩。在小说里，刘主任检查男性捐精子的，发现城市男青年都有中性化倾向。有出于高尚目的的吗？南京路上，有一亿六那样高大阳刚的吗？一个个都小痞子型的嘛。我所以不愿意到上海来。
钟红明：我想起十九世纪作家描述的，健壮的身体，不受拘束的心灵。
张贤亮：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必须要有理想人物。小青年萎靡不振的样子，今天我和你说，我手下经常招工，女青年倒还像样子，男青年那个吊儿郎当，禁烟区叼着烟，说话一点礼貌没有，腿一直不停地抖。我看雨果的《九三年》，那个贵族，农民已经把他的庄园烧了，火光熊熊，要把他绞死。他骑马跑了出来，回头一看，谷仓顶部有一个小孩，他马上策马回去要救那个小孩。我看到这里落泪。我喜欢普林，他有一个短篇《在白色的山岗上》。一个贵族路过驿站，他不要妓女，后来没事，就把妓女叫来，她一天没有吃饭，就给她叫了饭。夜里发现她是个处女。第二天女孩咳嗽，医生诊断是得了肺病。他为了这个女孩在驿站住了一个月，陪着她，最后把她埋葬在白色的山岗上。十月革命了，他流浪到巴黎，可是总想着那个女孩葬在了白色的山岗上。现在有这样的人吗？你可以批判他找妓女，可是他有那种仁爱之心。
我指出社会低俗化，难道是我低俗？这小说要多读几遍才能读出意思来。
钟红明：我记得二百五热爱那段“一万年”的对话，来自《大话西游》。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影片。
张贤亮：你看我写的又是寓言。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受影视教育长大的。教育材料就是影视。二百五哪里学去，就是这些影视。她连琼瑶小说也不看，琼瑶小说变成影视他们才看。我们青少年，城市平民，影视就是他们的精神食量。谁来教她我爱你这三个字。
钟红明：《大话西游》是香港彩星公司跟西影厂合作，1995年1月在香港上映。在香港和内地的票房都不理想。当时任艺术副厂长的张子恩认为影片不能代表西影厂的艺术追求，甚至只能算是文化垃圾。1997年把拷贝给了北京电影学院，然后首先在高校流行，进而在全国流行。当年不会大话西游的经典语言，就无法在网络中行走和对话。影响了一大批痴情男女。
张贤亮：从北大清华传出来的。什么给你一个理由先，像一群苍蝇似的，不懂就不能交流，不要砸到花花草草……
钟红明：唐僧形象非常解构。妖是妖他妈生的。他的絮絮叨叨太好玩了。但现在谁再说那个爱的期限是一万年，我就觉得肉麻。听太多遍了。不断被复制是挺可怕的。
张贤亮：是啊。可是这就是现实，他们就是从影视中汲取营养。还有一个记者说看你写名牌，都觉得土气。这是我土吗？姗姗说这就是一个时尚社会。没有名牌还穿假名牌。中国是仿冒名牌的大国，而且这种风气让中国人想过平静的日子都不行了。
钟红明：好像身后有一只狼，不断用欲望的鞭子抽打着，拼命地赶路，追逐。
张贤亮：你看大街上广告，是我土还是大街上的人土？小说中的人追求就这样。追求这样才会去当小姐。说我做广告，我还给那些名牌做广告呢。
钟红明：尽管我看《大话西游》这段觉得肉麻，但这部电影还是在你的镇北堡拍摄的。
张贤亮：我看着它拍摄的。我看到拍摄朱茵和周星驰在城门上相对，心扑通扑通跳那段。看到他们的对话。当时因为拍摄我无法进出城门洞了。本来刘镇伟准备拍一部的，我那块土地香港人就没有看过，看到这个地方好，就来一段，现编词的。破豆腐坊，紫霞仙子和四大金刚打起来，这地方不错，又凑一段。随意性产生好作品。他们没有本子。
钟红明：“一万年”台词是对王家卫的反讽。他很多电影台词都是时间。当时我们社会的发展跟领会那种无厘头的艺术风格和电影的内容还有一个时间差。
张贤亮：中国第一部无厘头电影是我写的，我也会无厘头。珠江电影制片厂王唯一导演，八五年卖了三百万，那时候票价两毛钱。票房不错。黄建新的《黑炮事件》是根据我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的，可是别人都不知道。因为我的《绿化树》那些小说太有名了。我这个小说延续那种风格就下来了。
钟红明：您以前讲过，人在青年时代的不可磨灭的经历，会影响他的精神气质。您这部电影是以往一样的率性，热情，人物活色生香，细节也是鲜活的。经由这次您的创作，您觉得是在您整个的精神气质里面吗？
张贤亮：是的。我直率地夸奖自己，不留余地。没有别人夸我，我自己表扬，不然有什么活头。我毫不在乎，刊物是否发表，出版社是否出版，我不图名不图利。我感谢《收获》发了。对我个人是一个突破，现在小说也没有把当代社会低俗一面展开。昨天一个记者说这本书不喜欢，看是看完了，那是为了工作。我说毕竟你为了工作一个晚上一个上午就看完了，没有逃开。看得下去就说明有价值。有记者对我先说小说很好看，读得很快，要求采访。可是报道又说惹争议什么的。争议在哪里呢？谁跟谁争议啦？争议必定说有的说高雅有的说低俗才是争议。我倒是看到数学所的人说很深刻，认识到社会不了解的地方。我的小说生动，现实，所以才好看。
钟红明：您以前小说里，男女关系是不平等的。男的是落难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内心中鄙俗的一面，女的是朴素的农民，却很有生活智慧，善良。他们的差异其实很大，因为时代的灾难暂时发展为强烈的情感，可是注定了短暂。但这部小说里，男女在一个层面的。
张贤亮：这和时代有关。落到底层，《牧马人》《绿化树》，只能找另外一个底层妇女，而不是另外一个落下来的女知识分子。那是《天云山传奇》，是另外的故事。就像我给你们《八十年代》专栏写的《一切解放从人的解放开始》，身份的差异淡化了。身份在体制的意义上获得了平等。这种体制打破了。小老头和陆姐是不一样的，但这种差异不是体制造成的，是文化和社会经历的差异造成的。但他说，我一贯尊重风尘子女。到生命最后，他还是看着陆姐。念念不忘。
钟红明：他欣赏陆姐的美好。审美意义上的。
张贤亮：我毕竟还有一点敏锐的感知力，精子危机现在真的是个问题。我看到报纸上说，杭州还是郑州，有两千对夫妇等待合格精子，需要等待三年时间。我写糖尿病高血压就不低俗了写这个就低俗了。这都是身体病症嘛，怎么不能写。精子危机还更严重。和生态环境，食物、水有关系。好多人看的时候觉得有趣，看完了，哎呀，低俗。
钟红明：可能没有写摆脱低俗，没有写解决之道。就觉得你赞赏低俗。
张贤亮：我无法摆脱，那也不是文学家的任务。除非像托尔斯泰，复活、战争与和平，大段宣传宗教。难道我在最后来大段议论？我都没有看见，如何提供解决之道。
钟红明：《男人一半是女人》，章永璘骨子里是在意女人的贞洁的。但在《壹亿陆》里，姗姗和王草根要借种生子，陆姐不同意让一亿六用人为的方式，也希望藉此对弟弟进行性启蒙。王草根同意姗姗和一亿六直接做爱。这点逻辑上合理吗？
张贤亮：现实社会中贞节变得不重要了。丁克家庭出现，还有很多单身贵族，这就是我们二十多年走过人家二百多年的路。王草根的儿子孙子也许会成为贵族，但他没有时间了。为了二千块，处女用阴道带毒，报纸上都有。新闻比小说更真实。
钟红明：媒体，电视和报纸深度报道，我们可以藉此了解社会的现实。所以反映真实不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和力量所在。
张贤亮：文学是了解途径之一。影视很难表现人的内心的变化，新闻不描写人物。文学既刻画人物又可以表现人的内心细微变化。这就是文学的趣味性所在。
钟红明：文学写作也不能抱着影响他人的目的。因为生活里可以吸引人的太多了。
张贤亮：我也不想影响他人。二十多年前可以影响他人。现在变化太剧烈了。因为那个时候业余生活除了阅读没有别的，恰恰小说放得开，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影视控制更严。
钟红明：新时期，许多思想禁锢的突破是在小说里完成的，小说家也相当敏锐。
张贤亮：现在文学的感染力和教育人的力度大大减弱。但文学的娱乐性大大增强，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钟红明：但你不觉得娱乐性对文学是一种伤害吗？
张贤亮：不。我首先让人读得下去才能让他们认识到生活。如果读不下去，再深刻也是你的失败。要有趣。一个记者说，你写的不过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难道我还要写身边没有发生的事情？写月球？
钟红明：人家要你高于生活。知识分子不是要独立思考嘛。
张贤亮：那我只好写五个一工程了。我申报一个去。我又不要求政府给我一个奖。
钟红明：只有身体折腾，灵魂不折腾了。
张贤亮：灵魂也折腾，这是一个寓言。本来没有发现的，通过这个小说会发现的。
钟红明：正在写的大小说是什么？
张贤亮：我不多说，不然更说我炒作了。我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的《习惯死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钟红明：您个人很喜欢《习惯死亡》，那本书的写作状态和现在很不同。有评论说有一种暮气，和其他小说汪洋恣意很不同。
张贤亮：不一样。你看了就知道我很有预见，敏锐。这部小说过些年后人们会看出我的寓言。
钟红明：您很有信心。《大话西游》开始被看成文化垃圾，后来人们赞赏，觉得反映了后现代焦虑，解构，黑色幽默的气质。成了后现代经典。期望这样？
张贤亮：会改变我现在的写作，心态和语言。我这部东西不下于二十多年前你们登《男人一半是女人》，当时争议也大。
钟红明：别人写右派是圣洁的受难者的形象，可是您写知识分子也被阉割，是一种自剖。被底层人照出的灵魂上也有鄙俗，沾沾自喜。
张贤亮：中国人的低俗，首先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二十多年我看到了太多怪现状。现在各种问题担忧那么多，大家能开开心心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