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号召我们“不折腾”，很好，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拥护。问题在于，这只是良好愿望。要让愿望成为现实，还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诊断来，我们先要诊断出折腾的病根何在。
早在1993年，笔者在香港《信报》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腾中国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曰“极端主义”。若谈“陷阱”，这就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陷阱。简略说来主要有三种：1.极左，即新毛派；2.极右，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万能），和激进民粹民主；以及3.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或“新法西斯”。现在，更恐怖的第4种极端主义出现了，并且正在恶性膨胀中，这就是把极左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法西斯这三种极端主义集于一身的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大杂烩。它用极左意识形态做它的镇压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会主义和平等；用“权力搅市场”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发不义之财，但不要良好市场的自由竞争、法治及道德约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的伪爱国主义煽惑民众，骗取社会支持，同时坚决抵制自由民主，“绝对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
请注意：这个黑暗势力的主体是腐化堕落的各级政府官员及其子弟亲友，而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后者正是它们敲诈勒索的对象。
权贵资本主义恶势力的急剧膨胀，是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滞，而且从中共十三大路线大幅倒退，从“党政分开”退回“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权力全都集中到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手中，一切监督制衡统统化为乌有，导致“绝对权力绝对腐化”。“六。四”镇压和随后不久苏联解体，共产主义信誉扫地，共产党人信心崩溃，于是凡手里有点权的，便抓紧机会拼命捞钱，再把妻儿送往国外，给自己留好退路。整个中国社会随之理想破灭，“上下交征利”，恶俗当道，犬儒盛行，更给官员们提供了放手贪腐的大环境。近年来，有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干脆变成了黑社会，包娼包赌，强占土地，强拆民房，独霸市场，独揽工程，雇凶杀人，封媒体抓记者……简直到了穷凶极恶，肆无忌惮，无所不为的地步。
据官方数据，仅2003年一月到2006年八月，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就有67505人，而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学者估计，这六万多人仅占腐败总数的5%-20%，实际犯罪人数是这个查处数字的5-20倍。
短短20年间，这个阶级非法聚敛了惊人的巨额财富。至2006年三月底，中国内地私人财产（不包括境外）超过一亿的有3220人，90%是高干子女（《远东经济评论》，2007.no.4）——当然，也有合法财产混杂其间，不能说100%都是非法取得。一位久居中国的美国官员说得好：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
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占有70%的财富，而西方国家财富占有最不平等的美国，是5%的人口占有60%的财富，比起中国可谓“瞠乎其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成为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006年一份三部门（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题为《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的资料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当地农民人年均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地厅级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劵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
就是这样一个急速劣质化的社会，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
当年“胡温新政”刚揭幕时，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曾经寄予莫大期望。几年看下来，这个“新政”却是承诺多，做得少；口号多，行动少；令人相当失望。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权贵恶势力的百般阻挠。胡温的改革不论朝哪个方向走，只要触动了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都会遭到这个恶势力的强力阻击，休想挪动半步。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国企和金融系统的彻底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究竟能够依靠哪些力量？还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个改革，还肯为它出力？实在看不出来。照此下去，“胡温新政”难免变成“裱糊旧政”——清末改革派大员李鸿章晚年曾发浩叹，说自己一辈子就是一个裱糊匠，什么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块纸糊上，直到最后忽隆隆墙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体制已经疲态毕露，效能愈来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八十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里曾经流行一句话：现在是精英和痞子赛跑，看谁跑在前头。——“精英”是指体制内外健康的、建设性的力量，“痞子”则是体制内外腐朽的、破坏性的力量。“六。四”镇压之后，精英溃不成军，痞子恶性疯长，社会表面上一派繁荣，实际上内里正在溃烂，所有的“反腐败”措施不过是“扬汤止沸”，不过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一茬长得更加茂盛。中共决策者居然不知道（或者是故意装糊涂），“坚决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的意思，无非就是“坚决要大搞腐败”，坚决为那个人神共愤的权贵资产阶级保驾护航！不尽快建立起宪政和法治，即“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腐败怎么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这就如同一个大垄断企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产品再烂，你也只好买它的，只不过，共产党一党专制垄断的是政治权力，卖的产品是公共服务而已。如此浅显易明的常识，在今天的中国竟然还是言论禁区，还是极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超前意识”，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只不过是一堆从根本上败坏精英的认知，使之甚至低落到普通百姓的常识水准之下的梦呓（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我不能赞成那种极其肤浅的道德审判，把共产党人说成一群邪恶的坏人。他们制造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灾难，古拉格，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梦呓”性质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不从根本上清理这一整套思想垃圾（哪怕是私下里），就建立不起政治体制改革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会在面对极左派和民粹民主派的强力挑战时，除了用“不争论”勉强招架之外一筹莫展。
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先自由后民主——按照英国模式，分两步走，先建立起宪政法治的基本制度，培育起相应的法治信念和行为习惯，切实有效地约束官员的权力，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然后逐步推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民主——这才是共产党的最优选择。这个目标要十分明确，同时，改革的步伐要适当加快。开快车要翻车，开慢车也要翻车——你慢慢腾腾，堵着大家的路，一定会出来一个坏脾气、急性子的，把你顶翻到沟里去。这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头。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终结果，就是忽隆隆墙倒屋塌完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妨先从几件急务入手：一，强制官员申报财产和收入的“阳光法案”；二，人大对各级政府收支的强有力监督；三，县市一级的系统性整体政治体制改革。无论阻力多大，这几件大事也一定要尽快提上日程，以“霹雳手段”强有力地贯彻实施下去。如果连这几件事都拖着不办，那就再也不要侈谈什么改革了，等着大乱、大折腾、大清算吧！
历来的政治领导人当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怀抱改良社会、利国利民的远大理想，为之奋斗不息；庸人胸无大志，抱残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则专以玩弄权术、巩固权位为能事。所谓“胡温新政”究竟以哪一种历史定位载入史册，让我们拭目以待！
周舵 200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