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靠民族主义支撑？
如何打造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软实力，是近十年来中共宣传体系考虑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共内部各派系之间仅有的一个无争议的政治目标。作为软实力最重要标志的孔子学院在全球已经广佈远置，让中共高层颇有成就感。其次，“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让中共重新找到了第三世界代言人的感觉；第三，象徵性地显示人权改进又使该方面的“模糊战略”有了些许收效。在防止颜色革命层面上，可以不签署国际公认的公约而自行其事地搞“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行动计划；在缓和西方压力方面，等於说：“不是吗，我在改进！”
吊诡的是，中国软实力的根本支撑力量是民族主义，而且是比较褊狭的民族主义，绝对不是推行一种普世价值或新的全球政治伦理。褊狭的民族主义是社会的毒化剂，这在近代世界史上已经被证实。因此，中共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软实力打造必然以中国与世界疏离为结果。
民族主义政治戾气怨毒
在国际事务中，中共力图将民族主义色彩淡化到最低程度，而力图以“新人类”面目出现，但是西方媒体顽强不懈地对中国实行负面化报道，令中共很恼火，也很困惑。“为什么我们努力改进却很少被国际社会承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努力往往被恶意地解读为统治阴谋！”二○○九年初，在中共高层理论务虚会上，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常委李长春如是发问。与此同时，由社科院几位近代史专家合写的建议让高层十分尴尬，报告说：“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固然不错，但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对抗世界，是十分不明智的反应。尤其是在对日问题上，过度的新抗日声势导致了东北亚及台海问题的複杂化。”
这一报告被左派学者斥为“新媚日主义文本”，一些谣言指称：大量自由主义学者私下追捧二十年前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旧论，设想日本好像满清统治中国三百年那样，至少统治一百年，日本列岛就会变成有如今日东三省那样的中国治域。无论此种指责有否根据，背景却是中国知识阶层在中共褊狭民族主义教育下，反日情绪一直高涨.一位民间智库的项目主持人在北京一次小型学术报告上总结，“如同人民币升值一样，难以停下来、落回去。”
民族主义领军人物们私下交流说：“既然西方认为我们总是改不好，那么乾脆就不改了。”其中一位证实《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们受到了吴邦国与贾庆林的接见，吴和贾“讚赏该书对国际社会喊出了中国的最强音”。一些独立学者认为：西方媒体认为中共“总是改不好”更大程度上是商业原因，比方说“西方媒体要照搬中共官媒天天报喜的报道，肯定会倒闭，因为只有负面的报道才有市场影响力。”
从“装富”到买假文凭
不管中国重拾第三世界代言人的真实感觉如何，也不管对外援助本质上附加政治条件与否，事实上，中国本身并非富国。按人均收入标准，中国在世界银行指标体系中，与柬埔寨、危地马拉处於同一水平。不仅如此，中国国内庞大的贫困人口正在由於社会不公而增加。“设定全球危机对中国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中国也必须借助社会公平政策来减少贫困人口绝对量与相对比例。它应当是二十一世纪头三十年的主要政治任务。”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民间经济学家在小范围的讨论会上，着重地告诫了为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民间精英。
按这位经济学家的纵深分析来论，中国不富而中共“装富”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并发症，必然以牺牲贫困人口的可能福利为代价.另一方面，中国“装富”的虚荣心理导致了中共价值观念与西方社会的更严重的疏离，比方说四月中旬爆出的数百中国留学生在法国买文凭的事件，即是证明。一位在北京从事留学生中介的业务经理说：“别看西方人卖给中国人文凭，对咱客客气气，实际上内心很鄙视中国人。中国大量的政府官员乃至高级领导人拥有假文凭，对外国人来说是一个市场信号。”另据此位经理透露，中共高官与富商子弟从俄罗斯买文凭的数量最大，每年有近万份之多。“老毛子最瞧不起咱们，毫不掩饰地说中国是个骗子国家，甚至说我们任何一架飞机上都有俄国知识产权的影子。”该经理讲述了俄国人鄙视中国人大量的细节，买文凭只是小小花絮而已。
与政府官员们假文凭、假学位盛行及权势阶层到国外买文凭相对应，中国平民社会正在流行“读书无用论”。他们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家庭花费了大量积蓄培养孩子至大学毕业，结果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教育质量畸低，只顾赚取学费，孩子上完大学却成了“废人”。对於后一种情况，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柯炳生最近公佈了他的一项研究成果，坦率地承认：“大学生质量是就业问题的主要因素，这一趋势将长期化。”
嫖幼行为複现文化劣根性
褊狭民族主义在荼毒世界文明的同时，对本国公民社会的伤害亦一点没有减弱，贵州习水官员嫖幼事件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於中共宣传系统在改革开放之初把性开放后果归咎於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谓“打开窗子总会有苍蝇进来”，所以，目前在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对该事件集体失语的情况下，并无学界人士出面进行深度批判。质而论之，嫖幼行为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开放毫不相干，前者乃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大特点.换言之，嫖幼乃中国皇权文化与无耻士风的遗传，亦即民族主义炽盛下的历史丑恶之複现.
历史上不太着名的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皇帝是刘邦之子、年轻的汉惠帝，他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鲁元公主的女儿为妻。此种行为虽非嫖幼，但乱伦与淫幼性质实在可恶。再如北宋一代文人嫖幼之风大盛，着名的改革人物范仲淹在出知饶州时不仅开设官办妓院，而且离任后仍眷恋其中一名幼妓，不时去饶州嫖之。其他者如辛弃疾，身边养有两名幼妓，一名田田，一名钱钱，还被文人传为“佳谈”。
据民间学者的专题调查表明：中共官员之所以乐意鼓吹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动机就是维护官权至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现实行为上，部份有些文化水平的中高级官员附庸风雅，大肆聚敛古代字画、金石玉器；而文化水平相对浅一些或工作环境较为滥俗的官员则大续古代官员纵欲之遗风，或包二奶或嫖幼女，不一而足。调查还表明：中共地、市以下官员至少有四成与未成年女性发生过性行为，中下级官员之间用“雏鸡”即未成年少女互相招待的比例接近两成。更为隐秘的是，中下层女干部享受未成年男性性服务的比例超过三成。“深圳女公安局长让下属提供性服务，那是小儿科！”一位给女官员介绍未成年男性性服务的从业人士如是说.
“中国模式”何以破产？
尽管全球学界对“中国模式”的定义莫衷一是，但是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国外有些利益集团却大肆鼓吹“中国模式”的拯救作用，以期牺牲中国民众利益来维持中共与国际利益集团的交易模式。有民间学者在国外网络媒体撰文，直指中共“经济上民主，政治上独裁”的所谓中国模式已经终结.体制内负责任的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未来也忧心忡忡，如吴江曾於二○○九年二月初撰文，指出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
国际观察家指出：“中国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海外市场，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现在看来，这个市场越来越不可靠。从这个角度来反观，民族主义的嚣张使中国的政治本质越来越远离世界核心价值，它正成为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拦路虎。
不惟如此，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去中国化”，不承认中国是其代言人的地位，如IBSA紧密对话机制的形成正在取代本不明显的金砖四国机制（BRICS）。印度、巴西、南非三国的对话机制从二○○六年六月成立以来，效用逐步加强，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行动中更加协调.IBSA明确表示拒绝中国加入，原因是：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自私自利，没有可信性。还有，中国难以改变，因为它不是个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