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  原:中国“敌对势力”谱系之二

接上-1

五、民间宗教。

宗教的共同特征是劝人为善,精神主线是寄托来世。从社会学角度看,应该是硬性的法律制度的一个软性补充。若二者齐备并能有效遵循之,一定会获得较好的社会生态。

虽然”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个近世纪最大的专制宗教对中国进行了近百年铺天盖地般的强行洗礼,但最终仍难以扼杀既有宗教的原始魅力,人类的灵魂终究还是要选择理性的宗教精神,所以各类宗教和宗教精神虽然处身”地下”却依然鲜活,它的存在也一定是符合人类的”物种情商”的。

中国宗教人员被官方认可的数目不大,但实际人数众多。若仅用登记在册的数据评价其规模一定是失真的,不科学也不准确。大致说来,中国人对宗教有依恋情结者,当在三亿~五亿之众(法轮一亿,基督徒一亿,佛、道教不下一亿-此为概估,不做学术依据)。

1、传统的佛、道教。

佛教是外来宗教,从东汉至今历时已久,已经完全本土化。道教是本地宗教,起源于道家。

因二者长久以来与国人生活互为一体紧密相连,教、俗已经难分彼此,故众多信徒不一定是显山露水的”专业人员”,而是”业余”的俗家弟子,社会人文基础非常坚固,已成为中国文化构成的一部份。

中国的佛、道教天性温良内敛,但在红朝之初同样受到”教协”严控,同样是潜在的”敌对势力”。

 2、基督教。

多年来对中国南北各地地下信徒进行随机观察,频有相遇,概率极高,令人惊叹。因活动范围和方式不同,一般有”城市家庭教会”和”农村家庭教会”之别。

“国内官方宣称只有1400万(最新数据称有1600万),但是大多数华人基督徒的看法远比这乐观。一位北美的弟兄在文章里这样说:’海外一些研究人员估计,1996年,中国大陆基督徒的人数已达5000万至8000万之众。’前不久,一个基督徒常去的论坛做问卷调查,多数参与者都相信,今天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8000万,甚至可能超过一亿。”–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何当 《教会》主编  2006年11月16日)

如此则是与”法轮功”比臂,另一颇具实力的人群。

其间各类自发的”聚会”活动,只限于纯教务活动和教义共享,还有些内部的互助行为。尽管从表面上看与政治无关,但事实上多数时候已有违政府关于民间聚会活动人员数量的上限,加上活动频繁,已成为政府情治单位关注和打压的对象。

中国家庭教会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近年又有早期民主力量的加盟,所以此人群中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和宪政意识,不时遭到打压迫害,说明也正走向”敌对势力”一途。

在一个容不得任何异物的国家,有此一果,当属必然。

六、藏疆。

1 、人权高于族权,族权高于主权。

藏疆派,因为追求各自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基本人权,而被多数人说成是分裂派。

藏疆事务,涉及到种族平等,国家统一与分裂,也同样包括人权与民族和国家的权利之别。大汉族主义者将汉族主导的国家主义、自我民族主义凌架于其它民族及其人权之上,在汉族的民主尚未实现之际,即已犯了一个专制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大错误。–这个错误,其实是国家之下的民族之间,是要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即统一与分裂),是要民族平等还是要民主人权的两难选择。如果因为追求民主而必须付出民族分化的代价,这个民主我们是要还是不要?也就是,是个人的人权重要,还是国家的统一重要?

一个整体的国家,肯定是要统一,但对于个人来说,则应是人权高于主权。在追求汉族自我民主权利的同时,不搞民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应是民主的一个基本常识和思想内容,也是横在中国汉族民主派眼前的一个必过之关。中国的大汉民族主义不降温,一切将可能会在此名义之下重走老路。

“民主自决权”, 是每一个民族皆拥有的权利,这本出自”中间主流派”之口,所以在除中国之外的国际问题上,对此也一直是支持的。

在关于藏疆去留的问题上,应以原住土著居民的自愿为主,像北爱尔兰、魁北克那样,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而不是代人民意。

以松散的联邦制度来设计中国,让边疆民族有高度自治和民族自决的权利,其实本来就是藏疆民族久求而不得的政治理想,也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个理念。

此愿既成,中国本当无边事。

2、修身自强是维持统一的法宝。

一个破败衰落之家,任什么让人同来受苦受难?只要自我强壮富有,何愁兄弟不归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欲要留住人,须先留住心。对兄弟民族,不是武力恐嚇和无赖捆绑,而是诚意相待和制度保证。

 植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曾有说法,如大陆能修得民主宪政正果,不但藏疆二地无大忧,甚至连外蒙和泰国也曾表态愿意重归中国怀抱,至于台湾,则更不必多言,只待民主一现,一切即水到渠成,香港与大陆持续多年的两制纷扰,也将平息。

总之,以大度、公平、诚信之道,以德服人,以法治国,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

这与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数百万学子出国留学,只有三成学成归来,和现有人才、异议人员不断被迫外出的惨状,都是一脉相承有其因果的。国人要反思的是这个制度,而不是出走者自己的”不爱国”。若以中国的移民不归和美国的世人皆入相比,更证明了此理。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确实,在一个人权和族权得不到保障的国家中,再美妙的说辞也显得是那样的虚伪,如何让人家在得心甘呢?

3、统一与分裂之争。

在战略纵深和经济势力上(包括藏疆和台港在内),疆域大小当然有其强弱之分,但不成绝对正比,因为这只是国家之势而不是个人之势,若个人人权不保,国权再大有何用哉?

任何人当然希望自己生存的国家强大,领土广阔,但天下大势分合有道,分亦不见得积弱,合亦不一定富强。其前提是人民的幸福与安康,即人权要高于主权之上,有违此理者,必得不来真和平与真稳定。

现世界以崇尚和平为主流,战争之源皆源自于利益不公。若中国内修明治,外图亲和,待强民达到富国之时,以现中国半成武力,也足以自立于世界,何惧外敌乎?欧洲国家皆在没有战略纵深的情况下相安无事,何独中国有事?

若再以一族私利而行强权之事,则必入种族主义窠臼。以中国现有人文积习,得垄而望蜀,深陷军国主义泥潭,也不是没有可能。

 4、达赖入主中南海,你同意吗?

达赖虽为藏人,也身披宗教外衣,但这并不影响其接受现代文明民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其行为,其理念,其体制,在长期以来流亡四海游历诸国的过程中,早就在接受并按照民主宪政的模式运行着,其现代思想水平绝不比许多民主派和权贵集团低,并且还远超诸人,到是自喻为先进民族之汉族和自认先进文化之”中间主流派”者,反而在长期的与世隔绝夜郎自大中,明步地落武了。

美国以四十年的时间,走过了从后种族主义时代到少数族裔入主白宫反客为主的过程,反观中国边疆民族事务,已历半世之久,尚陷纷争泥潭,毫无和解之望,反有加重之忧,如不考量尚处民族主义初期之幼,则更让人失望之极。

以民族平等论中国未来,中国民族关系其实有一个绝好的解决之法:既然美国少数族裔的奥巴马可以入主白宫,为何中国的藏族人达赖不能入主中南海以充国家栋梁,执政治牛耳,代行中华事务?既然承认边疆民族同样是中国的一部份,一直大言要种族平等的传统权贵和新兴的民主派人员,有没有这种民族共容天下共享的自信和雅量?

七、港台。

港台二地做为中国所独有的两块不同性质的民主试验田,其功能是非常特殊和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的民主制度没有建立之前,能保证此二地的正常存在和有效运作,是所有中国人的一大任务,以使在中国的民主走向之前,总能有一个引导性的航标和一个制度优劣的参照系,在民主到来之后,二地的去留则必是水到渠成之事。

1、香港是在英国殖民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国际化功能的有人权没主权的国际金贸城市,从其现状看出,一个地方的贫富完全与其治理手法有关,却与主权无关。

香港也是中国内外交往的跳板和交接地,其中间功能必不可少,包括民主争取方面的内容。

2、台湾是中国民主的先导,不论它现在有多么的不成熟和”乱象”在天天发生,但这并不能否定其民主的真实和发展的方向。

台湾在支持大陆民主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但还有更大的潜力可挖。台湾若支持了大陆的民主事业,就可以赢得更多的国人支持和世人的普遍同情,也就为自己的制度存在打开了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也为自身的安危提升级别,确是一举两得的妙棋。

在有关于中国和台湾的统分旁嫡之争中,台湾早前从来是以中国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嫡传而自居,所欠缺者,国家要素之一–领士也。从国统、法统、道统上说,台湾也确应是中国的唯一合法继承,这也正是72年之前台湾在联合国得以保持会员国权利的法理所在。

但今日之台湾及其国民党者,已历数世之变,其原始之神已淡,其中华民国之形已失,所念者,非中华民族之国家天下,乃国民党一党之荣辱耳。故此才有国民党言席诸君频谒大陆,求安图稳,借力争雄,甘愿偏安一隅自为”台湾之王”,早将其祖传”三民主义”弃之脑后,是为台湾之悲,国民党之悲,中国之悲矣。

台湾是中国一部份,台湾的命运必然与大陆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所以台湾和台湾国民党应当以全中国的民主和富强为念,以历史责任为先,首先学着做自己的主人,然后学着做中国的主人,不要将自己的荣辱轻托它人,尤其是到现在还以虎视眈眈之势压台的对岸。

台湾若欲成就真稳定,须以雄才大略勇挑中华重振重担,己身所具有的中华民国国号优势,担负起带领全部中国人走向民主新生的重任来,这样不但可求自保,也可流得百世芳名。

八、国际势力。

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国际势力只能是中国人争取民主过程中的一个额外力量,平时起到补充作用,关键时刻起到临门一脚的推动作用,但决不能成为主导。原因:

1、靠不住。
 各国皆在为自己的一国之私而忙碌,对世界上别国被压迫人类所追求的民主与正义的理解和支持,也只能在这些国家吃饱喝足的茶余饭后,做为一种”业余爱好”和崇高理想偶而为之,决不可能成为其社会中压倒一切的主流内容和生活常态。

因此,对别国的期盼,最好定位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则受之,无则随之”的平常心态,在不影响国家利益原则的前提下,来者不拒,反之则必拒之。
2、不能靠。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求人不如求自己,这不但表现在求人难上,更有可能会引狼入室。远的不说,就说我们自己的命运现状,到现在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怎么能重新犯错呢?
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不论是否强大和适逢盛世,只要中国尚存,则世人必惊,所以多数时候”中国衰而不乱,实世人所愿也”。中国要真正以善面立世让世人放心,只有制度保证,为达此目的,只有多靠我们自己争取,免得被人左右我们的命运。

3、认清国际势力。

国际民主势力反对专制是因为专制制度的不确定性,随时会给诸国带来难料的危胁,但它却不一定非要反共产和暴政,前提是只要你没有危胁,同样可以和平共处。但它人们却要抑制中国的强大,因为强大的中国,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世界领导者,这或许不太符合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

九、总结

1、走向民主的左右腿。

以上所述各派,与其外那些最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底层士兵、中小商人等,组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谱系。其中的多数,是保持一种沉默和附从状态,正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是各方皆想拉拢和团结的对象(中间主流派的矛盾做法是,一边虚拉一边真压,最终使社会主流基石变成自己的敌人  ),也是社会中最没有发言权和受压迫剥削最严重的种群,同时更是中国民主必不可少的主体力量。

中国民主的成败,在于两个方面的功夫是否到位:

①、思想启蒙。

要针对现实还原历史和现实的事实真相,唤醒基层,让被蒙蔽者明晓事理,培养公民意识和独立精神,做自己的主人;

②、现实争取。[

在权贵不断加深的高压下,”沉默的大多数”应该为了自身利益而奋起反抗,进而能认识现实达到政治觉醒,然后建立民主机制框架和组织形式。

2、”敌对势力”说遗害无穷。

1907年初,一直积极推动社会改良,支持君主立宪的梁启超,面对汹涌而起的革命风潮,也不无失望地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诚然梁公所言。

现中国”敌对势力”说的出台,是执政的”中间主流派”主动将中国社会种群分割为敌、我两大阵营,明确拒绝进行社会和解,欲继续推行其以暴制暴,非我族类,虽远必诛政策的有力佐证,说明中国政治已趋向保守和倒退,也在无情宣告”和平非暴力”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破产,同时更亦是在催生着中国革命的早日到来。

在世界趋于大同和一体化的今天,当权者自视为”负责任的大国”,却在治下以”内紧外松”之策,行如此倒行逆施之政,以一党之私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明摆着是要将中国推向暴力革命的深渊,何谓”三个代表”和”先进性”?

不可否认,此”敌对势力”说与毛氏主义如出一辙,重现政治挂帅意识主导,将一切以”我”为尊,”我”即真理,凡有异议皆为”我”敌,就像四十年前对待”反革命”一样,使当代中国社会从此又多了一顶对任何人都适用、可以”压倒一切”的政治帽子,将更多的无辜之人打入到这个假设的”敌对势力”范围之内。

在此新”文字狱” 下,诛连与酷刑再难绝迹,使中国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进一步激化,昭昭然就是文革思潮的再现和回归。

此说一出,对高层形成一道自我封闭的铁幕和以精神领袖自居的政教合一社会,成为始做蛹者做茧自缚的一个魔咒,不但将自己牢牢地锁定在这个龟壳中从此于世隔绝,也使体制内那些本可有所谏言的忠义之臣避而远之,造成建设性的言论将从此消声匿迹,天下齐喑,社会失真和谎言横行。

君王庸则媚谀现,小人盛则贤臣疏。为了迎合上司,下层官僚极可能会以此说为争取政绩的新手段,加大对底层社会的打压力度,激起更多民变和反弹,使本来僵化的政体进一步走向衰亡。

不难看出,一党政治意识不除,则中国一日无望,更莫言崛起。因为党教中国,乃一党中国,非天下人之中国也。故此,若真有中国崛起之现,也必是极权暴政下魔鬼中国的瞬间爆发,以其原教旨学说,势与人类共存亡,实世界之公敌,人类之灾难也!

20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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