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遮蔽与揭示之中

1944年,罗曼·罗兰去世,那时,已经接近二战的尾声。去世前二十多天,也就是11月7日,垂垂老矣的他让人搀扶着来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祝贺十月革命节,祝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段资料摘自《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著,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附录的作者小传。

罗曼·罗兰以《约翰·克里斯多夫》闻名,我在工作以后看过傅雷先生翻译的版本,没有看完。可能是没有在合适的年龄看到的缘故吧,那种直白热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让我难受。后来多次在报章上看到罗曼·罗兰的名字,就与这本日记有关了。过年的时候,我重感冒躺在床上,拿不起厚重的书,就选了这本廉价买来的小册子翻翻,反正是日记体,正合适随翻随放,不会有负疚感。

我并不喜欢罗曼·罗兰的文笔,夏先生翻译也比较刻板,比起傅译来,可读性差了不少,我是把它当史料来翻的。作者是20\30年代左倾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苏联有一种浪漫的向往。不记得谁说过,左倾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可爱,我见过一些台湾的左派分子,都很有意思,觉得很亲近。我也曾经是坚定的左派,在苏联红旗黯然飘下的那个雪夜,正读初三的我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暗自神伤。哈,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而且是读着革命先烈的事迹,踏着革命先烈的遗迹长大的苏区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左倾呢?在我看来,左派人士都有些天真的理想和天然的正义感,尤其不能容忍不公不平之事。罗曼·罗兰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复述法国的左倾浪漫主义传统,也没有必要复述20\30年代的苏联如何在风雨如晦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吸引了众多可爱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我也不想去复述自《古拉格群岛》以来众多对苏联黑幕的揭露和批判——这类批判,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可以看到不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有揭别人伤疤,给自己下药的新传统。可以确定的是左派对苏联的向往和苏联存在黑幕的事实,是这本日记坚实的历史背景,而且,日记提供了某种穿越两者的可能,真是一个极好的分析极权体制自我粉饰术的标本。

但是,我不想劳神费力去分析这些东东,我没有分析大便的癖好。翻书的过程里,我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这个以“知识分子”(德雷弗斯事件以后法语语境下的“知识分子”概念)自命的作家的视角和内心感觉上。我最大的感觉是,一个过于沉浸于某种理念的人,如果恰恰又有着积极的入世冲动,他很难回归常识,尤其是那些具有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违背常识的事情,一个具有正常理性,同时又没有被某种莫名的权威(尤其是卡里斯玛型权威)所蛊惑的普通人都可以一眼看透的事情,这类知识分子却往往会费尽心思琢磨出各种理由来为之辩解,即使处于最基本的良知或者逻辑,让他们无可辩驳,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理想破灭,也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

比如,他对雅戈达(苏联国安的头目)管理下对刑事犯和政治犯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刑事犯进行固执而广泛的感化(当然是雅戈达做的秀),对政治犯却集中劳改(规模很大,无法遮掩)感到困惑,最后,他却得出一个结论:“这是警察理想主义的又一种表现,这种理想主义注重的不是人们的肉体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会和道德的内涵!”在这一段里,罗兰竟然向雅戈达建议将那些被流放的人关进至少配备符合章程的卫生设施的集中营——因为他了解到一些被流放者的艰难处境,雅戈达则更妙,说道:我们无权对他们运用羞辱他们的处罚。自然,雅戈达的解释也成为警察理想主义的注脚!

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罗曼·罗兰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富农的儿子写来的,这个人抱怨因为他的出身,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对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此表示愤怒。高尔基试图为这种出身论进行辩护,说出身不好的人进入集体生活容易带来危险,并反问玛莎,如果需要作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当即就用一个女人的常识和直觉进行了精彩的反驳:假定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灭绝占德国人口少数的犹太人的希特勒表示愤怒?以父母的地位来评价儿童,这是虚幻和荒谬的尝试!玛莎的言论引来屋内女人们悄悄的赞同。这一段当中,罗兰没有明确记录自己的态度,唯一可以反映他意见的是第一句话:下午,玛莎与高尔基进行了有趣的交谈。注意啊,有趣的交谈。

这种情形在日记里多处可见。从罗兰对大型的群众集会的评论,对斯大林的评论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浪漫多情的文人被极权主义形态下的全民动员和独裁者卡里斯玛魅力鬼迷心窍的痕迹。单从日记本身来看,罗兰的确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抛开那些莫名其妙的赞美的话(我相信,那些话在他还没有进入苏联之前就已经在脑海里酝酿了多时),他记录了很多与他的浪漫向往不兼容的事情。他一再强调,这只是自己一己的观察和记录。然而,就在访问途中罗兰给法国媒体朋友的信件中,全然没有透露一丝这方面的内容,对苏联除了赞美还是赞美,在离开苏联之后,立刻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斯大林,然后发表在《真理报》上。甚至此后,有关苏联大清洗的内幕在西方不断被披露时,他也仍然一直在捍卫苏联。而这段虽然记录不少事实真相,但可能直接动摇他的理念和向往的日记,却被他自己尘封了50年。

译者夏伯铭先生分析,罗兰尘封日记,可能与高尔基有关,我看也不对。很显然,高尔基不可能再活50年嘛。罗兰的妻子是苏联人,他的继子也在苏联生活,尘封日记与此有关,似乎说得过去,但仔细推敲,也有漏洞。因为凭着罗兰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将妻儿接到法国,事实上,后来玛莎也一直在身边陪伴他。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他满怀向往地去了一趟苏联,却看到太多他不能理解的事情,又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怕公开这些事情会给苏联革命事业带来伤害。

罗曼·罗兰先生一定无法预料,在日记写定的50年后,也就是他当年预定要发表日记的时候,那个罪恶累累的苏联已经风雨飘摇,快要走到历史的尽头了。我想,罗兰先生也一定无法理解,就是他们这批充满正义感、恨不得立刻推翻现行制度的知识分子对腐朽、庸俗、堕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迫使可恶的资本家及其政客们改弦更张,在民主自由的架构之下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最终从纳粹和共产幽灵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迎来了战后政治经济的极大进步和繁荣。看起来,这像是历史的吊诡。但话说回来,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无论用什么样的腔调,只要记录的,揭示的是真相,从长远来看,对于被揭露者都有益处,这却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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