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总是充满反讽。比如我，做梦都想获个什么奖，哪怕弄个本市社科三等奖也好，然而偏偏连“奖”字的一撇也捞不着。再看我的“老伙计”村上春树，为了保持“匿名性”死活不愿意获奖，然而奖偏对他不依不饶。日本国内的奖就不用说了，就连国际上的奖，大概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也都捞得差不多了。比如前不久就捞得一个比较冷门的耶路撒冷文学奖。依我看，这个奖其实比诺贝尔文学奖还重要，他的获奖演讲《高墙与鸡蛋》（Of Walls and Eggs）也比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美丽的日本和我》够档次得多。为什么呢？因为获诺贝尔文学奖无非去歌舞升平的斯德哥尔摩在永世中立的瑞典国王面前来一篇即使通篇风花雪月也无可厚非的常规性演讲，而耶路撒冷截然不同。耶路撒冷不是斯德哥尔摩。获奖者不应该也不可能站在这个中东“火药桶”上慢悠悠谈“美丽的日本和我”，而只能谈“高墙与鸡蛋”。令人欣慰和钦佩的是，村上谈的恰恰就是“高墙与鸡蛋”—“高墙、鸡蛋和我”。
那么，谁是高墙谁是鸡蛋？村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任何人都听得出是指以巴之间。他说：高墙就是轰炸机、坦克、火箭和机关枪；鸡蛋就是被碾碎、烧毁、击穿的平民。要知道，村上不是在日本神奈川县海滨的自家书房里这么说的，而是直接面对高墙侃侃而谈。并且明确宣称自己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哪怕鸡蛋错了！”这并非由于他没有是非观念，或者天生讨厌高墙喜爱鸡蛋，而是出于一种后天的信念。他在前不久接受日本一家纯文学杂志采访时表示：“重要的不是总论，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个人是一切的出发点，这是我的信念”（《文学界》4月号）。
对于《高墙与鸡蛋》演讲，村上说或许有人不满，认为是温吞水，“但小说家自有小说家的话语和文理。使用其他话语和文理，势必成为谎言。而且，如果直言不讳，难免引起听众的戒心，以色列人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把我的话语赶出脑海。”也有人认为村上有勇气。但村上并不认为自己特有勇气，“因为以色列并非专制国家，言论基本是自由的。相比之下，我感到的更是难受—作为客人应邀前往，受到种种热情招待，却不得不在那些人面前就以色列做批判性发言。
我当然理解村上的“难受”，那也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对其演讲的评价，较之勇气，我认为更是出于良知。在上面的采访中村上说他很早以前就关心巴勒斯坦问题，自“独眼龙将军”达扬任国防部长时期就不放过有关报道，相关书籍也看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体了然于心。他认为以色列为了保护犹太人权益而将巴勒斯坦人封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是“不正确”的。这也是他一度为是否接受此奖而“异常困惑”的原因。
自不待言，在这种情况下诉说良知需要勇气，但的确如村上所说，以色列基本上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即使以色列人，想法也并不一样，事实也是如此。当他演讲结束时，会场七百左右听众有很多人站起身热情鼓掌，就连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也主动跟村上握手，对他说“你的意见作为小说家非常坦诚”。但村上注意到，在演讲进行到中间部分时，坐在最前排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讲完后他也没有站起。“由于大家起立鼓掌，他不得不站起，但和缓的空气再也没有返回。想必—终究是我的推想—他有他的立场。”村上说他直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佩雷斯总统—颁奖仪式前佩雷斯还告诉他十四年前看过《挪威的森林》，而且很中意。村上想起来了，大约十年前佩雷斯的确在一次演讲中引用过《挪威的森林》。就是说，“他确实看过，而不是外交辞令。”村上心里所以“难受”，这也一定是个主要原因。超越这样的情分显然比面对“高墙”本身需要更大的勇气。这也是诉说良知所要付出的代价。而村上做到了，还做得蛮漂亮，幽默、机警而又坚定。
作者系村上春树作品中译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