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和毁灭未来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以来，除了杀人放火、卖国求荣外，它最伟大的功业就是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和毁灭未来。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做为口号，是1958年才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但是做为总路线，早在1925年发表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中国农民》2月、《中国青年》3月）中，就已经确定了。
这条总路线，是为骗取政权和巩固非法政权服务的，它从井冈山时期到现在，不管是“六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毛泽东时代、还是“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江时代，甚至“草泥马”的河蟹时代，都是坚决、彻底、严格而且不间断地被执行着。
所以，“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共产党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
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是一次最典型、规模最宏伟、成绩最骄人的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运动。云南省魏光邺先生的《生命的祭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北京，以下引自本书的，只注页数），虽然只是描写楚雄彝族自治州这个局部的场景，但在新民农场所发生的大量摧残、迫害、虐杀被囚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超法西斯暴行，与全“新中国”各地的劳改农场并无二致，同样都是“消灭知识分子”这一宏伟事业的一部分。
（二）毛泽东的确“伟大”、中国共产党果然“伟光正”
1957年，在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指挥下，云南全省农村开展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准备在这次运动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这场运动在云南108个县（市）展开后，据不完全统计，斗了9,153人，捕了1,342人。“刑事犯罪分子”还不在此数之内。（杨继绳：《墓碑》）这场运动的结果，据说“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
同时，在城市开展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1958年，全省又开展“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运动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这是杨继绳《墓碑》中的数字，但是据当年身受其害的中共大姚县委副书记、县长董安国说，仅反右运动“前期”就划出了右派分子12,514名，陷入“郑敦王静如反党集团”的官方数字是3,411人，受牵连而不戴帽子的仅思茅地区就有3,100人。（P960）可见，云南省的各类右派分子及其他分子当在数万人之谱。
其中昆明市的右派分子是1,820名。（P1090）
云南省的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占78.55％。（杨继绳）可见，不管反什么—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地下党、城工部，目标还是知识分子。
而不断的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则是消灭农村中的精英、消灭农民中的知识分子。自从暴力土改以来，加上中共几十年来推行愚民政策，剥夺农民受教育机会、实行城乡两级化；现在，十余亿的中国农民已经成了古今中外最庞大、最愚昧、最贫穷、也是最驯服的现代农奴。
从而把农村、农民中产生刘邦、萧何、洪秀全、石达开一类造反的带头人和智囊人物的土壤彻底铲除干净。所以，把毛泽东叫做“伟大的领袖”、把中国共产党叫做“伟光正”的党，也是很有道理的。
（三）楚雄彝族自治州抓了1,040个右派分子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个文化落后、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但是在1957–1958年间也抓了1,040个右派分子。可见，中共之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到了怎样疯狂的地步。
已经知道的该州一些县的情况：
南华县划了96名右派分子。
碌劝县划了95名右派分子。
双柏县划了83名右派分子。
武定县划了78名右派分子（干部35、教师32、医生5、工人2……）
富民县划了57名右派分子、7名中右分子（党政干部29、小学教师17、工人1、乡村卫生员2、营业员14、生产队长1……）
姚安县划了56名右派分子。
禄丰县划了105名右派分子（39人送新民农场劳动教养、57人清洗回家监督劳动、8人下放农场监督劳动、1人留机关监督使用）。
看看，党政干部、教师、城市医生，固然不放过；小学教师、工人、乡村卫生员、营业员、生产队长，甚至公私合营了的小商小贩（其中还有小脚老太太）也不放过。反右派运动不仅是违宪、不讲诚信的，也是无耻和荒唐的。
一部分右派分子不经审判被直接送到元谋县新民农场等劳改农场去“劳动教养”。
如南华县送67人到新民农场，结果被打死、累死、饿死、工伤死了46人；熬出来的21人，也都半死不活，剩下半条命了。所谓“劳动教养”，表面上是“最高行政处分，（受教养者）仍享有公民权利”，实际上也是“蹲监坐牢”的囚犯，而受到的迫害则更凶残、更歹毒。
右派分子在这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中，名誉被摧毁、人格被侮辱、精神被折磨、生活受虐待（饥饿、严寒、酷热、有病不给医）、劳役的超时超限、肉体上的酷刑，长达数年之久，甚至二十多年。“南冠楚囚，倍受煎熬，一个个束手待毙，朝不保夕”，引起大面积死亡。
元谋县新民农场1958年成立，先后送去832名的劳教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右派分子，到1961年底至少便死去348人。最严重时，一天死过8个人。新民农场就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人间地狱。
这样的人间地狱，在元谋县、楚雄州还有牟定繁殖农场、七一小电站、农业实验站等；云南省则有大板桥农场、王家庄农场、南溪水果场、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普文劳改农场、思茅信房石场等。
至于整个中国，那就更多了。请参考武宜三《序〈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和吴弘达、廖天琪等编写的、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劳改手册》。
（四）新民农场自始至终担负着“消灭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
受教养者被当作“反革命”、“阶级敌人”，在武装军警看押、各级狱卒迫害下，还要受同教告密、倾扎、内斗的伤害。
农场管理人员对受教养者是随意打骂，不把人当人。农场场长贡茂福有一天亲自用扁担打人，连打24人，每人3扁担，挨打者立即身受重伤，倒地呻吟不止。还有罚跪、曝晒、捆绑、吊打、手铐、脚镣、关禁闭等等酷刑。有被活活打死者。（P52）
农场给受教养者规定了超额、超重的劳动任务，虽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也难以完成。然而，完不成的后果，第一是被批斗而且是武斗，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捆起来、吊起来，有捆绑至残废、死亡者。
被批斗后不但要继续劳动，还要扣饭；越扣越饿，越饿越完不成任务越扣，形成恶性循环，直至死亡。
右派分子们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下，被赶进条件恶劣的矿洞、被逼挑重物过河，在有病和饥饿下被逼作苦役，也造成大量工伤死亡，饿死、累死、病死，死亡率接近一半。
死、死、死，就是叫你死。对于这一点，农场管理人也直认不諉。
农场队长徐天应扬言：“你们这些右派死了还不如一只鸡、一条狗、一个蚂蚁。”（P292）“我要把他们折磨得皮包骨头，叫他们想造反也没有那个能力。”（P291）场长贡茂福不给干抬木头重活的劳教人员吃包谷，只给吃红薯，而且只有一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这些臭右派，不死也要让他们脱一层皮。”（P556）
牟定农场的管教说：“死了一个就少一个祸害。”总之，百般折磨，饿不死你，就打死你。（P649）
于是管教们以酷刑逼供信，凭空制造多起所谓“反革命集团”冤案，为不间断的杀人制造借口。
为了“杀”的痛快，中共把人性未泯的农场政委任喜民打成“右倾分子”撒职下放劳动，而让恶魔贡茂福掌握农场的大权。
打人凶手、杀人凶手，死亡事故制造者，贪污分子、强奸犯，不但不被追究责任，反而被重用、继续升官发财。所以，右派分子们也明白，中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我们的残酷慢性屠杀”。（P869、878）
再看甘肃省夹边沟农场、四川省415支队、黑龙江850、河南省万胜山林茶场、安徽省白茅岭农场……无不如此。
夹边沟农场关押的3千多人，幸存者、后来编辑《甘肃省劳改志 》的刘文汉表示，夹边沟农场最高峰时的报表人数是3,074人。按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孙枢统计，死去的差不多2,900人，活着出来的不到300人，有的说只有200多人。
明水滩地处河西走廊，冬季气温只有零下20-30℃，加上每人每月实际只有原粮12斤即每天吃不到4两原粮，大批劳教人员被活活饿死、冻死，除了用“谋杀”两个字之外，还有什么词汇合适？
副场长刘振玉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列宁说过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枪毙人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呢。听了这话，幸存者邢德当时就明白：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哩。（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果然，大约95%的人被谋杀了。
（五）小脚老太太也是右派分子
新民农场有一个特色，它关了好几个小脚老太太。
小脚老太太也是右派分子？是。
她们大概都是以前的小商小贩，公私合营的时候把她们变成“单位”的职员。反右派一来，就拿她们凑数。这说明一，那些地方知识分子确实太少；二，共产党真的是没有人性。
还有临产的孕妇，癆病缠身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士、几个未成年的儿童。
杨洪祥、董发林是两个12岁的小学生，一个小哑巴刚刚满10岁，小水是8岁的儿童。（P1041）
熊翔，是15岁的小学生。因为喜欢收音机，常常帮同学、熟人修理，被公安局当作特务抓了去劳动教养。“15岁的特务”，也只有残民以逞的共产党“新中国”才制造的出来。
小狗蛋，是13岁的孤儿，拿无人管的废铁去卖，被定为“破坏生产”的“坏分子”送进劳改农场。
我看过四川省王建军的《五八劫》和杨泽泉的《回眸一笑》，以为在中学生中抓右派，四川省是孤例。原来我错了。坏事之于共产党，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云南省不但在中学生中反“右派”，还在小学生中反“右派”。谢富治之灭绝人性，更甚于李井泉。
楚雄师范学校在把接近一半的老师打成右派分子后，又把17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宣布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并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共产党常常作出“关心少数民族”的样子，例如它在这个楚雄师范就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班，说什么“体现民族政策”。结果却把这个班的5个优秀学员打成“反动学生”、 送去劳动教养。（P1043）
禄丰县几喇山是彝族的一个村寨，那里的小学校只有一个教师，由于条件艰苦和风俗的原因，很少有人愿意去，可是共产党却把先后两任教师都打成右派分子。（P1110）不把农民和少数民族彻底文盲化，共产党人是死不瞑目的。
从来的中原政权都是压迫、剥削、欺负、坑害少数民族的，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共产党比他们的前辈更狡猾、更毒辣，心肠更黑罢了。不信就请看看几十年来中共怎样屠杀藏族和回族的人民，就知道了。
共产党对过去的破坏，固然不遗余力，但对未来的摧毁更是非常彻底。
你看它对教育、生态环境、资源的糟蹋，是怎样的肆无忌惮。对“祖国的花朵”、“未来的主人翁”是怎样的心狠手辣。
（六）连吃奶的娃娃也不放过
王道芳，本来是一平浪549地质队的财会科长，被打成右派分子后送到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因为刚刚生下来的男孩要吃奶，所以只好把婴儿带到农场。毫无人性的农场队长杨某某，就在带小孩的问题上百般刁难王道芳，既不允许她背着小孩干活，又不肯让别人代为照顾，更不肯安排方便照顾小孩的工作给她；以致小孩在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饿了，只能抓自己的大便来吃。见者无不伤心掉泪，唯独共产党人铁石心肠，继续迫害、折腾这一对母子。天可怜见，这个婴儿命大，居然活下来了，今年52岁，说还“事业有成”云。
张贤亮《美丽》一文中叫做美丽的小姑娘，才10岁，就被脖子上挂块牌子，由四个成年人押送到公审大会、枪毙“人犯”的杀场”去“受教育”。
原来，消灭知识分子也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也同样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用有毒奶粉、三聚氰胺来毒害娃娃；毒不死的用豆腐渣工程砸死他们，毒不死又砸不死呢？把他们变成文盲，削减教育经费还要贪污挪用之，把教育奴工（代课教师）赶尽杀绝，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农奴，就成了我党取之不尽的统治和榨取的资源。
（七）武宜三猜想的被证明
武宜三曾经提出一个猜想：1958—1963年的大飢荒，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群体灭绝。
现在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饥饿谋杀法”早在建政尹始就已经开始了。
1949年在四川省采取的竭泽而渔的征粮运动，就遭到农民的反抗，这些反抗被污蔑为国军余部和土匪的暴乱，受到残酷镇压。
随后，统购统销、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社化等等，都是从农民口中夺粮的国家对农民的战争。
五十年代初期，江山初定，就开始对农民下手了。各地都有被饿死的事件发生。例如广西等省区。
云南省也不例外。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中共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三个区26个乡中因饥饿而死的有110人。群众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据14个乡调查，有偷盗行为的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
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杨继绳：《墓碑》）
魏光邺《生命的祭坛》中同样有这些事件的记载。而且许多人就是因为对三定过高、购粮过头、让农民挨饿甚至饿死表示不满，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例如碌劝县张肇曾、刘治坤，禄丰县唐祖荣等。
最早反戈一击的龚楚将军在他的《我与红军‧自序》中说：“按照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和当时国内的情况，中国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要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统治之下觧放出来，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新国家。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仁人所以茹苦含辛、赴汤蹈火以求者，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实现。然而，不幸在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中共的所作所为—就其革命理论，革命策略，及其革命手段而言—据我十一年长期身经目击而中心所领悟者，中共不但没有实现这一目的的希望，而且与它背道而驰。凡中共势力所到之地，虽表面上亲近民众，组织民众，而宣传上更口口声声为民众解除痛苦；但实际上，只有使人民的痛苦愈陷愈深，而去革命的目的愈离愈远。”
真是至理名言。因为直到今天，人民还在愈陷愈深的痛苦中挣扎。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新国家，仍然遥不可及。
（八）谭辅仁的作恶与下场
就以云南省为例，反右派和“大跃进”、“公社化”五十年代，有谢富治在作恶，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又有谭辅仁在祸害老百姓。
谭辅仁在1968年当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之后，集党政军财文大权于一身。他在云南干了三件事，其一是“围海造田”，就是把滇池填了种粮食。其二，把建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折了，高速度地盖起“毛主席万岁馆”。
其三，大抓“阶级敌人”。谭辅仁在云南省大搞“划线站队”，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他做过许多指示：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95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统计，仅仅下关市”， 追查“滇西挺进纵队”案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因为“滇西挺进纵队”案，株连一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500多人打伤致残，600多人被打死、逼死。根据中共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仅曲靖、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者达60万人；其中曲靖是293,193人（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谭辅仁对地富反坏右怀有特别的仇恨，1970年他号召“不要给五类分子记工分，不得按劳取酬，饿不死他们就行。”于是全省掀起对五类分子的大抄家。房子被没收，财物被抢走。
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作恶多端的谭辅仁和他的妻子，于1970年12月在禁卫森严的军区大院内，被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枪杀。
但是，一个谭辅仁倒下去，千万个谭辅仁又站起来。在“一党专政”的罪恶制度下，云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仍然忍受着权贵分賍集团的愚弄、压迫和敲榨。
（九）结语
与一般同类书籍比较，《生命的祭坛》还有几个突出内容，需要指出：
第一，它更多的把矛头指向反右派运动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和邓小平，批判他们言而无信、死不认错的恶劣品质。指向专制、独裁的制度，呼唤民主、自由、宪政。
第二，记录了一次经典的选举活动，为了体现公民权利，被关在农场的右派分子和其他被教养的分子们，在机关枪的“保护”下，实行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把唯一的候选人、农场场长、杀人打人恶魔贡茂福选为代表他们的“人民代表”。
第三，对右派分子自身的觉悟，反抗压迫，有比较多的描写。
第四，发出要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赔偿一切损失的最强音：“扩大化”三个字，何以服天下、平民愤！“改正”一辞，何以慰冤魂、谢后世！？
（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于流孚山水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