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飙车案、株洲塌桥案之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一跃成为国内舆论焦点，并在短短十多天时间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网络讨论热潮。截至5月24日，用百度搜索“邓玉娇”三字，相关网页20多万，而用google搜索到的相关网页竟达200万之多。在凤凰网所做的网络调查中，将近3万名网友的投票结果是98%以上网友认同邓玉娇为正当防卫，国内其它网站所做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也在95%左右，与此同时，维权界、知识界、妇女界都发出了寻求真相和维护法律尊严的呼吁。这足以显示，邓玉娇案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公共事件，因此，对于在此案中多次发布公共信息的巴东县政府，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些疑问：
一，5月10日事发时，与邓贵大一起去梦幻城要求“异性洗浴服务”的是否仅有邓贵大、黄德智、邓中佳三人？当地福诚铁矿矿主周程先生是否也在其中？如果周程与此案相关，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周程是否与巴东地方官员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二，邓玉娇刺杀邓贵大事发后，邓玉娇被怀疑患有精神类疾病而被送恩施优抚医院，稍后又被转移到看守所，据会见过邓玉娇的律师和网友称，在与邓玉娇的会见中，未发现她存在精神疾病的迹象，可是据5月24日新闻报道，22日，“与此同时，湖北省公安厅负责人正在巴东县看守所提审邓玉娇，据知情人（公安厅负责人提审活动的知情人一定很有些不寻常——作者注）透露：情况很糟糕，大约5分钟后，邓玉娇开始发作，歇斯底里，情绪难以自控。”报道暗示邓玉娇还是存在精神问题，否则，何来“发作”一说？问题是：自5月10日至今，将近半个月过去了，被关过精神病院的邓玉娇究竟有无精神问题，拜托巴东县政府给个准确答案，至少，找个具有鉴定资格的医院给诊断一下，为什么这个基本的工作却无人去做？如果邓玉娇是精神病人，那么，对她继续采取刑拘是错误的，因为精神病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三，自从夏霖、夏楠两位律师会见过邓玉娇并向当地官员反映此案可能存在对于邓玉娇的性侵害之后，邓玉娇的母亲表现怪异，两位律师的声明称：“自从5月21日张树梅被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谭静带走之后，一直无法顺利沟通”。而且，在邓玉娇母亲张树梅解聘两位律师的决定尚未正式做出时，巴东地方政府就抢先替张树梅公布了这一决定，事后曾遭张树梅否认，旋即又被其认可。巴东县政府可否披露获得张树梅这一决定以及相关人员与张树梅接触的具体信息？
四，夏霖、夏楠两位律师在与邓玉娇的谈话中获知黄德智具有对邓玉娇性侵犯的犯罪行为，并在5月25日作为邓玉娇的代理律师向巴东县公安局提出控告，但自5月10日起，黄德智音讯全无，巴东县政府是否掌握其行踪？如果黄德智失踪，巴东县警方是否应该对其展开通缉？
五，有网络消息称，探访邓玉娇外婆的网友行动受到当地警方的限制？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既然邓玉娇案只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警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而在5月25日，来自北京的维权人士周莉等人在巴东被无辜盘查，当地居民和旅馆则被要求看到外来陌生人需向上报告，巴东地方官员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
六，夏霖、夏楠作为邓玉娇的代理人向巴东公安局递交的控告书上，讲述了黄德智性侵邓玉娇和邓贵大强迫邓玉娇向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的细节，而此前巴东公安局一再声称不存在性侵犯，巴东公安局是否渎职？有关人员是否应受到追究？
七，梦幻城长期在巴东从事色情服务，巴东警方显然负有管理失职责任，甚至可能充当保护伞。巴东地方政府是否准备就此展开调查，并且因为可能存在相关利害关系，打算异地审理邓玉娇一案？
邓玉娇案的疑点不止上述七点，但部分疑点不属于巴东县政府应该澄清的范围，上述七点疑问因事涉巴东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门，相关答案只能由负责发布案情通报的巴东县政府负责解释，要打消人们的疑问，巴东县政府应就此给社会各界一个说法，以消除人们的不解。
无论舆论热潮如何躁动，邓玉娇案最终只能由司法机关给出最终结论，舆论不能代替法律，现在人们的担心是，如果没有舆论的监督，巴东县司法部门会枉法裁判，近期的杭州飙车案中的飙车速度，警方一开始的说法已被证实为错误，为此，杭州警方公开道歉，而株洲塌桥案中，网民根据公开报道的死亡案例，证明死者人数绝不是株洲地方政府公布的9人，这足以说明，政府也会说谎（或者说存在工作上的疏忽与错误），因此，舆论监督在这些焦点案件中绝不是多余，相反，往往是发现真相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巴东县政府更应该以诚恳、积极地态度面对公众舆论，否则，无法避免公众怀疑案件中存有黑幕。
目前，综合网络舆论，关于邓玉娇案，有一种并不违背逻辑的假设性猜测：5月10日，应周程的要求，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人邓贵大等人前往帮助处理福诚铁矿矿主周程与当地农民因采矿引起的土地纠纷（不知是否存在违法侵占土地的问题），事毕，花费600元招待邓贵大一行，然后去梦幻城以“异性洗浴服务”招待邓贵大等人，因黄德智等人强行要求邓玉娇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贵大被邓玉娇杀死，黄德智被刺伤，因顾忌邓贵大等人的颜面和官位，经周程等人活动，由官员出面向邓玉娇家人施压，晓以利害，最终决定回避黄德智、邓贵大等人的性侵犯之事，以避免影响死者名声和生者的前途，而对本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邓玉娇，则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拘，然后以精神病为名不予追究，如此一来，各方相安无事，“和谐”处置，由于张树梅及其丈夫一直在当地谋生，不敢得罪官府，也只好认可，这是她坚持邓玉娇有精神病一说的缘由。一般情况下，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随着网络舆论及传统传媒的介入，此案被曝光于世，打破了一般潜规则处置此事的套路，巴东官方及涉案各方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但由于此前对此案真相的掩盖，到如今案件卷入的已不止是邓玉娇、邓贵大、黄德智几人，对真相的追究讲使此前参与掩饰真相的官员面临丢官罢职的风险，于是，只好用一个谎言掩饰另一个谎言。
以上只是舆论猜测，并不代表事件的真相，但是，如果没有对相关疑问的释疑，没有公开、公正的舆论和法律环境，猜测可能就会被民间舆论视为真相。透过邓玉娇案等焦点案件的的网络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呈迅速上升趋势，“政府”二字不仅不能成为真相的保证，相反，人们对于出自政府之口的说辞往往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因此，巴东地方政府不要以为给出一个含混笼统的说法就能打消民间的怀疑，还原真相只能让事实说话，这首先就要给媒体记者及公民记者一个畅通、安全的调查环境，给维权律师一个正常的调查、辩护条件，不做到这些，在法庭审判邓玉娇的时候，民间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巴东地方政府进行道义审判。
2009年5月25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