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关于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惨案及其那场民主运动的经过，已经有很多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过回忆文章，本人也曾在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之际写了《不死的怀念》一文，简单记述了当年自己参与那场民主运动的经历及其反思，在此”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本人不想就那场运动再作陈述，而只想谈谈二十年来因为”六四”原因本人在生活、工作与学习上受到中国当局干扰侵害的情况，以便为更清楚认识这个土地上的制度与这个民族人性上的问题提供些参照。
1989年中国发生那场民主运动时，本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行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曾凭自己的良心积极地投身于那场运动，当时有幸被北师大学生选为高校对话代表。中国当局镇压那场运动后，我经过学校初步的审查，被准予毕业分配。应该说”六四”镇压之后，北师大教师普遍还是同情学生，总体上是希望毕业生能尽快分配离校。所以当局要求的学习与审查初期在学校基本上是走形式，当然后来慢慢一批伺机获取政治资本者被当局挑选出来，委以审查的急先锋而使高校追查向历史上曾上演过的又一场整人运动进化。
由于我是毕业生，只经历了学校早期的审查，所以对于我在八九民主运动中的情况当时学校老师并没有追究。当然这个没有追究也可能因为我在运动中用了化名，他们当时没有掌握相关材料。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绝大多数教师的良心，相信他们内心是想尽量保护学生的。
89年7月，我被分配到山东枣庄工作，大概当年10月学校派了两名老师前去对我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记得当时老师私下将我约到他们住宿的宾馆中，对北京方面已经查出我参与那场运动的问题进行核对。我知道他们肯定掌握了一些材料，但由于时间久了，本人记性一向很差，所以许多事的确记不清了。虽然老师也曾透露北京方面有意要将我带回重新审查，但当时老师并没有难为我，只是如实将情况作了简单记录，随后叮嘱我好好工作，就离开了。大概又过了两个来月，有一天单位政工科的科长找我，出示一份当年北京师范大学清理整顿领导工作组就我参与民主运动的审理材料，上面列举了我四方面问题：其一、是非法组织高校对话代表团成员；其二、非法组织高自联北师大理论宣传部负责人；其三、运动期间撰写了一些攻击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居然将政府称为”当局”；其四、负责非法组织师大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对于第四条我予以了否认，因为那的确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敢贪天之功啊。于是我在材料上注明第四条不实后就签了名。之后我还受到单位监察部门负责的审查，要我单独反省写检查材料一个月。虽然最后那个负责人一再表示不满意，但他也无法再追究什么。
我的整个审查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应该说最后怎么处理我，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我没有受到过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判决与剥权，也就是说我应该是个享有普通正常人权利的公民。然而1993年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后，四月参加了面试。我记得当年人大哲学系招收5名研究生，面试就是5人。当天两名面试的老师在面试结束后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就通知我下午到研究生办公室去拿一份调档通知。
当天下午2点多钟，我前往人大办公楼研究生办取通知，记得在上楼时还碰到了刚刚取了通知的另一位跟我一块参加面试的同学，她向我出示了刚拿到的一份简单的盖着人大研究生办公章的通知，并叫我快去取吧。当我上到楼上研究生办时，发现那里面只坐着一位50多岁的女教师。我想这人应该就是发通知的，于是就上前问好并说明来意。她问了我的姓名，随后就在一大叠通知中寻找。她反复找了几遍，自语着：”奇怪了，哪里去了呢？”。最后她好象想起了什么，又抬头问了一遍我的名字，我只好再重复一遍。随后她轻轻地拉开了办公桌另一个抽屉的一小节，悄悄用手进去抽开一张纸。因为我就站在她旁边，所以一眼就清楚地看到，那张纸上用铅笔写着”王治京”三个字，而别的什么也没有。只见那教师忽然似乎紧张起来，一下将抽屉快速推进，并用身子靠住了抽屉，似乎担心谁会抢开这抽屉一样。随后她等了一下，平静地但低着头对我说，他们学校有一些档案会采取”单调”的形式，就是单位直接前去调来，不通过学生自身提，并叫我先回去等通知。
人有时对一些事的预感是很灵的！在那位教师反复几遍没有找到我的通知后，我就感觉到可能出事了。当看到那个铅笔写的名字，虽然那个”京”不是我的名字中的”晶”，但我相信那就是写的我，并且那就是我拿不到通知的原因所在。于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就走出了那间办公室。在走下楼时，我强烈地感到读研再也与我无缘了！
又过了近一个月，虽然我心里已经确信自己读研被阻止了，但我仍然于心不甘，主要是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在当年的5月初又再次回到北京，并在回京后第二天傍晚直接找到人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的家中。我记得他是姓魏。当我敲开那支书家门，并自报家门时，那支书不等我说明来意，就直接说我的情况他知道了，并非常客气地叫我坐下，跟我说这件事不是他们人大的原因，他们接到了一份材料，他们有压力，最后他建议我回到北师大去开一份八九年在那场民主运动中没有问题的证明，并且一再承诺只要有这个证明，他们人大就肯定接收我读研。
我当然知道这些话未必可信，但本着查清事实，看个究竟的心态，我仍然于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北师大，并找到了当年我的班主任。班主任见我考回北京时极为高兴，当我将情况说明后，她一再表示同情和要帮忙。并且就在她家中，当着我的面，她拨通了一位曾经教过我，当时已经是北师大副校长的老师的电话，请他出面来帮忙。在她将情况陈述清楚，并明确表达希望他帮忙后，对方让我们稍等等，他说跟有关方面联系一下。我们就在电话机边聊天等候消息。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那副校长打来了电话，大意是说：由于当年学校清理整顿小组已经解散了，现在没法找到当年参加那个清理整顿小组的成员，原因是没有人承认参加过当年的清理整顿小组工作，而要证明八九年的事，只有那个机构与参加的教师出来才能有效。
看来一切努力到此为止了，真相也基本清楚了：八九年我参加民主运动的事，在事隔四年后，经有关部门给人大提供材料，让人大不敢招收我为研究生。我作为一个公民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就这样被无端剥夺了！
让我吃惊的是，我曾经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反右”、”文革”中迫害人的，原以为那一切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情况，居然仍旧如幽灵般肆虐着这个人世，让人感到危险无处不在，但却又不知来自何处、来自何人？
这个社会的恐怖就在于它提供出了一套可以随时侵害人基本权利的机制，而实施侵害者却可以安然地躲在暗处，对实施的侵害不负责任，甚至过后谁都可以不承认自己曾经加入过一个什么实施侵害人的机构，参与过一些什么工作。当然这个临时性可以行使超越司法之上权利的机构，虽然从来就是名不见经传，是不会有任何合法身份的机构，但这种机构却肩负着特殊时期的特殊使命，有着定人生死、剥人权利的无限权力。这种机构一旦完成其使命，就消弭于无形，而曾在里面工作过的人员也就脱身于事外，变成”没有人承认参加过当年的清理整顿工作”。
93年5月底我在通过考研受阻而对现体制有更真切的认识后，毅然离开山东的工作单位，前往海南自谋生计。从此我天涯漂泊，四海为家，以为再也不会与政府权力发生关系，当局大概也不会再管我了，或者是管不到我了。
1996年我在广西一家民营企业工作。有一天几个八九年曾经在北京参与过民主运动的朋友在广西境内一个地级市相聚，结果广西警方居然从南宁追到该地，使那家公司的老板紧张不已。后来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投身于商海、自谋生路，就脱离了当局的监控。此后又经常有朋友不经意地告诉我，不仅我的电话一直被警方监听，事实上我所在的企业也被有关方面安排人监视我的举动。记得1998年6月4日，我当时在北海办事，一个身在体制内的朋友正好跟我一块前去。当天吃饭时居然就听到那个朋友接到一个查问我去向的电话，那个朋友之后也不讳言就是警方打来的，还半带开玩笑地说：”你小子小心点，别以为无人管你。我受他们之托在敏感时候要看住你的行踪。”我当然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也相信这些被委托监视我的朋友并无恶意。
2001年我离开了原来的企业，回到老家县城一亲戚家中想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广西警方居然三次不远千里，前往我那偏远而交通不便的老家，探查我的去向。最后在县城中以查户口为由将我找到，让我都深感他们的”不易”。其实我也许从他们视线中就脱离不到半年，他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而劳师动众。在看到他们辛苦时，我更叹息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被不遗余力地用到了这些方面？真是太不值了！
后来我还听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从八九年之后，我就一直是当局的”社控”对象，除了原来山东的单位得到明确通知”不得重用”我外，同时还要求我的一切行踪应该在他们视线范围内。难怪当年我离开山东前往海南时，山东方面都专门派人万里追踪到我家乡。
从八九年至今二十年，我被剥夺基本受教育的权利与受到长期监控的不幸遭遇，显然是八九参加过那场民主运动中极为普通的情况。也正因为普通，而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对八九民主参与者的普遍性迫害，也能让我们想象到那些因那场运动而被判刑、劳教及受到各种处理者的不幸。当然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这片土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者的不幸。看到半个多世纪这片土地延续不变的残害人的孽根！
1989年我参加那场民主运动的对错与否，我不想再就此跟当局作无谓的争论，因为二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已经做出了极为明确的答复–一个没有民主监督的权力就只有不可扼制的腐败！由此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灾难就会如影随形，挣脱不掉！
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此”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我只想问问：当局你们凭什么剥夺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又凭什么这样二十年不变地动用纳税人的税钱来监控我？这样做有什么法律依据？同时我也要在这最后提醒那些参与整个审查、侵犯我权利、监控我行踪的人，你们是否想过这种不幸也会随时降落到你们头上？因为一个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政治权力，它对任何一个公民都不会放心。事实上这二十年来对我权利的剥夺与生活的监控的不幸，是权力对自己合法性缺失的恐惧，由此产生的不幸绝不仅仅属于参与过八九运动过来的人，它应该属于整个民族。也就是说只要权力没有真正成为代表民意选举、授权与监督的现代民主宪政下的权力，它就永远会视社会的公民为敌人！它就永远对任何想保持独立思想与言论者不放心，并不惜倾尽民财来达到绞杀的目的。所以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权才是我们正常公民权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