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两次交给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其中,过从较密的就是头上也戴了文化帽子的钱稻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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