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胡适有缘由
胡适的名字，已然熔铸于中国现代史中，谁也无法忽视，同样谁也都能说上两句，包括笔者本人。 关于胡适的大量学术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一门“胡学”。关于胡适的种种非学术的、比较随意的说法，自然就是“胡说”了。
但“胡说”不是胡说。胡说是骂人的话，胡适是从来不主张骂人的。胡适与鲁迅是论敌，但他对女作家苏雪林谩骂鲁迅的言论就颇不认同。虽然“胡说”很多，但我们海南人说胡，总该也得有点特殊的理由才对。我说胡的理由是：胡适的令尊大人胡传先生，乃是清朝末年（1887年），第一个到海南来做社会调查的中国人。他历时一月，深入五指山腹地考察黎族，留下1万2千多字的考察笔记。胡适于1934年将其整理后取名《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公开发表。胡传的考察笔记，是现代中国人开始海南研究的发端之作。从这个事件看，胡传、胡适父子是有功于海南的人，我们应该纪念120多年前的早期考察者胡传先生，应该感谢能认识到这种考察笔记价值的胡适先生。今天在纪念五四90周年时，说说胡适，为“胡说”增加一点积累，也算是海南人对前贤的一点景仰和感谢。
民主政治的是与非
胡适是民主制度的坚定信仰者，但他也相信，在中国需要提倡好人政治。胡适认为民主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民主政治就是幼稚园政治，只要大家会投票就差不多了。投票多了，民主的习惯就逐渐养成了。他后来一直认为民国初年第一次选举出的国会议员大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家，可惜这个议会被军阀破坏掉了，否则中国有可能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道路。但中国的民主政治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胡适发现，有了好的民主制度，如果政治家不是好人而是恶劣的政客，这样的政治也很危险。所以他要提倡好人政治，也就是说，即使是民主政府，也应当由好人来领导，如果政治家都是好人而非恶人（比如穷凶极恶的军阀），国家就有希望。那么，胡适到底是相信制度呢，还是相信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胡适的困扰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困扰。困扰不表明胡适比别人更聪明，而只表明他更认真，更诚实。胡适说他不懂政治，但喜欢谈论政治。不懂政治，是指不善于从事很实际的政治活动，比如组织政党，担任官员，负责具体的政治事务。喜欢谈论政治是指他有担当的胸怀，他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态度在中国有悠久传统，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毛泽东后来在文革初期也号召鼓励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懂政治的人谈政治到底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意义，这也是令人困扰的一个问题。
胡适提倡的好人政治，大体上可以理解成政治家要信守契约和承诺，要有人情味，当然更要廉洁奉公。毫无疑问，胡适是主张共和，反对帝制的。但当冯玉祥于1924年将溥仪从故宫驱逐出去，北洋政府也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时，胡适对冯玉祥的行动明确表示反对，他的理由很简单，民国政府在清廷退位时已经制定了优待清廷条例，主要内容是政府给皇室提供生活经费，保全皇室财产，待清室以友邦君主之礼。现在政府承认冯的行动，等于不守信诺。其实早在1912年，胡适就曾进宫拜见溥仪，还行鞠躬礼，一时为人所诟病。胡适这种人情味，历史地看，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就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内容，用现在的白话说，王朝更替，兴起者对败亡者不能赶尽杀绝，要给亡国之君留活路，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繁衍生息。这可是大格局、大境界的人道精神。你死我活的政治哲学只能导致仇恨和更猛烈的报复。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溥仪的温和态度，乃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政治智慧。可惜，古往今来，政客们十有八九必欲将对手置于死地，直至赶尽杀绝而后快。
胡适对具体的人宽容，无论他是逊帝还是论敌；他也对思想宽容，无论它是何种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信仰者，他主张社会应该宽容一切思想。自由主义的一个信条是，任何思想只要不付诸行动，即不含毒素。我对这个极端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我也承认，在政治理论层面，这个极为宽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胡适本人当年反对斯大林主义支配下的苏俄社会制度，反对中国国内任何形式的地方割据而坚决维护全国统一，维护民国政权的合法性，但他也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不能取缔这些思想。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李大钊成为同事和朋友，才能对蒋介石政权限制、取缔思想言论自由的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和严厉批评。
文学革命的功与过
胡适不大精通文学，但却发动了文学改良运动。唐德刚说胡适不懂艺术，对锦心绣口的六朝美文尤其不解其艺术风情。这个说法大体不差。我们今天看胡适的《尝试集》，这个新诗的开山之作，确乎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艺术价值。提倡新文学的人自己并不擅长文学，这成为有些人讥讽胡适的一个根据。但这个现象并非唯一，早于胡适提倡新小说的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写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个未完成的作品其实更像一篇杰出的现代政论，而不是优秀的小说。但这丝毫无损于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的历史功绩。胡适的提倡新文学也是如此。他不能从事文学创作，但五四新文学确实是他和陈独秀鼓吹发动起来的。今日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胡适当年说的文学，其实和后来人们理解的比较狭义的文学有所不同。胡适当时说的文学要宽泛得多。他写于1922年3月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所说的文学就包括严复、林纾的翻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时论，章炳麟的学术著作，章士钊的政论，等等。可见在胡适心目中，文学的范围相当宽泛，并不局限于后人认定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以我的偏见，现代中国文学欠发达，水平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五四以后，所谓新文学的范围日益狭窄，自我设限，一切以19世纪欧洲文学为标准，导致自我创造能力日益蜕化。假如20年代以后那些政论、时论、学术著述还能与小说散文诗歌并列于文学之林，则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质量或许要更高一些也未可知。反过来看，今日评估现代文学的价值，恐怕要回到胡适当时的文学观念上去，注意观察当年那些不是文学的文学，因为正是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才最大。
但比起白话文运动的巨大历史影响来，胡适提倡文学改良的意义也许算不了什么。正如今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的，鼓吹白话文的意义，不局限于改变文学面貌和质量。重要的是，这是一场争夺社会文化话语权的斗争。假如说先前的文化权力是掌握在能使用文言文的少数读书人手中，那么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实就是要鼓励普通大众掌握文化权力。这个运动取得的历史功绩无容置疑，新文化运动导致的中国社会文化权力的下移和普及，无论如何看，其积极意义都要大于消极意义。今日有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认为，文言文的被打倒，导致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衰亡，进而更影响到今日中国文化粗鄙无文，趣味低俗，难以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升到更高境界。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胡适把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树立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个颠覆性的文学标准，对后来学术界评价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就此而言，胡适矫枉过正的提倡白话文，在今天是应该反思的。
胡适在文学方面最为吊诡的作为是：他对小说艺术几乎没有高明的感觉和见解，但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却为新红学奠定了基础，甚至创立了现代红学。这个新红学的逻辑是，要理解《红楼梦》，须先理解作者，只有了解了作者的思想，才能理解作品的内容。既然《红楼梦》作者不明，则调查作者为谁，生平思想如何，就成了红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而胡适居然就基本论定了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这可真是一大贡献。百年红学，歧见百出，但迄今为止，胡适的结论，尚未有人能从根本上予以动摇。就此而言，胡适的贡献可谓大矣。但胡适引导下的红学发展，确实出现了许多令人齿冷的荒唐现象，当红学变成“曹学”，当传记研究成为唯一研究时，红学实际上就走入了死胡同。这门显学进而更产生一种逆反的学术冲动，那就是与考证对抗的索隐，时至今日，索隐派已经走向了比考证更为荒诞的境地，甚至由索隐而不知不觉走向考证。这不能不说与考证派影响太过巨大有关。就此而论，胡适也要为索隐的盛行负一份责任。事实上，从胡适当年解释《老残游记》的文字，可以知道，他本人也会使用他所不屑、所反对的索隐方法的。总的来说，我认为胡适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具有示范意义的《红楼梦》研究，但这种示范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成果，换句话说，胡适在《红楼梦》领域影响巨大，但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却影响甚微。
历史最终爱好人
一般都认为胡适是现代历史上头脑最清醒，最能把现实问题说清楚的聪明人，好人。但我觉得他在一个问题上不聪明，他认为科学可以成为确立人生观的一个可靠基础，换句话说，只有科学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人生观。他太相信科学了。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对此科学绝对无法回答。人生的这些基本问题，要靠信仰来解决。我们可以崇拜、迷信科学，但科学不能解决我们的信仰问题。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性，是将近一个世纪来中国许多思想家曾经遇到过的共同局限。
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大都是“说不尽”的主。他们之所以说不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确实丰富复杂，二是现在的我们确实太贫乏单调。两者是“互文”关系。假如今日的我们足够丰富复杂，那么再去看胡适，可能会觉得他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值得要说的。比如说他虽然写了先秦名学史，但金岳霖就认为他其实不大懂哲学。他虽然谈了很多政治，但他的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素养在后来的罗隆基等人看来，也是“幼稚园”水平。他倡导白话文，但他的白话文水准并不很高明；更重要的是，他在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重要贡献。但很可惜，今日的我们太苍白，太空疏，太无趣，我们几乎还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那一代学人所具有的眼界和深度，他们当年对胡适的分析评价，直到今日似乎并没有被超越。以此衡量，我这些“胡说”，自然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瞎白话”。
当年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春风得意的胡适，被同是自美国归来的保守派吴宓目为狂人、恶人、罪人，必欲去之而后快。但平心而论，在同时代人中，他可是个真君子。胡适的德行之高，个人行迹之纯洁，似乎不在吴宓之下。我认为，这也是胡适最终被历史认可的根本原因。因为说到底，我们后来人还是要喜欢、尊重那些德行高尚的人，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信仰是什么，却并不重要。
200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