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
中央决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那时邓小平在日本访问。十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访日结束回国，曾建议工作会议开始时增加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找了胡乔木为他起草会议讲话稿。
邓小平当时的主要注意力在外交方面。同美国的外交谈判已到最后关键时刻，邓小平要求“加快步伐”。另外他在访日之后，紧接着在十一月上半月正式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十一月十四晚才经缅甸回国。那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当时的形势，是中央工作会议与西单民主墙相互呼应，对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以及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当冯文彬把西单民主墙要求为一切冤假错案平反、撤销汪东兴的中央专案组等大字报内容在会上传播时，获得与会大多数人的响应。另外，凡是派代表人物胡绳在会上对周扬的攻击，引发了实践派对凡是派的回击。
胡耀邦对此会议的进程充分掌握、成竹在胸。由於他就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早已对会上提出的案件进行过认真调查，在会议期间及时向中央提供相关资料，使中央能够迅速回应人民的呼声作出决定；包括“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决定、“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二月逆流”和彭德怀、陶铸等冤案的平反决定等。照胡耀邦的说法，这是“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也就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邓小平看到这种形势，於十一月十六日再约胡乔木谈修改他的讲话稿。胡乔木於十一月十九日完成修改稿交给了邓小平。胡乔木的修改稿在邓小平手里压了十二天，邓小平在继续观察形势。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与华国锋、叶剑英等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和西单民主墙大字报的情况.那时大字报已有批评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贵阳市启蒙社提出“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邓小平听取？报时说：
“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代人解决不了，让下一代人去解决.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史达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雪夫那样的事。”
但那时邓小平还没有否定民主墙和大字报。他在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
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到了十一月三十日晚上，邓小平才把让胡乔木起草并经过修改的稿子拿给胡耀邦，对他说：“这个稿子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两天后（十二月二日），邓小平又提出了一些想法，重点是解放思想和民主。这篇重新起草的“急就章”完成后，邓小平却又让胡乔木参加“修改”，去破坏自己提出的“解放思想”和“民主”两个重点.举例说，“解放思想”的主题下有段话，原来是这样的：
“目前进行的关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於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评价真理标准争论之意义的这段话，本来是周扬的发明。胡乔木当时就站在反对一方；这次工作会议上，胡绳再次拿来攻击周扬.但邓小平在十二月二日谈到思想解放时，对周扬这段话予以肯定并重複讲了一遍，因此写进了“急就章”。胡乔木不敢贸然去掉，他採取的破坏手段，是把这段话从中间一刀切断，在“就要亡党亡国”之后塞进他的东西：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覆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然后再接上邓小平肯定的周扬原话。这样一来，对真理标准争论的评价变成了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中“反覆讲过”的老调子了。
对“急就章”中民主这个主题，胡乔木塞进去的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这么一来，民主的价值就被降低为“集中制”和“专政”的“手段”了。
但无论胡乔木怎样玩他的戏法，这篇“急就章”中既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连“改革开放”的明确概念也未出现；而仅仅三个月后，邓小平就发表了那篇胡乔木帮着起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向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和民主两大主题的反面，那才是邓小平帝国的政治纲领.
邓小平帝国的理论基础
所以龚育之把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急就章”与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并列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恐怕更多出自他个人情感的好意，而非历史的真实。且看邓小平自己怎么说？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宪法中关於“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於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証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於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这几段话，前四段，是邓小平的原话，虽然不准确、不完整，却是他的心里话。宪法中取消“四大”，是一九八○年，当然算不得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件事”，况且三中全会时邓小平自己还公开讲话肯定过大字报。那时大字报支持邓小平，邓小平在那种特定“气候”下肯定大字报，如同他废弃胡乔木的“思路”一样。后来大字报贴出“警惕新的独裁者”，矛头对准自己，取消“四大”才成为邓小平心中“第一件事”。
后两段，是经过龚育之、郑必坚整理，邓小平审定的文字，较有“理论色彩”，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帝国的理论基础.
关於无产阶级专政那一段，是继承毛泽东帝国的。这本来也是三中全会时被邓小平暂时收起的胡乔木“思路”（其实也是邓小平自己的“思路”）。那个被废弃的稿子里就有“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採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
邓小平后来不再使用毛泽东那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棍子，因为那根棍子打倒过他自己。邓小平改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拿来打别人，理论上完全一致。
邓小平与胡耀邦的根本分歧
关於反右防“左”那一段，是“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或者“发展”。政治思想领域反右、反和平演变，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差别就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在“一切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而邓小平认为反和平演变反到“经济领域”就是“左”。
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在“经济领域”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平演变”。
这就是邓小平的半毛泽东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半实用主义（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邓小平与胡耀邦的根本分歧所在。
胡耀邦的“思路”，从“真理标准”、“生产目的”、“人的解放”三大讨论到《精神文明决议》，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人类普世价值。当然他也从马克思经典中找理论根据，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人类普世价值。胡耀邦主张“全面改革”，经济领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人的自由与幸福。而邓小平却视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在废黜胡耀邦后选择赵紫阳，也是从邓小平帝国的理论基础出发的。赵紫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后来写进十三大报告），符合邓小平的警惕右（胡耀邦的“全面改革”、“普世价值”论）、防止“左”（邓力群的“和平演变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论）。
赵紫阳说过，他与胡耀邦不同，如果他不反对戒严、不反对派军队镇压学生，他的总书记是可以做下去的。这是真心话。邓、赵分歧主要在赵反对镇压学生运动，所以邓一面恨赵、反赵，一面又不得不说赵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许动”。
龚育之如果不从个人感情出发，而从历史进程来研究“邓小平理论”，他理应把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那篇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作为首篇才“准确”、“完整”。因为那才是邓小平理论贯彻始终的“精髓”，不是那篇邓小平讲完即丢的三中急就章。
为了“完整、准确”地说明邓小平帝国理论基础奠定的历史进程，还需要简略地提一下一九八○年与一九八四年的两段插曲。
二○○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於台湾淡水红树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