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本文前一部分提到了四部新书，即《改革的历程》、《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历史的大爆炸》、《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作为纪念二十周年的大礼。
实际上，作为大礼的，不仅仅这四部新书，还有吴仁华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封丛德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高瑜的《我的六四》，归化章、浦前的《100″六四”人物20年》，天安门母亲的《廿年生死两茫茫》，”我要回家运动”的《回家》与《再回家》。
吴仁华曾是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也是”六四”民主运动的领袖。屠杀发生之后，他被迫流亡到美国。为了破解”六四”屠杀之谜团，他利用自己作为历史文献学者之优势，一直收集有关资料，终于在”六四”十八周年之前，即2007年5月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这本30万字书，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1989年6月3日中午开始，到6月4日上午10时结束。它有力地戳破了中共当局之”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等众多谎言，记录了中共当局在天安门广场惨无人道之销尸灭迹行径。也正因为如此，吴仁华自认：”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份记录，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份记录。”
“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前的5月28日，他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这本近40万字新书，对中共当局进行”六四”屠杀所调动的19支部队的数量、番号、进京路线、任务、执行的情况、后来的论功升级等以及官兵名录都有确切的叙述。其根本目的就是把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李锡铭、陈希同、江泽民等当事者、屠杀者、责任者，统统钉在历史之耻辱柱上。
而同为”六四”领袖的封丛德，则由香港晨鐘书局于5月13日，出版了《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这本日记体著作共29万字，其中包括6万字的注解。”六四”期间，封丛德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当时，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就是他的妻子。这本来自”六四”第一线第一时间的著作，完全驳斥了中共当局之种种谎言。对这本书，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评价说：”（它）确是关于六四学运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余英时教授甚至还说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我的六四》则是著名记者高瑜的新作。”六四”运动期间，高瑜作为《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不仅大力报道运动之情况，而且还受到当时任职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的委托，推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推翻5月20日戒严令。中共当局对此十分害怕，因此在”六四”镇压正式开始之前，即6月3日，将她与曹思源秘密绑架。
对此，为这本新书作序的陈子明先生认为：”这充分说明，’六四’黑手在发动军事政变和反人民’暴乱’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切断最高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陈子明进而认为：”‘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也正是为了说出真相，高瑜写出这本新书，一方面再次驳斥中共当局之谎言，另一方面则让国人永远记住”六四”国殇。
《100″六四”人物20年》也由晨鐘书局出版，其目的也是驳斥谎言、恢复记忆。这本书记录了100名与”六四”事件相关人物，在当年的行止及20年来的命运轨迹，”他们干过什么？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还在干着什么？”
这本书不仅包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江棋生等学生领袖和严家祺、戴晴等知识界人士，还包括赵紫阳、许家屯、鲍彤等同情学生、主张对话与改革的中共内部改革派人士，乃至包括邓小平、李鹏等”六四”屠夫。该书也呼吁人们通过对”六四”人物的了解，反思和纪念”六四”。
而《廿年生死两茫茫》是”天安门母亲”推出的，由22位”六四”死难者家属亲自撰写的二十年心路历程。随书一起发行的还有一部纪录片《天安门母亲之路》。该记录片讲述了”天安门母亲”20年的艰难经历。
《回家》与《再回家》，则是”我要回家运动”推出的，分别由当年到北京采访”六四”民主运动的记者蔡淑芳、麦燕庭负责采访撰写。六十多位”六四”流亡人士异口同声地呼唤”我要回家”，实在让人伤心落泪。
对于恢复记忆，除了这些新书，还有《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第十三集。这集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当天播放的短片，其题目就叫《让”六四”成为扼杀自由和生命尊严的最后一枪》，副题叫《献给八九民运中千千万万的普通参与者》。
这部短片说：”罪恶的枪声，打碎人们的希望，许多生命、家庭一起被毁灭和破残，父母失去儿女，兄弟丧失姐妹，血和眼泪在街头流淌，勇敢的市民和学生们用血肉之躯，抵挡坦克、机枪、达姆弹，被投入监牢，遭受毒打虐待……我们民族经历了一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死亡。”
实际上，《最后一枪》原是崔健受1979年中越战争的启发，在1987年创作的摇滚歌曲。但”六四”屠杀之后，这首歌被民众，甚至崔健本人赋予了全新的意义。1990年亚运会成都站义演时，崔健唱完这首歌后直接说：”我们希望希望去年听到的枪声，是最后一枪。”
除了恢复记忆，有人则直接采取行动。5月25日，”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游行示威申请书》，要求在纪念日当天去北京紫竹院公园静坐绝食一天。其目的在于要求中共当局”公布’六四’真相，实现社会和解。”
而最大的行动则是”白衣行动”，即在”六四”这一天，穿上白色的衣服。这场由海外人士发起，海内人士积极响应的行动，其目的在于用”最简单，最可行，最少风险；当局也最难以压制，最难以阻止”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为此，北京大学教授、《零八宪章》签署人夏业良于6月3日，发出《明天我们都是白衣人》，”我估计在非常6+4这一天，会有无数怀念者穿上白衣，无论是白色衬衣、白色汗衫还是白色运动衣、白色连衣裙、白色西服或外套，甚至仅仅是头发上或者衣裙上的一朵白花，都足以彰显我们不忘历史和牺牲者的坚定信念。”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除了夏业良本人穿着白衣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内民众穿着白衣：陈卫、刘贤斌、欧阳懿、李宇、王德邦身着白衣绝食；波斯小昭身着白衣抗议；”雷激”穿着白衣会见国保人员；北京、上海两地访民身穿白衣白裤；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身穿白色套装，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参加集会并致词；沉寂多年的”六四”领袖柴玲也身着白衣参加华盛顿的集会，并当场宣布捐款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民主运动。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海内外各地的华人纷纷对此进行纪念。从北京到贵阳，从香港到东京，从巴黎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多伦多……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香港，这块目前来说还算自由的土地，成了中国的”良心”。在中国大地上，只有这里才有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甚至反对中共当局的自由。上面提到的十多部新书大礼，几乎都是在这里出版的。
不仅如此，”六四”运动期间，香港市民还发起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大力捐款捐物援助”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甚至，香港歌星、影星还举办了30万人参加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集会。
“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人士一方面组织一百五十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屠杀，另一方面则发起”黄雀行动”，极力营救大陆被通缉人士出逃。这场从1989年6月中下旬展开，到1997香港”回归”前才正式结束的行动，共救出约300人。其中包括陈一咨、严家祺、苏晓康、吾尔开希、柴玲、王超华、李录、程真、远志明、张伦、老木、老鬼、于硕、项小吉夫妻、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一家。
也正是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这一行动终于曝光，公布了200多页《”黄雀行动”工作日记》。担任其前线总指挥的是香港商人”六哥”陈达钲，其幕后人物有著名人物岑建勋、邓光荣、梅艳芳，参与者有”七哥”陈达钳、高世昌、朱耀明、刘千石、李伟杰、刘达文、罗海星。对此，李怡在《黄雀行动写下香港历史光荣一页》中评论说：”黄雀行动担负着香港数百万市民的期望，所做的不仅是拯救了一批人，对香港人也是一次心灵救赎。”
虽然陈达钲被称为”再生父母”、”民运人士大救星”、”当代侠士”、”香港的辛德勒”、”香港英雄，中华英雄”，但他在接受《多维》专访时，却谦虚地表示，”我的行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具备条件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不过，历史必将因此记住陈达钲，记住”黄雀行动”。
而且，”六四”屠杀以后，主张”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香港支联会，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大游行及其他相关活动。
而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烛光晚会，有十五万人参加，有七个足球场大小的维多利亚公园挤满了人。其中还有不少大陆人士，他们不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因为只有这里才能自由纪念”六四”。
还需要说明的是，此前不久，香港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支持”平反六四”的香港人超过了60%，比去年增加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为此，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说，这表明香港可以充当中国的良心。
无论如何，也正因为有了香港这个中国的”良心”，促使我们每一个国人，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六四”屠杀这一”国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