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体制暨税制决定了地方财权小、事权大的本质，另一方面地方行政（广义化包括党务）员额基数庞大，又决定了它“吃饭重於干活”的非道德化倾向。中央政治可藉政治道德化的公众认同来摆脱与地方财政非道德化的干系，地方则通过林林总总的非法猎取方式来维持庞大的开支。
这种状况以邓去世为标志，从江泽民时代后期就成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佯谬，只是目前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明显作用，使问题更加突出罢了。可以说，中国大多数省（自治区）以下政府不仅处於严重的财政困境，而且其社会信任指数已经荡然无存。
出口再恶化，只好“吃信贷”
中国的出口型导向经济使地方财政受益很大，所以，地方政府或是将规模并不大的民营出口企业封为“行业龙头”，或是许以“重点保护单位”。但是，持续的出口衰退使任何封许行为都失去了锦上添花的效果。企业处於暴风雪当中，政府的火炉里挤不出碳来。中国三四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速度分别超过了百分之十五与百分之二十，估计五六月份的降幅分别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与三十。简单地说，地方税收上半年将失去预计额中的三千五亿元人民币。（货币单位与种类，下同）
由於联邦税制型改革全面失败，也由於财政金融政策已经无配套可言，中央政府开始採取全面放松信贷投放的危险的货币政策。四月末新增信贷投放超过五万亿，预计到六月底将达到六点五万亿，年底不仅突破八万亿的最高预期，而且很可能达到十万亿的高峰值。其中，转向地方财政的份额将达到百分之七至八之间.保守估计的额度将有六千七百亿之多。由此可以预期，经过两年的通货紧缩之后，二○一一年下半年中国将爆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中央财政在全面危机的环境里也并不乐观，第一季度的收入同比下滑超过了百分之八，而且支出计划安排则是按GDP年增百分之八的规模计算的。这就埋下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度紧张的伏笔，即地方除了“吃信贷”以外，还要千方百计地截留中央税收。近日，中央财政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发佈文告《关於深化地方非税收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试图通过清理小金库的方式增加更多的中央收入。但是，结果仍如以往十余次清理一样，雷声大、雨点小。
私欲借公权，道德无底线
应当说，党政系统的工资水平并不算高，一般职员维持体面生活的难度相当大。因此，种种借公权而足私欲的行为就成一个“新行规”。如湖南道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政法委书记、纪检委书记入股当地水电站项目，为项目谋私，致使河道下游两万余亩农田严重缺水，面临抛荒的危险.又如在云南石林县，地方官员将电信推销业务与农（烟）业补贴政策相捆绑，一户烟农家里竟然因此而装了四部电话。在烟叶出售时，地方官吏与烟企勾结，对烟农进行压价收购。採访记者对此状况大发感慨，称烟农们是“蹲着种烟，跪着卖烟”。
最近，国家审计署公佈的《二○○九年第四号审计结果公报》披露：河南等十个省市违规佔用支农资金建房买车，同时，由於地方财政困难无法对中央拨款进行配套，缺口接近六十六亿.更为严重的是，陕西、重庆等八省市抗旱防汛投入经费仅为规定额度的百分之四。可谓置人民生命财产於不顾！
为规范省级财政行为，中央批准省级政府可以发债。这个市场化途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正是市场的政治检验功能，使得这项政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五月七日，河北省四十亿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遭遇“零成交”，没卖出一张。随后，内蒙陕西安徽三种省级政府债券也是“连废纸都不如”，没有成交额.到目前，地方政府债券仍没有成为公众投资品的任何可能。
党棍破坏选举两级合谋坑农
笔者做过一个农村选举调查案例，试图从竞选人与投票集团的经济利益角度来考证村民选举的真实动机.但是，调查中却发现村庄与乡镇两级的党棍对选举程序具有非常随意的处置权，比如一旦预期内定的候选人落选，就宣佈中止选举.
为了推进选举，农民甚至採取“保卫票箱”的集体行动──除非选举继续进行，否则就不交出票箱。
调查发现，两级党棍之所以中断合法选举，是因为他们合谋出卖了该村的三十亩临近公路的上好农田，由於村民的强烈抗议，该地块处於撂荒状态.有关消息则表明：主谋卖地的镇党委书记与买地商人是“盟兄弟”关系，拿到不小数目的中介费.镇政府一方则有人辩称：“中介费未归个人，存入了党委政府的办公经费账户。”
递进而言，地方财政困难也反映在政权最底层的农村党支部。农村党支部除了非法干预选举以外，还有向上级机构输送利益的功能。利益输送本身就是共谋行为，乡村党棍的分利动机参杂其中并受到上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