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问题显然还在襁褓中，至少在如火如荼的文学实践面前，现成的理论是“无力”的，这里的“无力”除了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方案在诊治所谓“底层文学”的“得”与“失”，同时也无法将之与既往的文学形态作出客观公正的比较并形成一个具体的结论。
文学历来宠幸无意识的存在，文学性也在潜滋暗长地走向历史深处，考验着人类理性主义的延展度与可能性。这里同样包含了这样一种可能，即“文学对于理性主义的抵制，同时隐藏了意识形态的反抗”，在这层意义上，文学在朝向未来的路上始终是鲜活的，在这其中必然孕育着许多不为现世人所知的“不朽”。这对于人们热衷的“普世价值”而言，文学显得未免其难，一方面要照顾当下功利——抚慰人心，同时又要超越抽象的历史时空，为未来构造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
“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在新世纪悄然登场，这当中裹挟着怎样的中国经验？又将怎样影响今后的创作？本文试图在美学上作简要的分析。
悲剧与现实主义
“底层文学”的逻辑起点是由社会变迁带给人的内心震荡（外部世界与人的紧张关系）在艺术上的表现。它的艺术主体是社会底层人群（所谓的“无产者”，一个与新资本、新权贵相对的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美学形态上秉承政治美学的传统，只是在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它的美学形式彰显得是否明显，是否有所逾越，“文明就是政治的美学境界”，“底层文学”在自发阶段也许美学形态还不明显，基本上是一种依赖伦理支撑的直觉主义，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善和正义，当然包含着优先原则，同时为人们预设了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伦理。有人据艺术表现的主体构成推断出所谓“人民美学”这样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单就认识层面来看，底层文学首先是一种撑破国家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设置的话语雾障，勇于揭示和描写出我们时代的真实图景，站在人民立场，以批判的姿态面向现实发言的文学，这或许就是它跟此前的新写实小说乃至现实主义冲击波在价值选择上存在的根本区别。”当然，这样的论述是否全面还有待理论去完善。
至于和中国左翼文学的关系，论述者仍旧围绕叙事主体将其并置于“革命话语”之中，只不过现在的“再革命”的对象较“前革命”的对象更加暧昧和复杂，性质更加隐蔽，手段有过之无不及。“底层文学”充当了“再革命”的角色。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意味着“底层文学”已经有它的阶层基础。这也是将“底层文学”的性质用“新左翼文学”来命名的基本理念。 “我以为在‘新左翼文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之中，最有新意的方面，还在于对资本强权和戕害着民众的某些基层权力的批判，实际上，这已是对底层苦难的内在真相与社会原因的诘究与追问。尤为重要的是，‘新左翼文学’还书写了以资本强权为主的权力压迫所导致的底层民众的个体反抗或群体斗争，而这正是‘新左翼精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如果再作一次深层次追问，作为文艺的“底层文学”这时候是否具有政治的另一面。
“底层文学”的宿命在于一方面撑破意识形态的遮蔽，另一方面又在无形地建构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这层意义上说，“底层文学”缺乏稳定的独立性，始终无法脱离政治而独立生存，这与“底层文学”的血统有关，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与政治就缠绕在一起。这是由政治的变幻不定和极其强大的社会基础决定的。所以，我对“底层文学”的批判力还是提出自己的质疑。同样对所谓“底层文学”的先锋性一样存在着怀疑，“说‘底层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是因为它的锋芒投向了现实生活的更深处而不是投向自己的私密和虚无。”我以为这里面的逻辑只是提供了一种表相，作家自己的私密和虚无与现实生活并不相斥，有时这样的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底层文学”中文艺与政治到底是怎样的复杂关系，这也是我所要寻求的第一层意义。我以为“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政治再次相遇后的又一次巧妙转身与变体。
“底层文学”先天的不稳定性以及经由对抗产生的依附性势必带来文学性上的“败血症”，在美学上同样呈现出一种单调与荒芜。与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相比，它只是现实主义手法的再中国化。在美学上仍旧停留在“悲剧美学”阶段。这样的美学背景使得“底层文学”极易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沦为一种新“工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另一部分。至于对它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之说，我以为是一种极度的夸张。它的异质只是来自权势与暴力“反作用力”，它的批判性更是基于利益的再分配，它的终极来自形而下的“人权”与“财产”。“底层文学”的不彻底性恰恰在于它批判的对象十分模糊，甚至是摇摆不定的，是虚张声势的复制。
其实，“底层文学”青睐现实主义早不是今天的事，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都不乏有其经典之作。现实主义在“底层文学”这里找到最后的归宿决不是什么偶然，因为“现实主义写作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密切关注重大社会变迁——大规模的移民潮、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伴随新的流动性而不断扩大的阶级（层）差别、民主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重大技术突破、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的深刻变迁、社会经济的高度现代化。文学能让我们领悟到，这些发展不是抽象深奥、苍白无血的社会潮流，而是对个体生活、个体与周遭的一切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的社会巨变。”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变迁，现实主义承担了艺术表达的全部，也许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给出这样的判断并不代表艺术形式的在某一历史时期是静止的，甚至是被动的，艺术自有其不为人所左右的规律，只是艺术在自足的空间里抗拒现实缠绕的同时还考验着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开掘能力。
所以，“底层文学”是一种群众写群众的行为，既非“左翼文学”那种激进知识分子式的“启蒙”，更没有宗教式的“终极关怀”。为什么这样说，前一个群众是具体的，后一种群众是抽象的，前者追求“平等”，在“群众内部平等占统治地位”，“对正义的一切要求，一切平等理论，其动力最终来自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从群众的角度来认识这种平等体验。”后者是貌似高大的无根之树，它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取代了内容，并借力于“悲剧”美学形式作为艺术标准，试图化约历史的陈见。
众所周知，“底层文学”中的苦难性与“悲剧”不完全是一回事。悲剧不一定有悲剧性，现代理论已将悲剧与“单纯的苦难”分离开来，“其关键在于将伦理制约以及更为重要的人的作用与我们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理解分离开来。”早在黑格尔时代，就有迹象表明日常的苦难被排除。此外，许多组成我们社会和政治生活及其真实人际关系也在相关的更深层次上被排除在悲剧之外。以尼采的观点，艺术拯救了希腊人。“任何一部真正的悲剧都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慰藉——是作为萨提尔歌队，作为自然生灵的歌队，有血有肉地明确显现。那些自然生灵几乎在所有文明背后不可灭绝地生活着，尽管世代更替和各民族历史千变万化，他们却永远依然如故。”真正的艺术有乌托邦的一面，甚至会产生一个与现存世界对立的可能世界并以此达到含蓄批评现世的目的。
“底层文学”中大量的苦难描写被批评家指责为作家的苦难焦虑症，在索伦？克尔凯郭尔看来，现代人只有懊悔而没有同情， 并且懊悔只有伦理的现实性，没有审美的现实性。对此，他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因此，这种懊悔的痛苦并非审美的痛苦，但却显然被现代人当作最高的悲剧趣味。悲剧罪过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的时代已经使得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坚实基础土崩瓦解。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个人完全属于他自己，因此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他成了他自己的创造者，他的罪过就是罪孽，他的痛苦就是懊悔，但这样一来，也就取消了悲剧。同样的，也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受难的悲剧已失去了它的悲剧趣味，因为造成苦难的力量已经丧失了其重要性；对于那正在受难的悲剧主人公，观众会这样喊道：”先自救吧，然后才能得到上天的救助！‘换言之，观众已很难产生同情，而同情，无论在主观意义上，还是在客观意义上，都是悲剧性的恰当表现。“这里的懊悔与伊格尔顿所说的”沮丧“是一致的。”对于悲剧来说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沮丧“，当现实主义大行其道，懊悔、沮丧成为一种”伪悲剧“时，悲剧即刻失去了公共性。因为现实主义的”底层文学“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仍旧停留在”道德“和”伦理“层面，而不可能上升到悲剧意义上的公共经验。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W.D.豪维尔斯曾这样乐观地宣称：”因此，我们的小说家应该让自己关心生活中最令人振奋的方面，那才是最具美国特色的，要在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中寻找普遍性。“可是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并没有遵循这条原则。同样，中国的”底层文学“更倾向于社会利益，是一种理性的产物，缺乏想象力和感受力，不仅不具备唤醒人们自由记忆的悲剧功能，相反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反悲剧“、”反记忆“的苦难描写。”悲剧想象力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否成为大众的想象，它的意义在于它能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并不在意悲剧的大众，保存一种属于全人类的自由意识。记忆自由才是悲剧的价值所在。“需说明的是，小说与悲剧是两种对立的修辞，小说通过虚构会把所描写的日常生活轻易地打发掉，底层小说中的苦难经由小说的虚构性变得麻木和不可靠，因此它的”左翼“性也日渐变得模糊起来，”无论何时，只要左翼采取一种悲剧的世界观，实际上就不可能把左翼与右翼清楚地划分开来。在一种反讽的逆转中，真理的时刻变成了含混的、也许是最含混的政治神话。“从这层意义上说，”底层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妥协只是顺应当下变迁的一种策略。
因此，“底层文学”在社会学上有对正义与公平的诉求，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留恋，以及“反悲剧”的苦难意识，在美学层面上与“政治美学”则存在着天然的同构。
想象社会生活与历史意识
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遭遇两方面的围困，一是来自文学本身的困扰，由于与现实的过分贴近，既要顾及是否真实的质疑又要面临作为虚构之物的时间勘测，倍受灵活度与延展度的双重责难；二是来自文学生产的社会性消费的检验，一般而言，艺术的公共性想象建构着人们对乌托邦的怀乡之旅，底层文学的苦难性使得这种乌托邦在向当下退却。作为一种公共的展示，一种公共意义的表述，底层文学在消费层面上会受到来自公共伦理的抵制。
目前，对“底层文学”的质疑主要还是来自文学批评界，尤以学院派批评家为主。他们更多从文学史意义与思想层面上阐释自己的疑点。疑点不外是对作家的创作倾向表示忧虑，小说表述过分强调苦难以及对弱者几乎是不加鉴别的赞扬，造成的直接后果要么是机械反映社会现实，要么是作家预设了单极的社会价值论，牺牲了艺术对现实差异性和复杂性的追求，也阉割了先验等基本的小说伦理。毛尖在《如何底层 怎么人民》一文中发出“停止摧残底层”的呼声，崔卫平在 《两部有关底层的纪录片》一文中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提出批评，对站在底层那一边的精英表示了质疑。而力挺者主要是从阶级立场上来衡量底层文学的所谓“先锋性”，“‘底层文学’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了民众的心声，所以‘底层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说‘底层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是因为它的锋芒投向了现实生活的更深处而不是投向自己的私密和虚无。”
其实，无论是对于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漠视了现代文化的流通性，这种流通性包含如何作为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法，带有自身的阐释、评估和使用形式。流通文化和阐释性社会相互作用，形成了想象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成了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底层文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化领域，它成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一种连接形式，于是，“我们，人民”这一法律概念再度进入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在“底层”这里寻求到平等的对话。下面这段话来自公开发行的纸质大众媒体，颇为耐人寻味：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更有希望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2008/06/09 《新京报》）
“底层文学”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一个带有感性的问题。文学史家宇文所安的一段话也许对我们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他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印证我们以前的许多信念；但另一方面，文学史也常常会呈现出新的富饶。”值得作家思考的是，我们对底层人物的描述有多少是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惯性思维到底有没有侵蚀掉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感体验在消费文化中有没有集体变异？毋庸置疑的是，“底层文学”的流通性已经成功构建一种现代社会想象物，人民的声音被叙述者仿拟。“小说和报纸的叙事模式允许‘想象这个国家’作为一种新形式的集体身份（‘我们、人民’）在世俗主义化的现代性的‘空洞同质时间’里流动。”“底层文学”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路上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它所提供的想象物对我们的民族国家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会渐渐显露出来。显然这是文化批评范围内论及的议题，立论是否可靠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它提供了一条思路，这对行进中的底层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注脚。
可以这样认为，“底层文学”的兴起是与中国的本土实践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对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一次反拨，同时也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叛与抵制。尽管这样的写作是顺势的，平面的，不自觉的，甚至看作是一种意气风发的举措。同时我们更为关切“底层文学”所揭示的问题能在多大范围内触及到真正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并为矫正不健康的社会肌体提供精神资源。阿多诺说：“艺术的社会性不在于它的政治态度，而在于它反对社会的内在动力。它的历史姿态是排斥经验性的现实，尽管事实是，作为事物的艺术作品是现实的一部分。如果要为艺术规定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么它的功能就是没有功能。”事实上，我们的“底层文学”历史姿态恰恰是与之背道而驰的。这也许是“底层文学”存在的症结之一。上文我已经提及“底层文学”与政治美学是同构的，同样是源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底层文学”的当下性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以及艺术上的粗糙何以能在美学上超越自身的局限，在我看来，还有面临如何走出“新左翼”的话语囚笼，这应该是思想界乃至文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在贺桂梅看来，“中国‘新左派’与世界左翼（或国际左翼）思想的‘接轨’，正因为他们将产生于欧美社会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思想资源，纳入自己的思考视野。”这里仅解决了引进来的问题，而我们还需要走出去，应该有自己能解释自己的话语资源和判断能力。事实是，作家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评论家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论述狄更斯，“要想在他的书中的某处找到一个段落，可以表明经济体系作为一种体系是错误的，这是很困难的。”甚至在他的《艰难时世》中还存在着这样的道德判断，“整个道德要求就是，资本家应该仁慈，而不是工人应该具有反抗精神。”狄更斯的创作无疑存有大量想象的成分，美国历史学者彼得？盖伊这样评价狄更斯的作品，“他认为要有效治疗社会的弊病，似乎只有依赖那些生来即具有道德情操的男女之个人行为，而这些人物恰好正是他最一厢情愿而令人无法苟同的创造。”彼得？盖伊还透过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屋》对其思想文化地位作出论断，“就某个角度看，他和当时自由派及激进派的改革者可说声气相通，19世纪中叶英国的历史学者甚至会把这本小说看成是某种疏离的征候，除此之外，我们实在很难把狄更斯看成是个政治思想家。”奥威尔和盖伊在各自领域内都否定了狄更斯。按照扬？阿斯曼的理论，“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的——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 狄更斯的意义当属后者。“底层文学”的历史归属倾向于利益尺度为标准的现实形式，并以这样的方式对历史进行旁证。
2007年以来，“底层文学”出现了可喜的转型，一改过去的“愤怒式”为“温情式”，并由对“问题的暴露”到“善意的认同”，甚至藏匿了对立的另一方以至归于对日常主体的追问。其中迟子建的《福翩翩》（《人民文学》2007/1）以柴旺和刘家稳两对夫妇之间因相互体恤造成的误解，写出了底层人民的内心的私密，在利人与利己之间划出一道基本的伦理底线，任何人都不可以逾越这道底线，这也成了爱之价值的底线。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 （《人民文学》2007/5）叙写了一对单身男女以性爱短暂的欢愉来抗拒生活的压力，应该说这是经不住太多思考的存在，是迫不得已的承载，道德、伦理更是无处留恋，这样的中性书写恰恰点到了普通人都能体验到的“痛”。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山花》2007/5）则通过一个叫娟子的女孩到渔隐街找父亲的历程，由寻找父亲到是谁的父亲的疑惑，书写了现代社会由于同质化所带来的人的无边隔膜，显然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承担与城乡差异所造成的错位伦理。葛亮的《阿霞》（《天涯》2008/2）不加任何修饰地写了一个普通人阿霞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堪称一种久违的被韩少功称为“对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而吴玄的《小丫》（《大家》2008/3）巧妙地将嫖客与妓女的一对关系转化为一对似是而非的恋人关系，从而唤醒了作为“人”的起码尊严，远远超越了作者此前的小姐题材《发廊》中透出的同情与悲悯。透过这些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作家的笔力试图在向人精神的更深处跨越，特别是对日常生活的逼问，直接在向文学的本质靠近，这样的靠近带来的结果恰恰是对“底层文学”的一种解放，对于文学而言，本没有一个底层／高层的区分，更不在于其命名的形式，而将我们关于历史想象与当下对历史的质感一齐交付给小说。因为“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小说的自由体现出来的必将是人类精神的高度自治。
结 语
诚然，“底层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其身份的合法性就受到批评界的质疑，但它对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驯从以及反悲剧的表征，体现了当下文学在意识形态与消费文化双重挤压下的变异，这种变异与消费社会对文学的需要所体现出的高度一致，预示了“底层文学”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文学性。需要说明的是，对文学形态的命名与文学的本质两者之间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我们一方面不必为所谓“底层文学”的社会属性焦虑，另一方面对“底层文学”的不成熟抱以宽容。从根本上说这将取决于我们对一定时期内的文化的理解和背负的能力。这样的背负既有对历史的回应又有对文化的直觉领悟。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底层文学”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变迁所引发的思考。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是集体朝向国外学习的一次机会，那今天的“底层文学”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本土经验的集体呈现，特别是一批有着较为深厚农村生活经历的青年作家从这里成长起来，他们成功地迎接了两次“转型”：一次是农村由集体经济到家庭个体的变革；一次是经济形态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特别是他们集体目睹了“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的变迁所带来的人心嬗变，以及消费文化的生长。无论是对于过去的中国文学而言还是针对未来的中国文学来说，这是一个结尾更预示着一个新的开端。
另外，我们须对“底层文学”的“当下性”和“即时性”所带来的缺陷采取正视的态度，一面保持它的独立性与自足性，另一面尊重其作为一定时期内意识形态的审美反映，在多维世界中建构“底层文学”的批评理论框架。这样看来，“底层文学”依然处在流动与变异中，它们的走向直接决定着“底层文学”的社会视野和历史意识，“文学作为一种人类想象世界的方式，既不是要对现实政治作出直接承诺，也不是承担社会‘立法’或直接‘干预生活’的职能，而是正视符号（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与世界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在经验与符号相互吸收的可能中，追求感性与抽象的平衡，通过象征世界的创造，表达对存在的意识和想象，从而使人类获得更高的认识和开拓能力。”也许“底层文学”的发展距离我们的要求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当文学自动承载起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想象之后，人们所企及的社会变革与文学的相适度也会有所弥合，只要二者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文学的新生将继续承载起人们对未知世界探求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