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苏共和平演变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变化，展望未来二十年的趋势，中国内外条件的催化，可以预估习近平之后的一代必有变局。而埋葬一个强硬的超级体制，有待於体制内的傑出人物出手。】
● 中国现在是不是相似於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老勃（前左）和美国总统福特（左二）在海参崴参观.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过去了。香港人以打破多年纪录的十五万人烛光晚会，表达拒绝遗忘的坚强意志。在“香港是中国的良心”的讚誉声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没有说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熬二十年？
中共政权稳住了二十年
八九年间，流传着一句（不知是谁说的）话：“杀他二十万，稳住二十年”。今天来看，不论如何解读那场屠杀（血淋淋的死亡没有二十万，精神的杀戮又何止二十万），稳住二十年的目标已经达成，这是事实。甚至在一般的视野来说，这个共产中国，二十年不仅稳住了独裁权力，而且经济上还有骄人的成就，在西方资本主义一片凄惶景象下，中国成为四块“金砖”之一，“东风压倒西风”之声卷土重来。就在六四的前三天，美国超强象徵的通用汽车公司（GM）宣佈破产，而十天后，中巴印俄在叶卡捷琳堡（布尔什维克杀死沙皇全家人的地方）举行峰会，挑战美国主导全球的地位，中国以对另三国五比一的投资优势表态买国际货币基金债券，摆脱对美元的依赖。首创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欧尼尔甚至断言，不用二十年中国经济就将追过美国，四国实力也将超过七大工业国。投资大师索罗斯同时在上海为中国经济站台捧场。
中共凭此牛气冲天的国际背景，有恃无恐，让国内民众继续支付崛起的代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环境污染、毁屋夺地、官商勾结、贪腐遍国中。对待民怨民愤和要求自由、改革的任何趋势採取更为强横的压制……这是每个大陆人都感受到的现实。在表面光鲜背后的倒退——是回顾二十年的普遍评论。
那么，前景何在？我们可以从香港民主运动的资深领袖司徒华先生的预言说起 ﹕六四平反可能在十三年之后，他以苏联七十五年而后解体得此估计。换言之，我们不必再熬上二十年。因为六四平反必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环节。而一个假定是中国民主化可能之路是参照苏联演变的模式。这正是不少人多年观察的思路。最近香港的“赵紫阳热”显示一种愿望﹕对体制内的改革派的期待。赵回忆录《改革历程》空前热卖，赵的声音第一次进入维园万点烛光的夜空。很多人记得苏联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帝国，是怎样戏剧性的突然倒塌，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又扮演了怎样关键性的角色。
改变一个强硬体制的两种选择
然而，更多的是焦虑和无力感。从对“和解论”的大面积批判可以看到这种状态.强势的杀人体制和弱势的被害群体和解，那是荒腔走板的梦呓。但是主张“终结专制体制是唯一出路”，也是一个空泛的答案。基於道德重建的文化演变论更是渺茫。作家傅国涌写道：“面对铁桶一样的江山，清一色的官控舆论，我们还有多少个二十年？”纽约时报名记者纪思道最近回顾他八九年在北京六四之夜的经历时写道：“六四的学生要求的是更好的生活，今天已经实现了，所以他们淡忘了历史。”
香港人是没有淡忘的一群，他们或许拿不出终结专制的办法，但是和北京的异议作家刘晓波一样，几乎没有人不赞同“和平、非暴力”的选择。逻辑的力量是雄辩的：
一个超级型体制之严密、强硬，有如苏联和中国。若要令它脱胎换骨，从专制独裁变为自由民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体制外的力量去推倒它，然后重建。这是一场革命，如列宁提倡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是共产国际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得到的“真理”。十月革命、中共革命凭此理论，成功地以暴力摧毁旧体制，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两场革命得不偿失，代价太高，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丧失，血泊中没有出现“人间天堂”，苏联革命已被完全否定，中共则在异化之中。
另一种可能是以体制内的力量，促成强大体制的变革。正如斯大林早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恩格斯晚年也敦促工人阶级放弃暴力，走议会道路，争取多数席位而执政。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内部演变对一党专制的威胁，才发动文革。而苏联瓦解，苏共倒台，更是一个堡垒从内部崩溃的最佳范例。当时苏联的体制外反对势力远不如今日中国，变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党内，他们在斯大林死后不到三年，就提出一系列从理论到政策，从政治到经济的变革，苏共领导层洞悉和敢於面对斯大林独裁的黑幕与残暴。经过三十年的折腾，终於实现民主转型。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到1991年的红旗落地，三十五年间，他们没有“六四”，也没有法轮功。有的是和美国抗衡的重工业，强大的核火箭武库与常规武器（包括威震全球的AK47），各级组织的控制，无孔不入的克格勃，党禁报禁和严禁外资流入……但是，和平演变没有停止。谁能设想那时的苏联可能产生布加乔夫式的起义？就像今天大陆人笑谈“陈胜吴广都到深圳打工去了”一样。
“以暴易暴”不是实现民主的办法，不仅有历史的教训，而且在中国没有现实的可行性。庞大的经济力自不必说，党、军和公安系统的控制，媒体的控制比苏共有过之而无不及。
● 习近平如无意外，2012年接班，做到2022年。然后中共的血脉将难以为继.
中国政局二十年两个重要变化
我们曾将八九民运后的趋势形容为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这个话题，今天还是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内涵。
依上述思路，中国过去二十年最不应忽视的是统治阶层权力结构的变化。其特徵有二﹕第一，二十年前强烈干政的老人帮已经死光。这个老人党是中共的第一代，大部份出生於二十世纪初。领衔的是所谓“八老”的核心邓小平，还有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邓颖超、宋任穷、薄一波（以上生於1900年代），生於1910年代的王任重、姚依林、余秋里、胡乔木为次。他们大都死於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晚死的薄一波活到2007年，九十九岁.这批中共元老，不仅在毛时代就已身居高位，拥有大权，是毛祸国殃民的共犯（罪有大小），而且在毛后时代享有巨大影响力，制订传统和权力规范。邓的名言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甚么时候你们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批元老影响中国历史可谓无可比拟，他们从政治舞台消失，不止是新陈代谢，而是重大的历史现象。
第二，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与分歧趋於淡化。这二十年，中共回复毛时代的权力高度集中模式，放弃八十年代的高层分权制（党政军首脑由不同人出任）。不论能力与权责，江泽民和胡锦涛大权独揽，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集於一身，排除任何人染指的可能，加上社会性的唯利是图，利益集团与机制取代法定权力与行政架构，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政治上的一元化，消除了贯穿八十年代的党内改革与保守的派争。
二十年间，多次有人呼唤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实则无异於望天打卦，不仅政治改革人物无迹可寻，经济上也不过是沿袭八十年代的路子而已。不论体制内的改革派连同改革意识是否已被斩草除根，这是中共二十年政治上最大的“业绩”。
习近平世代之后必有变局
因此，所谓“历史决定论”应运而生。前述司徒华的估计即是一例。政论界并不悲观.如笔者去年作过的分析：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之后，必有变局，中共二十大是个看点.私下之间赞同此预估者大有其人。中国古云：“君子之泽，三世而竭”。香港人则爱说“富不过三代”——以此为据，当然无异於宿命论。按照中共已成定规的任期制，胡的大位坐到2012年，必将交权。若无意外，习近平上位应有十年风光，那时2022年，正是中共二十大，习将交权给第六代接班人。
有何理据，预测2022年将是中共体制内启动政治现代化变革的时机呢？
一、太子党传统到习近平止，将是一个分水岭.习十七大内定接班时，本刊的分析已显示，他是中共打天下造反链条的最后一环.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下台后，中共元老派选定的两代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是第一代的香火传承，而习仲勳之子习近平接班，又是江泽民力拱的结果。习的一大败笔是文化背景与时代潮流脱节，他没有真正的大学教育资历，他的延安气质是掌权的最大本钱.因此，他干十年已是一个异数。
当习近平交班时，留学西方的“海归派”将遍及党内外要津，个别人物进入权力高层的可能性很大。习后世代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子弟执政，将更具现代学识和国际视野的历练，没有文革记忆，治国理念将受到普世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这和苏共大有区别）。那时江泽民、李鹏已入土为安，胡锦涛、习近平的遗传基因将大为削弱，因而习后一代的独立思考空间增大，为“新思维”的出芽准备了土壤。习后十年，即本世纪2022至2032年，中共高层将出现类似八十年代的分歧与权争。
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二、经济成长的影响。中国未来十余年内经济实力的增长可望维持，虽然成长率会降低、弊端会增多。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统计，中国的国民平均所得2370美元。到中共二十大时，可望达到四千美元，这是杭廷顿第三波民主潮概念中的经济繁荣促进民主化的一项临界指标。按照对大陆思想界影响很深的唯物史观看，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既然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政治架构的封闭极权势必难以维持，从松动而致开放是必由之路（历史上虽有专制制度的繁荣之例，但都好景不长，结果仍然是专制的倒台）。当今日中国城市化日新月异、汽车时代不期而至、外国资本渗透城乡、网民超过二亿……人民对一小撮人霸佔权力、为所欲为，还能容忍多久？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成长，表面上为专制政权所用，实质上对促进民主肯定有正面意义.
三、公民社会的发育。这是过去二十年令观察家们至为关注的现象。私有产权的合法化，民间企业、中产阶级的成长.一浪接一浪的维权运动、各种NGO组织的出现、民间教会的发展、环保运动、反拆迁、反侵佔土地运动、零八宪章运动……以及民间各种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当然还包括千千万万公民利用网络技术获取资讯和传播有限的独立声音——说明中国社会已进入后极权时代。这是毛时代被扼杀的传统社会的复活，是对一党专政的合法挑战，必然动摇共产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可以诱发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成为改革派的有力后盾，促成某些政策的改良。广州孙志刚案促成反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最近邓玉娇手刃淫官案免於刑罚，都是市民利用网络抗议力争的两个显例。时机成熟，体制内外改革派将产生有力的互动。
反中共体制的“五鬼缠身”
四、反中共体制的五股势力。当借鉴苏联和平演变民主转型经验时，可以看到中共面对苏共战后至倒台没有过的几股强大反对势力。之一是台湾。虽然台湾有强势的统派并已上台执政，但是本土派仍是一股人数众多、斗志顽强的非共力量，他们无论在朝在野都曾一再挫败中共统战的图谋.成为中共对外政策一个死结.之二是香港，虽然一九九七邓小平强行赶走英国收回主权，但香港人回归十二年，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仍然很低。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空前热烈，“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那是对大陆民主化的最大支持，给中共压力无与伦比。之三是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成立五十年，她的国际影响与时俱增，而拉萨多次暴动，使北京颜面扫地。中共指望达赖喇嘛去世消解藏独的实力，料难如愿。之四是法轮功。十年前江泽民独断独行镇压法轮功，反而造就了一只最大的反共势力，号称数千万之众的法轮功信仰者，遍佈世界各地，在多国将江泽民推上被告席，江的这一罪行和中共镇压六四学运一样，将是中共内部分歧的定时炸弹。之五是海外民运.历史不短的这股民主势力，虽然处境艰难，山头林立，但是，他们仍是一支象徵意义巨大的方面军，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必将释放出潜在的能量。
以上五股势力，犹如佛家所说：“五鬼缠身，永世不得超度”。那是中共顽固派的命运.当代没有一个国家遭遇如此多重的异己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虽然处於境外被严厉隔绝，但他们的存在及其辐射能量，对中共体制的穿透与制衡，不容低估。必将促成那些潜在的明日之星，沉思而觉醒，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领导潮流，以超凡的大智慧，效法先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变革作出贡献.
任何事变发生有赖於条件成熟
六四过去了二十年，看中国的民主转型，本文只是选择一个和平的低成本的理想模式加以探讨，这种模式虽然不是唯一的民主之路，却是有极大可能性实现.因为和中国有缘的苏联、台湾都做出了可行性示范。中国再过十五至二十年迈开第一步是有条件的。这里论证的方式是以历史分析为引鉴.深信任何变革都以时空条件的成熟为前提。
网上有人在讨论“等候巨变”，悲观者说巨变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但是，经过有理有据的冷静探讨，结论可以尝试加以量化。在历史老人的法力之下，“等候”往往是无奈的，就像苏联、中国等待独裁者斯大林、毛泽东死去一样，他们活着一天，十亿人也休想做点甚么，当他们倒下后，不可想像的事都发生了，没有人可以阻挡。毛死了三十三年，许多重要的事还没有发生，还要等候二十年？很无奈。但是，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大陆知名学者、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要老一辈党人保重，再活二十年，看最后一本大戏闭幕）。
本文的结论，可能是一种“英雄史观”的再发挥.如果是针对被共产党扭曲的、煽情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神话而言，笔者没有异议.而且坦陈，埋葬共产制度的掘墓人，要期待共产党的傑出人物。有政治魄力和高尚人格的英雄，在未来中国的关键时刻绝不会缺席。
（2009—6—18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