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0周年虽已过去，”六四”的话题却是说不尽的。一些人仍在企盼胡锦涛对纠正”六四”起重要作用，认为他手上没有血迹，对”六四”较为超脱，可以也有能力抚平这桩罪恶留下的深度隔膜，弥合这个历史上抹不掉的伤口。他们把1981年邓小平否定”文革”而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与平反”六四”相比，说”当时邓的风险要大得多，现在平反’六四’的风险很小。只需要说：北京前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给我们的”伟大领袖”邓小平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影响了邓的判断，从而使邓做出了一个让人悲伤的决定，就可以了。”这样的乐观设想有多少现实的可行性，是值得置疑的。
“文革”这场浩劫不仅让全民族陷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而且让全党完全瘫痪，所有扶佐毛打天下的骨干都遭到忠诚甄别的血洗。可以说，”文革”积累的民族恨与党内怨已将毛推至全民共讨、全党共诛地位。毛刚逝世，就激起全党全民一致欢呼逮捕”四人帮”，1980年底党政军4000高干讨论毛的功过，又导致无所顾忌的非毛：”他虽然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的是封建帝王那一套”；”毛泽东好大喜功，帝王思想极为严重”；”在思想根源上，毛泽东帝王思想浓厚”；”毛泽东在后期实际上是一个帝王的形像加上神的形像。”（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第68、70、66页）这些评论俱被邓小平、陈云压制下去，邓、陈炮制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肯定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甚至说”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39页）把”帝王思想”说成”科学的指导思想”，把制造灾难说成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伟大”，这样的吹捧，在毛派势力占优势的中共，有什么”风险”？
纠正”六四”则迥然不同。对”六四”的是非、对错，官民各持己见，没有共识。而是非、对错问题却容不得半点敷衍塞责、模棱两可。用”政治风波”这个概念就可以搪塞过去、相安无事了吗？从杀气腾腾的”暴乱”退至敌对意识的”动乱”再退至不分是非的”风波”，以为靠这种鬼画符的办法就能瞒天过海、欺世盗名，不是把”蚁民”看成太好欺哄了吗？究其实，当政者丝毫没有悔罪之意，他们对八九民运的敌视态度丝毫未曾松动。这反映在对”六四”问题的标准答案中：凡是问及”六四”，均以当时”党和政府毫不动摇地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来回答，其中隐藏的含义则是指责八九民运危胁了”国家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屠杀就成了”天经地义”。它传达的是邓小平一再坚持的思想：学生反腐败、要民主是在”闹事”，”一片乱哄哄”，”中国不能乱哄哄的”，”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再乱下去就是”文革”式的内战，”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用”世界性的灾难”吓唬人，目的是为了证明”中国不能乱”，”中国不允许乱”，”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邓选第3卷第212、286、361页）就是说需要专制制度永远恒定。后来，这样的强词夺理似乎难以坚持，乃高竖免战牌，对任何平反”六四”要求均缩头无语，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被问及此事则回以”已有明确结论”而不予置评。任你”平反六四”喊声震天，中南海墙高院大装听不见，你着你的急，我当我的官，看谁耗得过谁。
以为把责任向陈希同身上一推，邓大人就会欣然俯允，”六四”屠杀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罪恶，冤案就得到干净利落的洗雪――这种凭空推断是站不住脚的。邓当年抛出”四·二六社论”，称请愿示威为”动乱”，致使学潮激化，绝食不止。赵紫阳为扭转危机局面，愿代君受过，提议对外称”四·二六社论”由他签发，愿收回”动乱”二字，承认学生只是希望中共改正错误，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党内权贵又是一片反对声，代君受过终归化为泡影。有了赵紫阳的这个前车之鉴，再幻想把责任推到陈希同身上以换取邓小平同意收回”动乱”二字，同样是想入非非，于事无补。关键在于：”动乱”定性出自邓小平，这是他对八九民运的根本观点，如果要他收回，等于要他承认全盘定夺皆输，他不可能翻这个跟头。
邓小平不在了，中共权贵更没有能力翻这个案。胡锦涛愿意平反”六四”？动力何在？莫非他凭空突发奇念：天生我材必有用，会当一举凌绝顶，流芳百世，此其时也。于是，反与正颠倒，黑与白翻置，从此，天朗气清，冤案得雪。有这种可能吗？
胡锦涛不是超然世外的个人。他生活于20世纪中国大陆，生活于中共改朝换代期间。他从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起步，在共青系统被逐步提拔，镇压藏民起义中受到考验，由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他的攀援过程是：遵循中共正统理念，不出轨，不逾距；奉行中和原则，不超前，不落后；崇尚隐忍哲学，不显山，不露水；依附权威政治，不贰心，不抢权。中共激烈和残酷的权力争斗必然要求筛选出这样的接班者――没有个性，没有胆识，没有威力，没有创造，同时，也就没有冒险，没有失策，没有抗上，没有胁下。小心翼翼地奉行中庸之道，全力以赴地韬践权力之晦，是胡锦涛这批被选拔出来填补权力空缺者的典型特征。试观郝建秀、王兆国的从政表现，无不如此。他们有什么胆识，有什么创造？说不上。有什么过错，有什么挫折，也说不上。他们是靠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凭关系学，凭势力学，稳住权力享受的。依靠他们去开辟新天地，那是妄想；期望胡锦涛敢于为平反”六四”而呐喊，那是空想。
胡锦涛之所以不可能为纠正”六四”出力，还由于他在党内势单力薄。中共作为专制政党，最高权力必然高度集中于全党第一把手，由他号令一切，指挥一切，政治局常委只起辅助作用，书记处则是处理事务机构，毛时代就是如此。有时，最高权力并不归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掌握，而是由幕后指挥者控制，邓时代就是如此。到胡锦涛时代，最高权力运作发生巨大变化。第一，胡锦涛没有毛、邓在战争时代形成的个人权势，不具备毛、邓在权力角逐中建立的纵横捭阖关系。第二，胡锦涛没有江泽民那种手腕：以大批军衔收买军头，放任军营走私贩私，这决定了胡锦涛在军队中缺乏支持者。第三，胡锦涛由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遭到江泽民忌恨。胡锦涛组成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被塞进江系人员与之掣肘。这种势单力薄状态表明，胡在此届掌权期间，能够稳住最高权力层这个摊子，不生重大意外，更不要垮台，就是万幸了。他现在想做的，从他的思想水平出发所能争取的，就是把所谓”科学发展观”贯彻下去，到交班时也算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一点儿胡的印记，就满足了。他既不具备”毛在，毛说了算；邓在，邓说了算”那种权威，政治局及其常委委员又不乏对他虎视眈眈者，对他采取冷漠、疏远、抵制、寻衅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什么条件愿意为纠正”六四”出力呢？要求他做出能够惊动世界舆论的重大突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胡锦涛不能为纠正”六四”出力，还由于”六四”这个扭结与其他许多扭结联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最大的困难，是胡锦涛的实力不能克服的困难。如果只需要解开”六四”一个扭结，事情要单纯些，虽然也有困难，只要中共有此决心，就可启动程序，着手进行，比如在中共主持下，组织有代表性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结论要分清是非，甄别罪与非罪，最后经相应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然后按照人代会决议，谴责罪行，赔偿损失，并由此着手对制度的缺失进行改革。如果”六四”问题由此而基本解决，也就树立了一个样板，1957年”反右”受害者和”文革”时被迫害致死者都会提出同样要求；反抗强征土地而被害致死者、上访维权而被害致死者、因奉行信仰自由而陷冤狱者和被害致死者，也会提出同样要求。概言之，中共执政制造的冤孽太多了，只要破解其中一个，一连串被害群体就会蜂拥而上，这些庞大的受冤者都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要求得到公正对待，洗雪骇人听闻的冤屈。全面地、公平地予以解决，意味着对中共执政理念的根本否定，中共生存的合法性也就成了巨大疑问。任何中共执政者都会因此知难而退。这是胡锦涛个人的历史局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局限，他们突不破这个局限，只能将冤孽越积越大、越积越厚，最后可能自沉于冤孽中而窒息。
关于胡锦涛的历史作用，我愿引用一段赵紫阳在幽禁时对他的评论，作为本文的结束。《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有一段是评论胡锦涛的：”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在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使自己有什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
（200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