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法统是个大问题
“解放思想”一词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政策的最重要标志词汇之一。它以1978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嚆矢，而后为邓小平所推重，其间亦有胡耀邦的巨大支持。[吴志菲、余玮，2008]
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上台，其党首虽不能称为”核心”，但是党内法统的合理性来自邓的”隔代指定”。因此，胡锦涛的政治话语体系基本表达是”邓理论→（江）三个代表→（胡）科学发展观”这么一个政治逻辑，而不论其内部协调与否。为了回避话语体系的可能矛盾，胡的新体系必须以一种新观念来诠释他的科学发展观，因此，淡化三个代表、溯源于邓理论的经典之笔就成为胡的必选之策。这样，”解放思想”就与”科学发展观”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汪洋在广州的双重调门–以”解放思想”为政治安全口号，以”科学发展观”为经济再推动导向。
一、作为第五代的资源分配机制
按中共宣传导向与操作看，胡记”解放思想”是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原话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新华社主办的半商业化杂志《瞭望·东方周刊》，称此为”在科学发展中解放思想”。[韩保江，2008]
新的解放思想调门显然是为在合法性危机压力下找一条新路，至少要以新的调门提振体制内知识精英的政治情绪。所以，胡记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解放思想经验化：第一，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得益于解放思想；第二，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政治实践中，第五代的地方实力派借此时机，大力造势，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另一个是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不过，比较而言，汪更注重实践，而张较倾向于理论思考。
汪洋被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三次获普立策奖）称为”中国领导层最具创意的思想者，并称他可能是下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热门人选。汪洋的仕途究竟如何，本文不予关注。但是，汪洋的政治资本之积累端在于他如何贯彻胡记科学发展观，因此，”解放思想”的调门必然调到最高。他在2007年底发表的在广东大力开展”解放思想”的讲话，不仅在中共体制内而且在全球政治资讯体系里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如上指的弗里德曼在采访汪洋后所编发的报道引述了后者的话，”如果没有更加自由的资讯和实验，就不会有更加知识密集型社会”。[佚名，2008a]
几乎就在汪洋经由外媒高调鼓吹”解放思想”观念的同时，湖南的省委书记张春贤亦大讲”解放思想”，经由香港《大公报》向外界披露。报道说，张春贤的”解放思想”讲话是和”还权于民”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张春贤的个人未来走向，《大公报》说：”55岁的张春贤原来是中国的交通部长，2005年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海外中国问题观察专家认为他是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佚名，2008b]
“还权于民”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尽管它包括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弹劾权、申诉权，凡此等等。因为”还权与民”的本质主导还是训政主义的恩典行为，而在政治权力分配背景下，它仍是对胡锦涛”新三民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诠释。
二、中国新古典政治视角下的难题
就政治逻辑而言，民本主义应当是民主的路径之一。即便不讲现代民主政治，仅就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而言，民本政治至少需要三大支点：第一是，司法公正，如《易传》所指”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之含义；第二是，坚持坚决的反腐败政策，特别是实行对行政失职给予不宽贷的追究；第三是，内外开放的政治治理原则，特别是要反对”同于宗”的”吝道”，换成现代语来说–仅有党内民主是不够的。而且，反对世袭制是对内开放的一项根本。[綦彦臣，2009]
在这个新古典视角下，人们不难发现：第一，中国基本上失去了司法回复公正性的可能，因执法的利益化倾向已经形成行业共识，如非常有名的浙江东阳吴英集资案，当地公安机关在没有判决书支持下仅凭自己的一张处理通知，就进行资产拍卖变现。[蔡志杰，2009]
第二，反腐只具有政治宣示意义，腐败的规模已经达到了GDP的3%。据香港《南华早报》2008年12月15日援引透明国际的数据看，中国在180个受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72；而就北京正式公布的消息看，2004年初至2008年底，五年间，腐败案件上升率比过去五年长了12%。
第三，政治开放性在言论方面有所改进，但是社会公平机制越来越失衡，比如人们普遍关心的高考加分问题，几无取消的可能。而有权操纵者们，几乎无视平民社会的感觉，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同时，对考生的政审规定实际上是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常规歧视。[叶铁桥，2009]
三、细节改善与总体民意的落差
“解放思想”作为意识形态调整的导向，不仅是胡记”新三民主义”的进一步诠释，也是中共打造软实力的需要，特别是要通过奥运会这一巨大的形象工程来博取最大化收益。因此，当局策略性地开放了对奥运的批评言论，如对体育的”举国体制”的批评，又如对体育界内不公平竞争的曝光，凡此等等。在这个有控制的开放中，显然是国（境）外舆论起到了先导作用，如香港亚洲时报网站2008年9月4日的文章”中国难以逾越的障碍”，又如2008年9月18日香港《南华早报》的文章”更快，更高，更省”，都经过官媒《参考消息》转载，向大陆公众公开两者的批评意见。前者指称，中国在奥运会上成绩虽然较好，但大众体育发展程度并不理想；后者对中国培养体育精英的体制进行比较性批判，奉劝中国更该关心全民体制，甚至引述了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政府应当转而把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促进全民参考体育运动中来，而不仅仅用来培训少数天才选手，以冲击奥运会金牌。”
有控制的开放的背后是对异议群体、非政府宗教、维权力量的严密控制。这说明”解放思想”的实质操作仍然中共一贯策略”外松内紧”的经典表现。简单地说：中共的”解放思想”思潮仍然没法解决国家长期繁荣与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优势”的内在矛盾。因此，在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断言”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的时候，遭到中国大陆学者的一致反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以现实数据为证，说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佚名，2008c]在微观政治实践方面，有作为或曰为自己前途考虑的地方官员不管名义上维护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们总会力求以”善政”与”新政”的姿态来诠释”解放思想”。比如，安徽试行的”省管县”行政权力重组模式，出现了”无为之治”（无为，县名）。这种行政权力重组之于民本政治有多大的直接作用，尚无个案可以考查，只是在经济效绩方面表现十分明显，如GDP总增幅提高接近1%，工业化水平提高3.1%。[谢良兵，2008]再比如，深圳对外界公开宣称用三年的时间建成法治政府，其中”完善监督机制”为五大纲要之一。[杨兴云，200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深圳市长许宗衡的权力在此期间几乎完全不受监督。当然，在另一方面，深圳的”法治政府”目标设想是促成国务院批准其2009年全面推行”行政三权分立”改革的动因之一。换言之，在政治较力中，许宗衡已成了汪洋在广东打造解放思想之政治品牌的障碍，被搬开势在必然。
无论如何，”解放思想”作为新的政治品牌，其直接的收益对百姓的生活（生存）改善并无明显效绩。或者说，作为一种政治改革的微弱导向，它不存在出现帕累托最优的可能。一些重要的宏观政策变量的调整仍资说明，如中共不得不于2008年10月份再次提高农村改革的调门，在土地”准私有”（而未真正确权）的情况下，力求土地承包权进入流转环节。但是，这样的善举被党内左翼势视为冒进的政策，遭到了”谨慎”名义的抵制。原来有希望合法化的小产权房屋，在预计的”一片晴朗”后，回到”天空灰暗”的境地。
小产权房只是一个统计权重并不大的分项，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对在”解放思想”兼或”科学发展观”之下的农村改革毫无兴趣。如法新社记者在2009年中国”两会”之前采访山东德州的农民，其中一位梁姓农民说：”政府总是说得好听，实际上却不落实。他们承诺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但我不抱多大希望。”[佚名，2009a]同样，被称为自下而上的民主推动力的农村选举也处于半瘫痪状态，而且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以致于新的竞争者被杀害。因此，2009年全国”两会”的人大发言人、前外长李肇星不得不承认：”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佚名，2009b]
小结：仍然缺乏价值理性
相比较而言，邓小平与胡耀邦借助一篇文章而发起的”解放思想”运动有着明确的工具理性指向，即清理毛主义权力体制、追求快速的经济效绩；胡锦涛与汪洋（还有张春贤）的新的”解放思想”运动既无工具理性指向，价值理性又十分空茫。”解放思想–永不僵化”能在制度伦理方面做出什么样的预期，没人可以回答。
胡耀邦还有他的继任者赵紫阳试图向价值理性方向位移，结果他们都遭到强有力的政治制裁。也就是说，胡记”思想解放”受历史暗示的影响，无法有明确的价值理性追求。往好处设想，”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只不过十分迂回地给出了一个价值模糊区域–民本主义可能导致下一步的民主，但又不可能提供一个价值标的。胡的”不折腾”论调在法统上回归了邓小平”不争论”的基点。这仍然是一个法统问题。
美国政治学中的行为学派先驱哈罗德·D·拉斯韦尔（1902-1978）给出了一个”预言”式的说法，尽管这个说法距今已有七十余年，但仍适应中国的情况。”当人们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前景还没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拉斯韦尔，1936/1992，P19]之于胡记”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除了法统之外，会出现”自发的忠诚”吗？
主要参考文献：
[1]吴志菲，余玮，2008：《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人民网2009年7月1日文章”第一次思想解放，危难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2]韩保江，2008：”在科学发展中解放思想”，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3月4日。
[3]佚名，2008a①：”汪洋，中国领导层最具创意思想者”，博讯网2008年9月4日，引香港《明报》消息。
[4]佚名，2008b②：”中国正在探索第三次思想解放：还权于民，为重点”，博讯网2009年9月13日，引香港大公网消息。
[5]綦彦臣，2009：”大易原理，理想社会的三大政治支点”，载于自由圣火网站2009年6月26日。
[6]蔡志杰，2009：”‘亿万富姐’吴英庭审纪实”，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4月6日。
[7]叶铁桥，2009：”‘军校梦’断当地派出所”，载于《中国青年报》2009年6月29日。
[8]佚名，2008c③：”张五常断言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大陆学者一致反对”，载于《商务周刊》2008年2月13日。
[9]谢良兵，2009：”省管县：无为之治”。载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9月1日。
[10]佚名，2009a④：”农民期待’两会’促落实农村政策”，载于《参考消息》2009年3月5日。
[11]佚名，2009b⑤：”中国村级选举制度有待完善”，载于《参考消息》2009年3月13日。
[12]拉斯韦尔，1936/1992：《政治学–谁是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麦克劳尔–希尔图书公司1936年英文原版，1992年商务印书馆杨昌裕译中文版。
注①、②、③、④、⑤：此五者系媒体发文习惯而未标示文章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