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敬平 资深媒体人
1932年，一个昏暗的午夜，印度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甘地，背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英国人的囚牢。他被释放的消息极其隐秘，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让他脱离囚禁的火车站究竟在哪里，到底有多偏僻。
当他将行李拖上火车站台，有个人突然从黑暗中冲过来。他看清了，映入眼帘的是美联社记者吉姆·米尔斯的脸。过去，他报道了甘地为印度独立所做的一切。现在，这张熟悉的面孔又一次在他的眼前晃动。
那一天的新闻界，他是唯一知道甘地获得自由的记者。
甘地感慨地说：“我猜想，当我死后站在天堂之门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将是美联社的记者。”
若干年后，这段鼓舞人心的说辞，不仅鼓舞了众多美国记者，也鼓舞了中国的我。我甚至会渴望，当我真的站在天堂门口的时候，我也能遇见我渴望遇见的新闻当事人。但是，我只会将自己当作一个疯狂追寻独家新闻的记者，而非一个救赎世人灵魂的牧师，一个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一个砸烂旧世界呼唤新世界的革命家。
我很钦佩他们的使命感，并且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论及使命感时的真诚，但是，我不愿夸大我作为一个记者的使命，反过来，我一再劝慰自己，保持一份平常心。我对自己说，我的工作不比一个菜市场的屠夫高尚，我的智商也不强于一个事务所中的会计师。
2008年秋天，我去美国参加一个被命名为“默罗计划”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默罗是上个世纪美国闻名遐迩的记者，因为他的卓越声名，他被总统任命为新闻署署长。后来，美国新闻署并入了美国国务院，成了美国外交机构的一部分。几年前，为了纪念他的杰出成就，邀请新闻记者到美国访问的计划，被国务院命名为“默罗计划”。
在纽约，美国国务院找到了默罗的儿子，请他去《纽约时报》和大家见面。面对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国务院官员高度称赞了默罗的功绩。稍后，默罗的儿子开始演讲，谈他父亲为新闻自由而战的个人历史。接着，他接受记者们的提问。
一个外国同行问：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亲就在世界各地采访、写新闻，鲜有时间顾及家人，你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吗？
这个看起来不够宏大叙事的问题，在台下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它让我们的讨论，在新闻人的使命和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徘徊了很久。
说到我们的工作之于我们的国家，我说，我们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的贡献，我们引领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为这种有限的引领做出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有特别高的期待，因为很多时候，媒体对国家的贡献并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努力。
过去20年内，我们所在的媒体，你的或者我的，可能都曾在不同的时期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和同行比，我们有更多优秀的记者和编辑，做出了更多优秀的报道，做出了一份相对出色的报纸，或者一个相对叫座的电视栏目。但是，这些年，新闻业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的一己之力推动的，我承认我们的光荣，承认我们曾经和现在所做的贡献，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对新闻的功能的推动，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中，不是独立的、唯一的。
我们说媒体的重要、记者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媒体重要和我们作为记者重要，而是因为媒体在整个社会运营当中担当了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如果我们说第四种权力真的是新闻自由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它仅仅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一种权力制衡的力量。它对社会的正面价值，是通过结构性功能体现的，而非像革命家那样通过办革命的报纸来实现。
我们偶尔做出的对这个社会的一点点贡献，是通过记者这个职业来体现的，而非我们自己本身有多高尚，我们不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不是救赎人类灵魂的牧师。
我们更非革命家。革命家需要的不是新闻，而是希特勒式的舆论炮弹。革命家也不需要记者，因为他们不需要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观点，他们只需要营销己方观点的通讯员。
如果吉姆·米尔斯的故事，曾经刺激过我们做顶级记者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不是甘地，我们只是一名梦想报道独家新闻的记者，印度摆脱英国奴役的独立战争是甘地领导的，不是新闻记者。即使吉姆-米尔斯真的站到了天堂门口，即使是他这样的顶级记者，他仍然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
这就是我们的角色。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角色所要求的那样客观记录、公正评论，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我们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公众对得起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