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关於“兴无灭资”的插曲
一九八○年四月，胡乔木和韦国清在党内、军内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四月一日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宣传部要当警察。”四月十八日，韦国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重提“兴无灭资”。
“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是邓小平一九五六年在同青年团干部谈话中提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主要口号之一。这是对邓小平的“凡是”，韦国清拿来写进了华国锋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经邓小平同意公开发表。
这件事引起了李维汉的注意。五月二十四日，李维汉到邓小平家中拜访，表示不赞成重提“兴无灭资”。他认为思想战线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而是肃清封建主义影响。
李维汉这个看法，过去也有人提出过，包括叶剑英、胡耀邦和学术界的黎澍等。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分析“四人帮”的思想社会根源时，就指出其根源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流氓无产者。李维汉此行的重要性在说动了邓小平，使他同意收回“兴无灭资”口号，并於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一篇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讲话。邓小平说：
“李维汉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值得重视。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李维汉同志建议我在十二大讲话专门讲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我看，这个意思首先要体现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这就是一九八○年春夏之际，邓小平试图跳出专政派思路，向民主派思路倾斜的最后一跃.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主旨就是“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进行制度改革。邓小平说：
“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肃清封建主义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
这篇讲话经政治局讨论，在八月三十一日通过.接着举行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了“宪法改革委员会”，准备修宪使之符合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要求。
邓小平在陈云集团进攻下退却
邓小平五月、八月两次讲话，打乱了专政派“对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的部署。他们利用七月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进行抵制。胡乔木九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提出“中国也可能爆发像波兰那种局势，必须像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发生波、匈事件时那样制定对策。”胡耀邦未予回应。胡乔木就通知中央书记处把他的信印发给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
中央宣传部讨论胡乔木的信时，传达了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方面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会后中宣部发出通知：“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然后在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陈云集团进攻下全线退却，不但在政治领域放弃“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角度”进行党和国家制度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接受了“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的陈云路线。邓小平还在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退回他一度自我否定的“兴无灭资”纲领.
第二段插曲在经济倒胡、政治倒周之后的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后悔一九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对陈云“让步太多”，让胡耀邦起草十二届三中全会《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玩弄左右平衡的手段，比毛泽东厉害：他决定对陈云让步时，要邓力群替他起草那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退却的讲话。他想挽救经济，收回对陈云的让步时，又要胡耀邦起草《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而之前胡耀邦已被排除出经济工作的中央决策核心。
胡耀邦是在陈云集团的极大压力下，独力完成这个《决定》的。不是都说胡耀邦“不懂经济”吗？这回邓小平却称讚胡耀邦起草的这个决定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利用胡耀邦的智慧来挽救经济，实现其收回对陈云让步之需要。这两段插曲表明：
第一，在政治思想领域，邓小平认同李维汉，放弃自己的“兴无灭资”，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篇“急就章”一样，是一时的。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兴无灭资，反自由化，是邓小平帝国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第二，在经济领域，邓小平认同“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的陈云路线，也是一时的。而坚持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本、资源、资讯、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建构和平发展的新国际联盟，是邓小平的全球战略，也是邓小平帝国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把这“两手硬”合起来，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特色新奴役制度，这才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帝国
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毛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被批判，除了他的遗体还静静地躺在天安门前的“毛主席纪念堂”里，他所建立的那个毛泽东帝国无声地消失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他的主题演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用对他自己的“凡是”，取代对毛泽东的“凡是”，跨出了缔造邓小平帝国的第一步。
难道不是吗？胡耀邦、赵紫阳两届总书记被整肃，罪名都是不听邓小平的话，违背邓小平教导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历史教训，在生前对邓小平帝国未来的巩固和发展作了周密部署。
对两代接班人的指定
一九八○年邓小平一度同意李维汉建议，在政治局会议提出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角度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专访，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他说的是真心话，后来忘记或者变卦了，还是原来就言不由衷，且不去追究，只要看邓小平自己的做法，比毛泽东更封建专制主义.
毛泽东抛弃刘少奇、林彪两个接班人之后，并未明确他打算“交班”给谁.一度选择过邓小平（“人才难得”），因邓小平不愿继承“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而发动“批邓”。直到最后也未明确“交班”给华国锋，还说出“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那样对未来毫无把握的话。
邓小平比毛泽东深谋远虑，他选择在“血雨腥风”中确立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时，说得十分明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政治交代。”
这就是邓小平独创的“核心”理论。为什么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站住”？因为“第二代实际上我（邓小平）是核心”。即使胡、赵有“斗争经验”、有“工作成就”、有“政治思想水平”，是全国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党章上的第一把手，又有人民支持，只要“实际上的核心”不高兴，邓“核心”随时可以弄个“生活会”、“八老碰头会”，一句话废掉。
后来乔石任人大委员长时，曾经主张“法治”，爆发过一场“法治”与“核治”之争。江泽民的“核治”，就是以邓小平的“核心”理论打败了乔石的“法治”，在中共十五大逼退乔石。
江泽民当上“第三代核心”之时，民间流传过一则小故事《毛泽东的一颗核桃》。故事说：
毛泽东临终前，把政治局委员召来，一一握手告别.叶剑英告别后走到门口，毛示意让叶回来，握住他的手长时间不放，嘴唇微动，似乎要说些什么.等到叶点头表示领会，毛才松手让叶离去。
原来毛暗暗把一颗核桃放到叶的手里.叶剑英后来说，毛曾同他论及汉朝故事，称周勃“厚重少文”，“能安刘氏者，勃也”。意思是知识分子靠不住，将来安定天下，要借助叶这样的重臣，临终把核桃交到叶手里，是託付后事。
毛死后，叶剑英帮助华国锋除掉了“四人帮”，准备把核桃交给华，邓小平说：“慢，再看看”。接着邓小平与陈云联手废掉华国锋，十一届六中全会选出胡耀邦当党主席兼总书记，叶剑英又准备把核桃交给胡耀邦。邓小平还是说：“慢，再看看”。直到叶去世，核桃未能交出。
天安门屠杀前，邓小平在北京西山召见从上海赶来的江泽民。邓告江，赵紫阳不听话，反对戒严，已撤销其总书记职务，由江接任。江大惊道：“我不适任，在党内我只有小学生水准。”
邓小平说：“稍安毋燥，我先给你看样东西（拿出核桃），这颗核桃，是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传下来的，他临终交给叶帅，託叶传给第二代核心。叶帅想交给华国锋、胡耀邦，我都挡住了。叶帅死后，到我手中，我算第二代。今天我交给你，你就是第三代核心。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江泽民接过核桃，转忧为喜。
这是一九八九年的故事。三年后，邓小平对未来还是不放心，怕江泽民到时候不交权，或交到不适当的人手里.於是又指定当时四十九岁的胡锦涛为“第四代”，将来接江泽民的班。
确立基本路线和战略佈局
邓小平废黜胡耀邦，心中最大隐忧是怕胡耀邦“树立自己的开明形象”，将来会改变他的路线与战略，正如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上点出的，“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因此邓小平选择赵紫阳取代胡耀邦之后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党的十三大制定未来的“基本路线”和“长远战略”。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邓小平把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找到家里，谈十三大报告。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着作，要在理论上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
三月三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遵循邓小平的思路，赵紫阳提出了一份《关於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於三月二十一日报给邓小平。
赵紫阳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根据，把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是“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三月二十五日批示：“这个设计好”。
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报告，就是按照这个设计完成的。即使在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废黜了赵紫阳之后，仍然坚持“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对此邓小平曾再三强调：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一贯。”（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佈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佈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台湾淡水红树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