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18年的记者，又有5年多的因言获罪的牢狱之灾的经历，当我面对海外的读者时，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你认为什么是新闻自由？中国有无新闻自由？以后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自由？等等。由于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我不会讲更多的大道理，但我认为生活中人们能有自由表达观点并免于恐惧的权力，记者能够自由地采访，自由地表达，并且能自主地刊发，不会因言获罪，这就是直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当然记者亦应当自律，形象地讲，是戴着锁链跳舞。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讲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大慨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2006年1月4日重获自由之后，回到家中，我的亲友给了我100多份新闻稿，都是从网上下载打印的，大都是香港及海外报道我的文章，我当然非常感谢声援与支持我的人，但我总感觉少点什么，我只看到一篇骂我的短文，题目是《薄熙来吃了哑巴亏》，连篇累牍的表扬文字仔细读过之后，全部被我丢进了垃圾箱，只有这一篇被我精心保存下来，虽然这篇文章捏造了我三条罪状，其中说我在80年代初被大连曰报开除了，被捕前还侵吞贪污了香港文汇报公款80多万等等，现在大连曰报与香港文汇报与我共事的人大都还健在，均能证明这篇文章讲的是谣言，所以我的律师朋友对我讲，你起诉这个网站吧，打诽谤诉讼，能挣一笔大钱，我笑着对他讲，这叫新闻自由，因为通过这些批评，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不会被捧杀。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根本不想做什么英雄。再说，我的确没有贪污行为，但我可以警惕自律，至于我是否被开除，大连日报有档案可查，我不必理会。有100多篇肯定我的稿件，只才有一篇反对我的，的确太少了。所以我格外珍惜。我说不知道作者是谁，我想奖励他书法作品一幅！
同样道理，一个人不能沉醉于听颂歌，一个组织亦是这样。一个政党假如总是在台上，总喜欢听别人歌功颂德，却一律封杀批评的声音，就必然导致腐败与灭亡。现在共产党就是这样，他不允许人们发表不同看法，也不让记者讲真话，只想保住自已永远在台上当老大的地位，不惜动用专政工具，把一大批异议人士投进监狱。建国以来文字狱不断，以至近日对刘晓波的拘捕起诉，都是这种情况的延续。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新闻自由，大慨只在六四前后才为记者提供了短暂的一点点自由，尔后又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的记者也不是无冕之王，只是党与政府的吹鼓手，他们既设有自由的访问权，也设有自由的表达权，更设有文章发表的自主权与发表后免于恐惧的权力。我的切身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人们打开国内的报刊，基本上是千人一腔，虽有一些不同的杂音，但必须在赞同共产党的前提下存在，我把这叫做新闻一律。这样就用谎言掩盖了病态百出的社会矛盾，就堵住了民意民怨民情表达的渲泄口，就造成了社会动荡与形势不稳。近期不断发生的类似石首的群体性事件，已为下一步中国社会的走向，坦露了可怕的玄机与警示，然而，由于不存在新闻自由，理应敏锐代言的记者与媒体却对此集体失语。
我认为，没有新闻自由是记者的人身自由被政权绑架造成的。中共把所有的媒体都放在党的框架中生存，先给报刊杂志电视电台，设置一个级别，再给记者安排一个人身依附的角色，即级别与职称，二者又与薪水奖金，住房补贴，均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一切都需要严格考核，假如记者不按照党的要求唱颂歌，轻者降级，开除，重者拘捕，判刑，自然物质利益也一扫而光。所以，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首先要生活，要结婚生子，养家糊囗，怎能不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20多万记者大都甘当犬儒的主要原因。
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还相当不错，中共又用暴力与谎言交替使用，打压媒体，十分有效，所以在短期内改变上述状况的可能性太小。假如不变革政治制度，只乞求共产党施恩，新闻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而变革成功又岂非一日之功？我认为最为有效的冲击力与推动力是网络与公民社会与基层的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它最有希望在漫漫长夜上，撕开一个口子，哪怕一点点，都会引爆民意，这将逼着共产党改变。
然而不论怎么变，新闻媒体与记者都将在社会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目前的情况，最为有效的是，尽快要求颁布一部《新闻法》，80年后期已有了一个蓝本，现在应当旧事重提，因为要求废除党禁报禁，一时尚无迹象，但要求《新闻法》却大有希望。这就给社会上的民主诉求与党内改革派对接提供了机会，找到一个切入点，不论这个《新闻法》多么不完善，颁布后多么形同虚设，但只要有了这个法，就有了新的依据，就能鼓舞记者行使自已的权力，就能为新闻自由找到一个新的支点，就能慢慢地再前进一步。在今年6月初干揶威举办的言论自由世界论坛上，我曾讲过这个问题，但包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内，许多与会者都认为我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观点太温情，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不是的，我认为他们离开中国已20多年，已严重地与国情脱节，比如你说解除报禁，自由办报，做为体制内的编辑记者，有几个人宁可丢掉饭碗赞同呢？但假如讲，要求出台《新闻法》，他们大都敢于举手赞成。这样一来，下一步就可以再讲内容，颁布了再讲执行，执行了再讲监督，这样小步快走，就会不断地推动中国进步，说不定还能见到奇迹发生。中国太大，政府的能力太强，共产党太专权，国民太能忍耐，所以争取新闻自由的路，不仅荆棘遍地，而且曲折漫长，所以要有策略。要循序渐进。要务实不要务虚。
今年初我摆脱了旧的噩梦，终于来到了自由民主的加拿大，我把两种社会制度加以比较，更加体会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加国移民及公民部长康尼亲口对我说，欢迎你成为加拿大公民，也欢迎你继续揭露加拿大的腐败……这当然有点开玩笑，但这件事说明，加拿大媒体与一切公民都有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不是民主国家没有官员贪腐的问题，而是若有贪腐能否有效监督的机制的问题，至少加拿大绝对不会搞文字狱！当然，新闻自由也不能没有自律，做为一个记者，也不能编造假新闻，造谣诽谤他人，那样亦会吃官司，也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此新闻自由要实现，还需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相伴，或者说要有独立的法院法官能有效地保护记者，保障新闻自由，同时反过来亦约束记者的行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该保护的没人保护，该约束的设有约束，比如在一部分良心记者被抓捕的同时，另有利益熏心的记者大发横财，以至不断出现封口费的丑闻。总之，新闻自由的根子，在制度层面，要准确抓住，真正实现，谈何容易？然而，我们必须努力，绝对不能等待，只要努力了，就是不虚此生，就会使中国有新的好的变化！
2009 7 3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