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本期被访谈人：艾鸽，诗人，画家，原《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六四”后被捕入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2006年途径香港来到法国巴黎，从事诗歌、小说、绘画等艺术创作和其他事业。艾鸽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祭三部曲”《死亡地带》、《后宫》、《自由的诱惑》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引人注目，即将在海外出版。
焉然：艾鸽先生你好！我听朋友介绍，八九年时你在云南昆明，曾参与当地的爱国民主运动，此后被判刑入狱两年半。出狱后因继续受到当局骚扰，在朋友帮助下到达香港，后申请政治庇护流亡法国。可否请你谈一谈你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过程、动因和个人为此承担的后果？20年后的今天，你又是如何看待”六四”事件的？
艾鸽：1989年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不但对于我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我认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反抗极权专制的斗争，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悲壮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惨剧。中共高层的腐败势力以坦克加机枪收场，扼杀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导致成百上千和平民众的伤亡。”六四”大屠杀，使共产主义价值观在一夜间彻底崩溃。坦克前面站立着的英勇的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宣告了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破产。”六四”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随后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原因之一是专制统治下的人民受到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精神的鼓舞，也因为苏东的共产党统治者面对”六四”的鲜血能有所警醒， 不敢象中共统治者那样彻底与人民为敌，公然动用正规军镇压本国人民。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爱国运动，那么，”六四”就是不妥协地反抗专制的运动。自”六四”以来，以国内民主势力及海外流亡人士为主体的民主救国运动，始终没有屈服和下跪。”六四”开启的民主事业远没有结束。”六四”在继续，”六四”精神在继续。中国人民不是愚不可及的，1949年以来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和文革、”六四”无辜者的冤魂，拷问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我正在博讯连载描写”六四”的自传体诡谲派长篇小说《自由的诱惑》，就是试图写一部”六四”的野史。民间的野史是为了挑战官方的”正史”。
焉然：嗯。让我们从头聊起吧，回到20年前，1989年时你在云南昆明生活？当时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艾鸽：1989年学潮时，我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长驻云南。我出生在美丽的春城昆明。我所在的省份的原省委书记很左，我曾经在报道及内参中多次批评省里的问题，有些内幕太精彩了！如《中国青年报》连载过我写的报告文学《热带森林悲歌》，”六四”前我写的反映当地军人欺压百姓的《内参》，送到了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高层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有过批示。”六四”之后我被捕入狱，省委书记就借机打击报复拼命整我，亲自过问我的案子。在80年代大学里的气氛相对活跃，我工作之余还时不时地到当地大学里演讲和学生交流，记得有一回一个团干部说：”《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是党的喉舌。”我当时就说：”那不一定，我就想做人民的喉舌。”当时成为笑谈，没想到一个月后，中国就发生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并改变了我的一生。
焉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学潮的？自己参与了哪些行动？请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云南当年民主运动的情况。
艾鸽：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学潮一开始，我就非常关注。为什么？天天写内参看内参，太了解中国，太了解共产党了！也太理解学生了。记得5月初有一天，报社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参加首都新闻界千人联名的公开信声援学潮，我不加思索地就答应了。公开信抗议上海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和撤销钦本立职务，抗议当局对学运的新闻封锁，要求新闻自由。可以说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界第一次的集体觉醒，新闻界由此开始介入八九运动，学潮也逐渐演变为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张新闻界示威的照片，上面写着：”学生不是动乱，我们反对动乱，有人希望动乱。”
学潮初期，我主要是给学生领袖们提供一些北京知识界的动态和情况分析。我有一个渠道，是北京新闻界和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他们又和中共高层改革派阵营有些联系。我参与八九运动多数时间是在云南当地。云南当地的学潮和民主运动主要受北京的影响，对北京进行声援。自戒严令颁布和赵紫阳被废黜后，激起我的愤慨，我便比以前更加投入地介入民主运动。我把自己写的报告文学集《混血世界》送给广场上的学生，并频繁地到广场上和昆明的几所大学里发表演讲，回答学生的问题，我将当时与学生交流的一些内容写进了自传体小说《自由的诱惑》，这里列举其中一部分–
学生问：中国现在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我答：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是共产党所有制。
学生问：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答：是好事。可以尽快落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圣旨。
学生大笑。
学生问：中国老百姓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吗？
我答：老百姓具备，但官员不具备。
学生问：中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吗？
我答：马克思说，只有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而列宁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水平达不到，就开始搞无产阶级专政，对富农进行掠夺。列宁下令枪毙所有不把粮食交给苏维埃的富农。而毛泽东第二次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才导致骇人听闻的反右及文化大革命。中国现在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封建主义。
学生问：中国的改革会成功吗？
我答：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如果说成功的话，就是成功地把财富转移到权力世袭家族中来，老百姓依然贫穷如洗。权势者的成功，往往意味着弱势者的失败。
学生问：中国究竟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
我答：从来就是枪指挥党。遵义会议后，总书记还是张闻天，但毛泽东有了军事指挥权，从此开始了枪指挥党。邓小平从未担任过国家主席或总书记，可从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那天起，这个党就跪下来俯首听命了。
学生问：那邓小平会用枪指挥总书记赵紫阳吗？
我答：当然会。不然，他已经不是中央委员了，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职务干吗？
学生问：李鹏的戒严令合法吗？
我答：把总书记给软禁了，所颁布的任何法令都是非法的。老子道：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学生问：现今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国家？
我答：马克思主义的牌子，社会主义的面子，资本主义的票子，封建主义的路子，奴隶社会的脑子，原始社会的肚子。前面四句不用解释你们也明白。奴隶社会的脑子，是说如今的不少国人还是甘为奴隶。原始社会的肚子，是说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最大的欲望就是填饱肚子，而如今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还有几亿人未真正脱贫。
学生问：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吗？没有缺陷吗？
我答：有缺陷。不是最好的制度。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制度替代它。最主要的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给予了人民选择权。老百姓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人和制度。老百姓根据候选人的选举主张，等于和候选人签定了有期合同，若发现对方违背条款，老百姓就可以终止合同。当然，如果干的好，可以续签合同。中国历来都是老百姓听命于皇帝，而民主制就是要领袖听命于老百姓。
学生问：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制度？
我答：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私有化，科技现代化。
记得5月学生绝食时，我依照陆游那首流传甚广的《钗头凤》词的原韵填了一首词送给同学们–
枝易折，花易落。
满城鲜色谁敢恶？
鱼离水，知焦渴。
一杯雪酒，青春万朵。
错。错。错！
行路难，无插脚。
前面黎庶更虚脱。
人非草，不思活？
老天嗟叹，非同小可。
莫。莫。莫！
有一天在广场上，学生们酝酿着写一幅要求李鹏滚下台的最大标语， 我是支持的，还提议落款就写”青年记者”，有朋友提醒道：”那你会暴露身份的。”我说国难当头，顾不了那么多了。
6月3日至4日，我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了解了”六四”大屠杀的具体详情。北京新闻界的很多朋友都亲眼目睹了这场古今中外罕见的大屠杀。还有一些朋友向我提供了他们所调查到的死难人数和所闻所见。我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后，写了一篇《就北京64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书》，开头这样写道：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腐败势力，终于向人民举起了屠刀。这一天凌晨，在夜幕中他们向北京人民和大学生下达了开枪令，有3500到4000多的国民倒在了血泊中。坦克一路推进，途中有7名学生以身阻挡被坦克辗成肉泥……
之后，我一方面把稿件散发北京及发向海外，另一方面把打印好的稿件送给云南当地学生领袖。据学生们后来说：他们又复印了40万份散发，导致了昆明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学生们还抬着棺材示威，高呼”血债血还！””严惩刽子手！”等口号。我还到团省委办公室去抗议，我说：”我以个人的名义宣布不承认李鹏伪政权！”并提出要求更换总理。我当然也知道”人微言轻”，可我想如果13亿人个个都站出来宣布不承认李鹏伪政权，那么，再专制的政权也得垮台。回首”六四”，比起倒在北京街头的那些烈士及众多的学生、市民和知识精英来，我做的事不多，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件良心上过得去的事情。
焉然：”六四”以后，你有没有逃到哪儿暂时躲一躲？你是什么时间、在哪里被捕的？
艾鸽：当时还没有想过逃亡，因为我觉得抵抗运动也需要人，还觉得学生领袖比我更危险，应该先帮助他们逃亡。我是6月13号在昆明被捕的。后来正式宣布逮捕我时，他们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满腔悲愤地回答：”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活着的新闻。此时此刻，我和共和国的检察官们都站在这里。而法律却缺席了。为什么法律要缺席？因为法律无法保护共和国的公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流血，在受罪。而法律无法保护他们。法律到哪里去了？法律在忙着保护有罪的人。不错，检察官们本来应该批捕有罪的人，警察们应该去逮捕有罪的人，可遗憾的是你们填错了名字。什么人有罪？打开刑法，你们会发现杀人有罪。可你们从来就不是按成文的法律办事的，你们是按不成文的法律办事的。我再次提醒你们：你们填错了名字。因为你们不敢把有罪的人的名字填进去。”
执行逮捕的人问：”你什么意思？”
我坦然道：”有罪的大有人在，但不是我！”
对方说：”你有本事就把这句话写在逮捕证上！”
当时全屋子的人。我接过笔就在逮捕证上写了一行：”有罪的大有人在，但不是我！”
焉然：你被捕后关在哪儿？他们允许你请律师吗？
艾鸽：逮捕以后，关在昆明看守所。父母为我请了当地的著名律师，律师会见时我
问他：”能作无罪辩护吗？”
律师眉头一皱，说：”我只能作罪轻辩护。因为他们有证据。”
我问：”什么证据？”
律师已经看过卷宗，他提醒到：你忘记了你散发给学生的《就64 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书》是怎么写的吗？
我闭着眼睛回忆着：”我报道的难道不是事实？”
律师说：”可法官会认为：这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证据。”
“还有什么？”我问。
“你在团省委办公室说：你以个人名义宣布不承认李鹏伪政权，还说要求更换总理。”
“这不是公民的权利吗？”我质疑道。
律师叹了口气，拿出一份当地的媒体报道，告诉我：你看看吧，又上头版头条了！你写的《混血世界》一书，已经被省委报给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禁书。已经派人去销毁印刷厂的版本。鉴于已经流传到社会上一万多本，已下令收缴。国家新闻出版署为此下令撤销了出版你《混血世界》一书的中国新闻出版社。
焉然：这”秋后算账”追的旧账可真够远的，手段也够狠！
艾鸽：是呀。我气愤地对律师说：”可这书是在学潮以前就出版发行的呀！”
律师解释道：”可书中第69页批判了列宁，说他在1917年，把富农划为敌人–资产阶级。为惩罚那些买卖食品赚钱的富农，列宁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把他们当场消灭。政府没收了农民的财产，并对反对这一法令的人实行了普遍镇压。书中第73页写道：把权力异化为专政工具，这个可爱的’紧箍咒’，使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从此患了’软骨病’，不敢再有’思想’，不敢再去’思想’，不愿再去’思想’，不会创造’思想’。说昧心话，违心话，官场话。文化动物变成了政治动物。唯上是尊，唯权是尊，唯命是尊。独立的人格受到损害，独立的见解自我窒息……”
我定睛望着他：”我说的难道不对？”
律师说：”他们会认为你的书在学潮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无奈，会见结束前我问律师：”我自己可以作无罪辩护吗？”
律师说：”可以。也可以当庭认罪，请求从轻处理。”
焉然：后来呢？你有没有考虑采纳律师的建议，争取他们从轻处理？
艾鸽：绝不可能！在法庭上我与他们针锋相对，逐条驳斥了公诉人对我的不实指控。我在自传体小说《自由的诱惑》里做了大致的描述–
公诉人说：”我们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三十二条，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起诉被告人。”公诉人列举了很多证据，还说：”被告在广场上等多处地方，散布批判’垂帘听政’的言论，明显针对党和国家的某位最高领导人。”
我淡淡一笑：”是吗？批判垂帘听政有罪吗？那我就当庭再发布一首词：
唐多令–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题
宫中遮阳柳。国粹古今羞。
垂帘听，圣旨发诸侯。
都言皇帝如何好，岂知道，无限愁。
天权尚可偷。光绪成锈球。
太上在，幕后万事休。
老道将死还梦生，万万岁、不厌朽。
法官问我：”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吗？”
我抬起目光陈述：”首先，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纯属莫须有。公诉人连革命的基本概念是什么都不清楚，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请问公诉人：我从当记者的第一天起到现在，有哪一篇文章，有哪一句话，有哪一个词是反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如果公诉人无法列举出本人反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证据，那么，就证明公诉人在滥用法律条款。”
公诉人：”历来的反革命分子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
我道：”历来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都说别人是反革命分子。请问：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有多少无辜的公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再往前，49年以来，有多少无辜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如今，有多少无辜的追随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公诉人：”‘反革命分子’的提法，是法律的提法。”
我眉颦起来：”这样的提法，是思想僵化，逻辑不清，大脑不健全，小脑不发达，全脑混乱的人才说得出口，’反革命分子’的提法，应该从我国的法律中永远地删除掉！”（后来果然从法律文本中删掉了’反革命分子’的提法，但代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仍作为中共当局打压言论自由的专制利器。）
公诉人指控我：”被告在《就 64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书》中，造谣生事，诬蔑我党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中杀人无数。”
我脑海中浮现北京血腥的六四之夜的场景，不觉泪眼模糊：”鉴于公诉人指责我造谣生事，我要求传北京的受伤者和死难者家属出庭作证！并请求法庭就64的死伤人数展开独立的法庭调查。”
公诉人好不容易摆脱尴尬：”我这里已经有两份证明：一是《人民日报》刊登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整版长文：’和平清场，无人伤亡。’一份是国务院办公室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其中提到’6月4日凌晨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2000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上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我正色道：”戒严部队说：’和平清场，无人伤亡。’而袁木说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而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上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请问：手持现代化武器加坦克的正规作战部队，尚有5000多人受伤，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该有多少人伤亡？为什么是初步统计呢？我的进一步统计结果都出来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刊登一下呢？”
公诉人强词夺理：”袁木是代表党和国家发言的。而你不过是区区个人。”
我眼睛一亮：”不错，我是区区个人。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表达我一个人对黑幕的挑战。袁木以为姓袁（圆），就能自圆其说吗？袁木连我这个区区个人都欺骗不了，又怎么完成欺骗全国人民的重任呢？不过，还是麻烦你把我的一首词转给他。
我当庭又填词一阙–
调笑令–幽默赋
圆木。圆木。既可横亦可竖。
白马非马公孙龙，辩到今日理无穷。
人话。人话。急湿官家汗帕。
公诉人威胁道：”你一个人想挑战这个制度、国家和社会？”
我直言不讳：”专制、虚假的共和加上堕落的社会，想挑战的不止我一个人。你以为长安街上天安门前流淌着的是胭脂水吗？是的，此时此地，被告席上就坐着我一个人，可即便一个人在挑战，我也深感荣幸。”
公诉人搽了搽额头上的汗渍：”我抗议！被告在法庭上诬蔑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官点点头：”抗议有效！被告不要谈论与本案无关的事。”
法庭其实只记录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很多情况下只记录”是”和” 不是”。
律师发言辩护道：”在我看来，被告的案情不算严重。”
公诉人说：”被告散发的《告人民书》，直接导致了本省发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而且一些学生还把《告人民书》传到全国和海外，这还不算严重吗？”
我心想：人民群众有那么好煽动的吗？你去煽动一百人上街游行给我看看？做过多年记者的我心里自然也明白，开庭不过是走走过场，政法委那里早就定好了基调：非判不可！
法官装模作样：”根据法律，被告可以作最后的陈述。”
我做了题为《历史属于真相》的最后陈述，大致内容是：
法官先生：
请你打开窗户，如果你此时此刻倾听不到全城的老百姓都在说我无罪的话，那么法律不承认良知，良知也不承认法律，你就看着判吧！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世界不是权势者可以独裁永远的。历史在哪里？历史就在每个人的手中。你我都在谱写历史。但历史是属于真相的！我个人被判有罪无所谓，遗憾的是共和国有罪的历史上又增添了新的不光彩的一页。如果法官把无罪的人判成有罪，那么，总有一天，法官会惊奇地发现：有罪的是自己。因为你亵渎了法律。不要以为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血水已经被冲洗掉。如果历史的耻辱是可以被水冲洗掉的，那就不是历史。
当共和国的法律不能保护无辜者的时候，法律已经成为废纸。玩弄法律的法官，已经不是法官，而是罪人。你们可以把无罪的人判为有罪，也可以不经过审判就枪杀学生和市民。你们甚至可以把国家变成绞杀机器。可不要忘记，那些魂魄会来找你们的。
对于无罪的我，态度很明确：生命不息，申诉不止。
焉然：太精彩了！你在法庭上大义凛然，针锋相对，当时就不担心会惹恼他们加重判你？
艾鸽：法庭于1989年12月12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我两年半。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据律师说：政法委原定判我两年，因我始终不认罪，特别是在法庭最后陈述时声称：”生命不息，申诉不止。”惹恼了他们，又给我加刑半年。终审裁决判下来时，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可以写在这里。”他指指签名页。我便写道：”这不是终审裁决，历史会做出最公正的终审裁决。”2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而且更加坚定地认为：对于”六四”，历史会做出最公正的终审裁决。
焉然：是，好在历史不是当权者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判刑以后你被移送到哪儿？在狱中遇到过与你类似因为”六四”被判刑的人吗？
艾鸽：1989年底，判刑后我被移送到云南省第二监狱。涉及”六四”的政治犯们分为一个组，有十多个人，监狱里指名我负责协助管理。我管事其实不多，大家人品都非常好，在一起，可以谈任何话题。时间久了，也就了解了彼此的案情。有些人的案例，简直是黑色幽默！比如有一位叫张忠良的市民声援团的成员，文化不高，看上去很憨厚。逮捕他的唯一证据，就是他在游行队伍中高呼：”打到法西斯！”就为了这一句口号，上面定了必须得判。在法庭上老张辩解道：”我没喊过反动口号。”公诉人质问难道他没喊过”打到法西斯”的”反动口号”吗？老张告诉法官，他只上过小学，上小学时语文老师给全班同学讲了德国法西斯残害人民的故事，最后，还要大家高呼”打到法西斯”！语文老师曾经告诉他，”打到法西斯”是革命口号，他以为法西斯那一边一定是不正义的，所以他才敢喊”打到法西斯”。公诉人说：”你恰好判断错了。”老张最后还是被判了一年，算是我们那批六四犯里判得最轻的一个。他苦笑道：”幸好我只喊了一句’打到法西斯’。”
还有一个部队上的广播员，叫齐金贵，看上去才20出头，被军事法庭判了两年。他的罪过是从外电广播里、报纸上得知 64大屠杀的消息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士兵”的名义，写了几十封抗议信，从邮局投递到各政府机关。法庭上公诉人指控他：”被告从反动报刊及电台里得知我平暴的消息后，身为军人，不但不支持政府的行动，反而投出几十封抗议信，完全丧失了革命军人的立场。”
小齐辩解道：”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外电台，都在报道说北京天安门发生了大屠杀。我不知道全世界的电台都是反动电台！”小齐在部队播音室工作，可以收听到各种外国电台，还可以看到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小齐补充道：当时不止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报道支持学生运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也报道过，说学生是爱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过民主党派致中央的信，也说要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
法官说：那个时候不仅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是”反动”的，连《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被少数反动分子破坏了。至于民主党派，他们就是从反动中改造过来的，他们的话不足为凭。
小齐说：”我没有那么高的鉴别能力。”结果他被判了两年。
焉然：你在监狱里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艾鸽：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有一位入狱的市民声援团成员叫孟阳，在看守所里被虐打得受不了了，就一头朝墙上撞去，还大叫一声:”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弟兄们，我先走了！”鲜血染红了墙壁。结果没死成，还被加了半年刑。监狱里有”十不准”，其中之一就是不准自杀。有一次，在看守所里由于抽烟引发了火灾，二十平方左右的房子里关着十五、六个人，瞬间木板炕就全部烧起来。如果不是因为那天狱警失职，晚关了半小时的天井，里面的人十有八九都要被烧死。我是侥幸活下来的。其他一些细节，我会写进正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博讯看我的小说连载。
焉然：谈谈你获释以后的生活状况。
艾鸽：92年获释以后我到了深圳等地，但仍不时受到骚扰。另外，我还背着大量的书稿，大都是狱中书稿。 92年、93年分别在国内漓江出版社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诗画集。我还准备出版其他的书稿，但他们查出来了，又准备迫害我。我在国内无法正常生活和创作，不得已，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香港，在等待一段时间后获准政治庇护来到法国。我当然也思念故国，但欧盟的政治庇护身份暂时不能回国，除非加入法国籍，我目前还没有考虑入籍。
焉然：你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怎么看？
艾鸽：中国未来走向在我看来，有这几种可能：第一是突发事件导致国内政治发生崩塌，政府无法控制局面，民主势力壮大改变政治格局；第二是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导致民怨沸腾，体制内有实力的人站出来与海内外的民主势力结合，改变政治格局；第三是出现民众集体抗暴斗争，类似罗马利亚的结局；第四是统治者依靠暴力高压手段把专制统治维持下去，国内的”精英阶层”奴婢化，有可能再出现类似”文革”、”反右”那样的大悲剧。总之，中国现在是到处布满干柴。中国最需要的是临门一脚，无数的0000前面需要站着一个1！而且是有实力（但不一定有地位）的人。苏联共产主义瓦解是因为被宣布解除职务的叶利钦站在了坦克上；齐奥塞斯库垮台是因为民众陷入愤怒后，军队倒戈，反对派乘势而起，齐氏夫妇在逃亡途中被群众举报，旋即被捕。海外民运不缺少英雄，但缺少战略家或谋略家。西安事变不过是共产党的谋略，却改变了中国。我们更需要靠战略改变历史进程。我希望海外民运不问派别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制、博爱”12个字的基本共识下联合起来。人民采取什么形式抗争专制，某种程度上是由专制者自己决定的；采取什么时机结束专制，是由人民决定的。另外，我觉得暴力与抗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64屠城，对专制者而言，是一页暴力血腥的历史；但对人民而言，则是一部抗暴的正义的历史。
焉然：在结束采访时，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交流的？
艾鸽：就用我的一首诗来结束吧–
人 问
我不问天，广袤何辜？我不问地，波柔无限？
我不问神，冥冥何处？我只问你，人可是人？
君从何来？圣母卵巢？谁降龙种？非凡精子？
权从何来？天朝归家？国玺私宝？岂可窃用？
华夏龙族？唯你独续？草民可鄙？弃之荒芜？
何人有票？投你青睐？一裆独尊？天下归楚？
花瓶何用？秀之媚眼？指示最高？谁敢异议？
轻则蹲监？重则消灭？媒体一律？封口屏蔽？
腐化神奇？工夫了得？法律自立？三权总揽？
谁若谔谔？红朝之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国库通家？替谁消费？全面代表？民可休矣？
天往何来？疑之有爱？地朝何去？似有情怀？
神之飘渺？不一而足？敢比盘古？另造乾坤？
皇帝始祖？不比尔强？尧舜禹久？羞做暴君？
夏桀之昏？有得一比？商纣之政？肉酱史创？
春秋国乱？伤及争鸣？老孔异议？国君禁言？
秦皇坑儒？何足挂齿？解放地狱？奴役更广？
二世胡亥？可堪一击？唐非盛世？诗输天下？
则天凶煞？不容骆宾？杀人立威？效法隋朝？
剥人皮始？明朝下风？禁锢思想？清帝跪拜？
人之精灵？今为何朝？民主无缘？自由可贬？
人乏天权？法无博爱？平等奢侈？愚不可及？
任天游去？物质自流？随地起伏？膏心难测？
神是谁也？可曾露面？我凄噍类？欲行寰宇？
同是人乎？天壤之别？有耳摆设？有嘴关闭？
有泪暗吞？有苦难言？有脑洗尽？有怨活该？
旧坟如山？新案添高？何时日出？照我暗幽？
山之巍峨？空有壮观？江之奔腾？泻尽蜷曲？
冰之涩雪？强忍寒潮？火之易燃？遍地干柴？
雨之滂沱？皆是跳珠？电之飞闪？雷尾烧空？
风之狂飙？扶摇直上？霜之玉露？点石成金？
虹之霓彩？帝弓締约？雾之烟幕？缭绕千秋？
潮之旬汛？落日能控？霞之丹赤？可以遮天？
偶不祈天？何惧恐龙？吾不屈地？任它颠簸？
我该祷告？与神结缘？区区草民？莫谈国事？
谁之天下？皆为陪奴？谁之社会？圣明天子？
谁之时代？春宫爵爷？谁之使命？星像先生？
谁之国家？王孙太子？谁之公器？机关占尽？
谁之土地？收而归己？谁之房屋？巧取豪夺？
谁之福利？只有特供？谁之食品？正常掺毒？
谁之文艺？歌功颂德？谁之城乡？两极分化？
谁之公职？关系有户？谁之言论？可放阙词？
谁之财产？特权保护？谁之宗教？独尊马术？
再不变革？苍穹不容？流芳留朽？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