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部图片由原作者蔡淑芳提供给本站，转载请注明出处）
广场活碑之劫后记忆（一）
5.20兵临城下
散佚的手稿
按：在北京採访期间，最紧张的日子就是戒严令下四出访寻军车和坦克，真正体会到人民的力量，北京市民的爱国热情、坚持和平非暴力，发挥超乎寻常的道德勇气。可惜这段刹那光辉瞬间消逝，虽说人民不会忘记，但是中国的历史依然留白了这一页，未被好好记载.廿年来，我是有份刻意隐藏和埋没所见所闻，未敢遗忘，不想回忆，因为我担心一旦曝光之后，善良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会继续受到迫害和拘捕禁锢.在国家杀人机器疯狂肆虐严厉监控，社会新闻严密封锁的扼杀压制之下，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抵挡坦克是英雄还是暴徒？揭露真相是义行还是帮凶？我们怀着无止尽的悲哀伤痛，真的不晓得怎样解构这黑幕下的人类暴行。劫后残留记忆写下这几篇断章，草於八九年七月期间，原稿已散佚，黑暗绝处永留空白，光明在望填补遗缺。
北京首都戒严令下三天的见闻
5.20
兵临城下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接到同学来电报讯，说北京城郊有大军迫近，市民纷纷出来堵军车，广场暂无威胁.绝食同学已经宣佈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我即时决定要出外了解军车入城情况，此刻，电视台刚播出了李鹏在党政军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我没来得及细听讲话内容，马上跑出北京饭店，急速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见广场东北面路口有公安包围，学生手拉手保卫广场。我问学生纠察队员这批公安有否採取行动，学生回说他们刚驻守这儿没多久便被包围，没发生冲突。
这时长安街上有一个傻汉坐在地上，拿出几本书来，对我说他自己是一个疯子，他所念的这些书是没有人懂的。我想，他并不疯癫，但我没时间跟他聊，继续上路。找到一辆三轮车，我对车伕说，想去城郊看军车。据学生提供的消息，最早发现军车的地方是公主坟。车伕答应载我前去，沿途挂在长安街上的喇叭，正在播放李鹏的讲话，有伴随鼓掌声时，市民群众都报以嘘声回应。
北京的夜晚特别冷，我前天着凉了，咳得很厉害，入夜在马路迎着风前行，我更感寒意，不住打颤。很多市民骑着自行车也赶去看军车，有靠近来到我坐的三轮车旁跟我交谈，问我是否相信李鹏的讲话，我回说：我是支持学生的，学生没有搞动乱，但李鹏这番讲话将会制造动乱.那市民说：听到广播之后，知道事情发展不妙，会去堵截军车，保护学生。车伕送我到公主坟后，极力保护我，载我到处拍照。这处共停泊了十多二十部军车，由於相机自动闪灯，马上引起群众注意，他们要求我公开身份，我坦白说自己是记者，他们马上围拢过来，向我报告情况，说：军车晚上已驶到，停在路口一直没行动，有一位老人马上跑去广场通风报信，现在市民自发出来设置路障，围堵军车，跟士兵说话，解释北京情况.
街上群情汹涌的市民们对我保证，他们会彻夜不眠地守在这里，不许军队有任何行动，又希望我马上赶回去把消息向外发佈，要为他们向全世界呼籲，以人道主义来声援学生，因为现中共政府才是一小撮，但绝食同学生命危在旦夕，极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救助。北京市民非常齐心，而且很善良，我深深见识到这股强大的人民力量在极短时间内自动凝聚起来。很多老伯伯、老婆婆声泪俱下向年青的解放军苦苦规劝。包围军车和聚拢着士兵的老百姓对我说，这些都是二十七军从外面调来的，城郊外围还有许多军队准备入城，人数起码过万.他们又说，三十八军因为明白和了解北京情况，早已被撤走了。这些从外面调派过来的二十七军，对北京情况毫不了解，而且中央封锁消息，向军人洗脑，因此老百姓要向他们解释，不要被政府愚弄。群众成功堵截军车，被困在车上的士兵毫无动静，也不准备执行任务，於是围观的市民亲切地对士兵说：“你们不要对付学生，不要成为历史罪人。”他们一边劝说，一边唱国际歌，又大喊“反对军管”的口号。
我在热心的群众中间左穿右插到处观察，更攀高正面对着军车上的士兵，近距离拍了几张照片，他们有点不悦，亦对市民絮絮不休的劝说训话似不耐烦，幸好对我给他们拍照没有抗议禁阻。市民说：他们有军令，是不能随便与市民说话的。我本想直接访问这些士兵，也不太好意思，只向一位样貌较为良善可亲的士兵说，请你回答我问题，点头示意即可，他没反应。我鼓起勇气再问：“你们是不是停在这里，今天晚上不会採取任何行动，对吗？”他竟然向我点头，我不敢为难他，很满意地下来走开了。
车伕到处找我，但我也发现他很投入地周围查问情况，后来载我离开时，经过一部军车，他停下来大声向解放军说：“四十年前，你们入京城，我们欢迎你们；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欢迎你们入京城，要把你们赶走！”
听说城外还有很多军车，车伕想再送我去更远的地方，但愈远就愈静，而且也愈来愈寒冷，沿途遇不上市民问路，走到好一段距离，才碰到一名骑自行车的人，问有否见到军车，他说没有，我觉得很冻，受不了，叫车伕调头回去。
走了差不多个多小时，回程经过天安门广场，围坐在广场最外围的学生说，同学们对李鹏讲话极表不满，因为这番讲话连续播出了多遍，现在同学决定继续绝食，而且是全体留守在广场上的二十二万同学都集体绝食，同学们不可以，也不能在这时候撤离广场，必须继续坚持下去。他们又对我说，刚才有广播宣佈，说北大的共产党员和教职工共二十人，现在到台上参加绝食抗议.这夜，全城民众惊醒过来，很多车队满载学生前来声援，又有摩托车队及自行车队前来，声势浩大的跑到街头保卫广场学生。
返抵饭店，还来得及在截稿前发消息，在门前还碰到看热闹的服务员，他收集了所有路过市民的消息，把北京四面军车围城的地点，写在我的笔记簿上：东面的城楼和双井，南面的木樨地，西面的公主坟到五棵松，北面的黄村都有发现军车。他说，市民情绪非常高涨，不过亦有军人对市民说：“我是中国人，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只是来执行任务。”
发稿后，我又赶去广场看望同学，他们绝食七天了，政府还派军队来对付他们，我们很担心，恐怕这政府会卑鄙到在学生最软弱无力的时候，进行残暴的驱赶行动。
来到广场外围，声援的同学和市民都提高警觉，李鹏政府摆出最拙劣的姿态来威吓学生，但学生最大的抗议行动也只不过是以绝食自残方式向政府施压。有必要派出军队入城镇压吗？同学说，绝食同学已经将绝食车的车胎放气，提防政府强行把他们载走。还有学生表示，北京的西山发电厂被切断电源，地铁全面停驶，令军队无法通过地铁渠道入城。
我与北京资深老记者卓然同行。我第一次独自外出视察军车去向时，他已叮嘱我千万要小心。这回我们一起走到广场同学的中间，有一名中年人对我们报消息，表示赵紫阳现时地位不保，他是赵的近身助理，担任翻译工作，他把五月四日至今，赵紫阳失势的经过告诉我们，叫我们赶快回去报导。据他透露，赵现时处境十分危险.
我和卓然这几天通宵工作，奔波劳顿，大家都非常疲累了。我建议分头行事，着他先回饭店写稿，向报馆发报消息，然后休息。而我还想继续留在广场，与绝食同学一起，了解他们的感受。
广场学生严阵以待，心灰意冷了，看清楚这个政府的真面目，还能有何所求呢？同学在广场的“学运之声”广播中表示，绝食是不值得的，叫同学们应该停止绝食，不应再为如此腐败的政府领导层，继续残害自己。广埸又强调动乱非人民、学生造成的，而是政府这一小撮人的腐化所导致。同学们又号召全市总罢工。
绝食已经进入第八天了，他们承认不能再这样下去，要坚持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市民自动组织起来堵截军车，人民力量多么崇高伟大，经历了一夜苦斗，天色渐白，“学运之声”播放了《快乐颂》，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最后合唱的乐章，颂讚普世实现大同理想。我记得吾尔开希说他崇拜贝多芬，最喜欢这段合唱，此刻我在现场，浸染这种欢乐、激情、希望和胜利的氛围中，深信人民的力量最终会争取到应享的权利，不容无理侵犯、剥夺、欺凌和打压。学生并非孤军作战，他们得到全民支持，力量不断壮大。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已推向时代的浪尖起伏澎湃、让置身其中的市民群众心神荡漾。看来李鹏讲话起不了恐吓作用，反而激起千万民心，哪怕这糊涂虫张牙舞爪，都不及人民力量的壮观伟大？
回饭店稍作休息，几小时后马上出动再到城外视察军队去向。跟同事各自分头走不同方向，我去双井一带採访.饭店外面没有出租车，只见很多车伕拉着三轮车，一名年青车伕问我想去哪儿？我说，要去看军车，他很乐意并热心想载我去。在危难当前的北京城，人民所关心的不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国家大事，所以街头上每一个人都很好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即将会发生什么
事？他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长安街上，有军用直昇机在空中飞过，朝天安门广场那儿去，车伕递了一张学生派发的传单给我。他说：“这等事，还出动军队、军用直昇机，在北京城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到达双井，有一排排的军车，都给人群围住，学生们坐在军车前面，当我举起相机拍照时，有同学上前制止我，我跟他们理论，说：“你们不是要记者把真相向全世界发佈的吗？”一位女同学温和地向我解释：“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儿来，才刚刚与军队建立关系，正在努力劝服军兵不要镇压学生，请你跟我们合作，不要给他们拍照，因为军兵要服从上级命令的，假如军部司令从照片中发现有解放军兵们跟学生建立良好关系，会对被拍摄下来个别的士兵十分不利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要保护士兵。在军队还未出手之前，学生已处处为他们着想。我合作地收起相机，跟着学生和群众在一排排军车之间了解情况.那场面实在感人至极，北京学生和群众都捧来很多食物，包点、馒头、汽水、冰棒等等，劝守在军车上面的士兵吃。
领头军车上的士兵都接过了，他们敢吃人民送过来的食物，於是学生不断劝其他士兵，说：“前面的军人已经吃了，你们都吃吧！”军车上的士兵盛情难却，都肯接过食物，还对学生说：“谢谢你们！”
军民关系像鱼水情般，我看见有内地记者拿起照相机拍照没人前来阻止，我便同样拿出相机来，不计较角度，但求能保留和拍下这段动人光景的美好影像。此情此景，有不少同学甚至已经爬进军车内，与士兵们一起读新闻报导，又有同学拿着几张报纸和传单前来派发，给士兵朗读广场学生印发的传单内容，解说这埸学生运动到底所为何事。
学生说：这些士兵在偏远的地区调派来京，只许读四二六社论，不许读报纸或听电台广播，对北京发生什么事一无所知，当一些士兵略知少许真相后都感动起来。由於军民能如此融洽相处，加深了我的印象，满有信心以为政府的镇压只是摆姿势而已！
车伕和我四处问路，看看哪儿还有军车，市民对我说，在呼家楼有三百辆坦克车。但是我们去到呼家楼没有发现什么，只看到有群众围观，他们说，军车在上午十时已经撤走了，他们又说发现有“罐车”，是属於二十七军的。（按：后来我回港跟记者朋友提起，才知道这些所谓“罐车”，其实是配备有地对空飞弹的先进装甲军用专车。）
回程路上，看见学生一批批坐着卡车，听到号召前来协助维持北京市面的社会秩序，他们群起组织宣传队、纠察队、敢死队，赶到城郊有军车的地方游说士兵，他们还沿途大喊：“李鹏下台”的口号。这场面振奋人心，北京各个主要街道的路口，都有大型巴士横放阻路，其中有一路口还放着“军民一家”的拦路牌。
我叫车伕带我去一家饭店打长途电话回港报料，替我接通长途电话的女服务员，关切地想了解外面情况，她告诉我，听到消息在劲松这地方也有军车进驻.於是，车伕很费力踏三轮车把我送到劲松一带，却没什么发现，然后再问路过市民，哪儿有坦克？有人说是在东高地。车伕说，那地方很远路的，要花很长时间，我也不勉强要他载我去，决定返回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
戒严令下的北京城，变得萧条、淒凉、冷清，店铺都关上门，马路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各式交通工具，只见稀疏零落的有人踏着自行车来往，如果没有三轮车的话，我们就只得躲在饭店里，没法外出採访.
想找地方吃午饭，但餐馆都关门了。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仍有许多声援的群众，到处人山人海。有一个学生拿着一块写上“广场缺水”的字牌，声嘶力竭的喊：“请市民送水，请市民送水。”没多久，真的看见有市民用木板车送一桶桶水到天安门广场去。
颁布戒严令的消息，我在早上出发前略有所闻，但未经证实。后来找餐馆时，在街上听到广播，分别有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发出的三道戒严令通知，由即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施，以维持首都秩序正常，而第三号的戒严令，则明文规定及限制记者在首都实施戒严的地区内进行採访活动。
在戒严令下，我发现这奇怪的现象，北京市民竟然完全没把军管当作一回事，仍然熙来攘往地涌到广场声援学生，更全民皆兵亲自走去城郊拦堵军车，不让解放军进城。
车伕送我去双井寻找军车时，沿途看到一位老婆婆给自行车撞倒，很多人都会上前扶她，抱起她到路旁守护，发挥守望相助精神，市民心中虽对城内不安定的政局抱怨，但是矛头清清楚楚一律指向李鹏政府。
在大街马路的天桥底下，很多传单张贴在墙上，引来途人围观，其中一张标语说要打持久战，叫大家好好准备应战。忽然，有骑自行车的市民相撞，并且争吵起来，路过的途人见状马上劝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们还吵什么？要骂就骂李鹏好啦，咱们北京人别伤和气吧！”他们果真不好意思互相对骂了！
车伕对我说，北京人很暴躁的，要是平日，他们肯定会大骂一场，甚至动粗而大打出手的，现在非常自制，都觉得没有什么好吵了，无谓自己人制造事端惹出乱事！
北京首次颁下戒严令，我们不知道究竟将会乱成怎么个样子，但是市内连日来的百万人大游行，秩序井然，我对北京人很有信心，他们不会乱，而且很明白政府就是想要抓他们的乱子，有了把柄才好对付，所以全民克制，宁愿忍，哪怕是受委屈了，哪怕是不想见到的意外发生了，都心平气和地尽力协调化解，以免出现小小的乱子后，被加以扩大至政府有机可乘，制造一发不可收拾的暴动。
抵达天安门广场，绝食车还在，同学们都说停止了绝食，要好好跟这个政府斗，身体不能在这时候垮下来的。是的，他们早就应该转变斗争的方向，为这个政府死是不值得的，更何况现政权採取军事武力要把学生推向死地呢！
人民蔑视这个无能的政府，绝食同学也对这个横蛮政府彻底失望。堂堂一个国家，无视人民发挥高尚的爱国情操，不理学生感动人心的绝食死谏，莫名其妙採取戒严措施恐吓自己国民，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三层，港澳在京留学生正发表声明，支持及声援北京大学生。一个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代表向我透露，工自联才正式成立，他们已号召到二千五百名工人罢工，他们来广场是要保护学生，声援学生和维护学生利益。他又说，今天上班的工人不多，应该有九成工人罢工了。
他表示，不承认全国总工会，虽然总工会有二十二万工人，而工自联只得一千五百人，且大多数是个体户、投资户和各行各业的人，谈不上发动罢工的问题，但他相信全体罢工是会发生，特别是如果政府採取镇压，则全体工人总罢工则必然发生，他深信现在醒觉过来的人愈来愈多了。又说，政府随时会镇压，南苑机场附近来了四十部坦克，都被群众堵住了。他说，看到军车上面运载有催泪瓦斯，估计政府会动用来镇压人民，这是建国四十年以来首次的。
离开天安门广场，看到长安街上有告急标语，说晚间政府会派空援兵到广场驱散学生，所以呼籲北京市民出来保卫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
深沉的夜里，气氛愈见紧张，从饭店走去广场，市面寂静淒冷，令人寒栗，感到镇压即将会到来。我没有跟同事冼伟强道别，但他已托人送我一张纸条，写上：“万事小心，若军队出现，要快步离开人群，我们要见证，而不是牺牲。想念你。－洗”
其实，我没有思考过在戒严令下继续採访，到底应该如何抉择做见证或者牺牲；我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只是想到广场找相熟的同学见面，希望跟他们一起，不想离开，我要和他们一起亲身经历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
大约八时许吧！我到广场的绝食车上想找马少方，找不到。遇上电影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她曾说过要给我写一篇关於对学运看法的文章，她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好。虽然她有参加绝食，但认为学生的表现不对。
事情一夜之间出现很大的变化。在绝食车上，她说，李鹏作了这番讲话后，形势完全不同了，她的看法也要改变，她想不出到底学生应该採取什么策略，局面既已发展到颁布戒严令和出动军队，实在很难说不坚持下去的了。
她绝食了很多天，下午恢复进食流质的食物。她说，同学们的体力可慢慢恢复过来。我实在很疲累，声音沙哑了，不住的咳嗽，便留在绝食车上休息，小睡一会。不知道这夜将会怎样，同学都说，军队肯定今晚八点要开进来的，他们都准备好在广场静坐，即使军队要来，也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九时许，没法好好地睡，稍稍休息过后，应该可以捱过这夜吧！这时在绝食团广播车上传来消息，说军队会用催泪瓦斯来镇压学生，又说凌晨零时军队就会动手。这种充满紧张作战气氛的广播，令我胆颤心惊，不寒而栗，对天安门广场生起了恐惧畏怯。同学在广场上派口罩，又储备了水桶等用来扑熄催泪瓦斯，有一个好心的同学送我一个口罩，好几个夜里，我都挂住这个白布口罩，这是当时我们用来防范催泪瓦斯镇压的唯一备战物品。
北京市民很支持学生，他们日以继夜的到天安门广场保护学生，不断有游行队伍到来，民众的声援令我深刻感受到，这股强大的人民力量定可抵挡军队进城，人民会胜利的，学生受到保护，我是不应该害怕的。
离开绝食车之后，看到一队工人声援队伍经过，他们喊口号，拉横额.其中一位工人被我截停下来，我问他来到这儿将会做甚么？他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在外面包围广场，他们整夜都不会离开，又表示政府已经惨无人道了。工人无法忍受，若学生捱不住，就要前来保护学生，他说：“咱们工人有力量。”他们一众工人游行时高喊的口号，都是“打倒李鹏”、“李鹏下台”之类。
工人游行队伍过后，又见学生敢死队出动了，他们匆匆忙忙的吃过麵包，随即拿着“敢死队”的旗号，出发去有军队的地方，充当前线准备对阵。我问一个学生：“你们敢死队不怕死吗？”那学生说：“我不怕死，我们是要到军队前面，首先解决问题的第一批人。”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令我疑幻疑真，他们是闹着玩的吗？这里真的变成战场一样，要听从总指挥的命令，虽然广场上有好几个指挥部，又有各自的广播，但是他们好像各有所属和任务，即时就组织了一批敢死队出来迎战对敌。广场由绝食开始，慢慢从伤员的兵营变成战场的大后方，亦是敌人进犯入侵的主要阵地，他们紧守岗位，保卫广场成为大家的共同目标，这得来不易的战略据点是敌人最想夺回的，所以没有人愿意放弃及撤退。
绝食团的广播车又传来消息，说有便衣人物混进学生当中，这些便衣人物从香山出发，打着民族学院的旗帜，打算混进学生当中捣乱，令人以为学生意见分歧，一旦广场出现学生间自乱阵脚的局面以后，空战队就有理由出动，来这里平暴和维持秩序。
我终於在学生静坐的队伍中找到马少方，他说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好，曾经累倒过，但比起吾尔开希，他的健康就好多了。他表示，吾尔开希有心肌炎，病倒了很多遍；而王丹则最强，一次也没有累倒过.
他又对我说，已经停止绝食了，他有很多话想说，想召开一次个人记者会，交代绝食始末。他认为有很多问题要澄清，例如绝食期间，没有一个同学死，只有两人比较危险，但没有生命危险，不能胡乱传出去说有同学死，这不对的呀！
我跟他一起坐在静坐的队伍中，广场内草木皆兵，绝食团的广播车不断发放很多外面传来的消息，要大家作好准备。什么时候，军队动手了，就要去迎战；又呼籲同学警觉突如其来的局势转变。
马少方说，他已经给点名了，但觉得这个晚上，可能不会有事发生。我也想问，捱过今天以后，明天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李鹏是不是傻瓜，他会不会发动镇压？这是关乎成败之仗，一场艰辛的角力，也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事，学生已经没有退路了，学生只是抱有历史的使命感，选择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这样做已经给政府留有余地的了。
他对我说：“胜利是属於人民的，是属於争取民主的人。”但现在，大家都充满恐惧、焦虑，不知道政府会怎样处理学生。每个院校同学们都有自己静坐集合的地方，他们留守在自己的院校的旗帜下互相照应。有一位比较成熟的学生领袖走过来对马少方说：“你是比较危险的，肯定会被抓去，待会儿有什么事情发生，军队一旦进来，你得马上走进绝食车里面，我们会安排把你送走。”
马少方说：“我不走，我要一直坐在这里.”那同学说：“你要听我的，你要先走，不能留。”然后他望一望，看见我手上拿着录音机，说：“你是记者吗？你也要跟他一起走，这里没你的事干，不能留。”
可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尤其是我知道外围有三十多万市民、工人十分齐心的拦路和堵截军车，誓死保护广场学生，我感到留守在天安门广场反而是最安全的。所以，我当时的反应是，没必要这么紧张，好像打仗的，犯不着捕风捉影，像惊弓之鸟呢？
没多久，程真来跟马少方商量事宜，说好什么时候若离开广场，便到什么地点再会合。程真是真性情的人，长得很漂亮，她是吾尔开希的秘书，我一直以为她是开希的女朋友。程真对马少方说：“开希进了医院很多次，好像又跑回来，在广场的救伤站养伤。”於是程真、马少方准备去看开希，问我去不去，我马上跟着去。
走过简陋的帐篷，经过睡在地上的学生，小心翼翼的怕踏到他们。广场到处都是垃圾，还有破瓶留在地上，是挺不好走的路，抵达救伤站，找不到开希，医生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我们只好走回去，程回自己北师大的同学堆里，我还是跟着马少方坐到电影学院的同学堆中，很疲累，抱膝小休了一会儿。马少方躺在地上，说：“要狠狠的睡一下了！”广场上度过这么多个日日夜夜，他真的很久没好好睡了。
在电影学院的同学堆中，遇见陈宝珣，原来他每晚都在广场睡，他很自在的盖好棉被席地而睡，他表示自己是作为不介入的学生身份参与学运，而我则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我多想自己不是作为一名香港记者来到这儿参与学运，因为有了这个身份，我便要自觉地刻意要与学生保持距离，虽然非常关心和支持他们，但是我始终不能成为学运成员的一分子。尽管我选择跟着他们，日夜守候在广场，等待着即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和他们一样那么勇敢，也不清楚怎样才叫做作见证或者牺牲！
他们都睡着了以后，我便走开了，我又去看长安街上的人群，去感受人民的力量，想感染人民身上流露出来的大无畏勇气，以壮大自己的胆量，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敢出来，我就不用惧怕了。
无数的人都以不眠的夜来对抗可能发生的镇压，有很多声援队伍，有摩托车队，有自行车队。摩托车队风驰电掣的威震四方，自行车队很齐心的勇往直前，热血民众，大喊口号：“北京市民，联合起来，保卫学生，义不容辞.”
这是一个壮烈的革命时代，这么多的人群，这么大的场面，全都是自发的，谁也不能说谁主导或佔领这个革命圣地。每一个跑到北京来朝圣的外省学生，每一个不眠不休来保卫广场的首都工人，每一个誓死来堵截军车的广大民众，每一个勇敢站在最前线的声援同学，每一个留守在天安门广场抗争了七天的绝食同学，还有每一个曾经到来声援、游行和维持首都秩序的各式人等，都是中华民族
最光辉、最伟大和最典型的公民代表。我不能不说，我受到这股人民力量和为正义而战的精神感染以后，无可选择地想永远跟着他们一块儿，哪怕是要牺牲也是绝对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