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笔者看来，鉴于如此之多的问题均内生于从抓大放小到做大做强的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之中，那么，有必要对这一发展逻辑加以认真的检讨，尤其是政府对经济的强势介入的得失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监管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强势介入，对于其所想解决的问题来说，更可能是南辕北辙。
据媒体报道，一份名为《绍兴市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和思考》的内部调研报告引起了浙江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报告提议加强对民企的监管，建立民营企业财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进而，视情况可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按照“报告”的要求，在绍兴市，将有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都将被纳入这个系统。消息一出，即受到诸多评论人士的关注，被认为有悖“不断给企业放权，而限制政府的权利，合理划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的“改革共识”（马光远），自然，这样的批评是成立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企业自主权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改革共识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一直被不断侵蚀，主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另有其逻辑，而出台这样的举措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运行，势在必然，不值得大惊小怪。
1992年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既定目标，这意味着，企业将最终摆脱政府的直接干预，在法律的约束下展开自主经营。在此后10多年间，企业自主经营权确实逐渐得以落实，但在另一方面，政府也始终掌握着诸多最为关键的资源如土地、资金，同时也保留了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诸多手段如税收政策、劳动关系等等，此外，以“抓大放小”为名义，政府几乎全数保留了能源、交通、通讯等垄断性企业，因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不仅表现为市场因素的增多，也表现为政府始终保持对经济的强势介入。
由于掌握着诸多的资源和政策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强势介入在近10年间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以致于令人平生“国进民退“之感，而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则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做大做强”举措。在中央层级，垄断型企业的兼并重组不断推进，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跃而为世界五百强；而在地方一级，各地方政府也努力推动本区域强势企业的扩张发展，从土地、税收、资源、资金等各方面加以扶持，这里面，既有通过打造龙头企业提升本地经济发展的雄心，也不乏利益交换输送的私下算盘，但无论如何，从抓大放小到做大做强，各级政府始终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边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含混模糊，所谓“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云云，从来都只存在于改革鼓吹者的幻想之中，既从来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也从来没有成为各级政府的追求目标。
不过，政府对于经济的强势介入也有其风险。明星企业万千宠爱于一身，既可能因条件优越而一飞冲天，也可能因轻于尝试冒险而毁于一旦，尤其是在地方层级的竞争性企业，即使有诸多有利条件，也可能栽倒在市场中。以绍兴华联三鑫为例，其所在的PTA产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就高达20亿人民币，而华联三鑫一口气就上了三条，不难想象，在巨额的银行贷款和充裕的土地供应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过度的扩张也势必带来管理和决策的巨大风险，尤其当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做大做强”的战略支持所带来的高速扩张瞬间就变成了巨大的陷阱，华联三鑫如此，江龙控股也如此，类似企业也将如此。可见，大型民营企业经营风险的主因其实内生于做大做强的战略之中，只要地方政府仍继续其揠苗助长的举措，这样的风险就始终存在，靠出台一些监管措施而对此加以防范，或许可算是一时的治标之策，却不大可能是治本之道。
做大做强一旦失败带给地方政府的不仅是稳定之类的社会负担，也意味着多年努力的浪掷，以及GDP政绩的滑坡，据当地估算，华联三鑫如彻底倒下，绍兴的经济很可能将倒退5到10年。而这是地方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当这些被做大做强的企业出现问题时，政府总是会出来救火，据测算，为挽救华联三鑫，绍兴财政就拿出了10亿左右的专项资金(华西集团和绍兴县政府等相关企事机构联手注资17亿)。然而，这也带来正当性的问题，将属于全民所有的财政资金用于挽救特定企业，未必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而即使有其合理性，在笔者看来也应当通过人大权力的审批。如果考虑到类似企业的风险本身就与政府的作为脱不了干系，那么，更需要检讨的就是做大做强的政府作为本身是否合理，而不仅仅是靠一些监管措施的弥补。
曾几何时，受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发展所鼓舞，政府主导的做大做强被部分学者看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优势所在，但是，华龙三鑫和江龙控股的教训则在提醒人们，这样的战略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总的来看，这种战略建立在政府角色的多重性之上，由于政府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两职，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建立一个规则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使从短期来看，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强势介入，也扭曲了资源价格，损害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后，这其中隐含的资源配置错误更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为弥补应对风险而使用财政资金，则带来了正当性问题，因此，在笔者看来，鉴于上述如此之多的问题均内生于从抓大放小到做大做强的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之中，那么，有必要对这一发展逻辑加以认真的检讨，尤其是政府对经济的强势介入的得失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监管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强势介入，对于其所想解决的问题来说，更可能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