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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疲劳轰炸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紧张完一晚了，清晨时分一到，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没事了，不来镇压了，大伙儿又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去。从天安门广场回北京饭店大约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这段日子来回走路多了，脚痛生水泡。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很依赖北京人，随手截停自行车，对好心的北京市民或学生说：“我累极了，可否给我坐车尾，就在北京饭店停便可以了。”他们毫不犹疑的载我去，很感激他们；当他们知道我是记者，也很感激我，说：“谢谢你，要为我们好好报导。”
这就像他们托我予重任般，我跟他们已连成一起，我不仅仅是为了要好好报导北京新闻，我全然投入当中，除了要站稳记者的岗位外，也责无旁贷地要把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为了未来。
睡到上午十点，又赶去天安门，已有好多个夜晚是这么奔波劳顿的。北京饭店的服务员见我咳得那么厉害，声哑的说不出话来，总关切的说：“别太辛苦了！要好好休息。”我说：“不行的，学生比我还辛苦得多呢！”
踏出北京饭店，看到大白天街上的人，还是朝天安门方向走，市民的负担也挺重啊！日间上街的市民人数比晚间少，他们有些上班去，有些要休息去，晚间一定会再来广场看看。有几部军用直昇机在天安门及北京市上空来回盘旋，围绕天安门巡几圈后便离开.听到消息，有三列火车满载军人抵达北京站，其中一列火车上的军人给说服，原车军人全撤走了。
广场上有三个广播台及指挥部。绝食车附近有一部广播车，是绝食团指挥部的，车外挂上几个大喇叭，作宣传行动及发号命令用。另外，声援在广场外围升旗礼的旗桿附近设有广播站，应该是临时搭起一个帐篷作为总指挥部营地。至於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部，则位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南角，发佈最多消息，而且是整个广场的中心点，掌握学运发展的命脉.
我出示记者证可以很轻易通过同学手拉手围住的不同关卡，一直往纪念碑第三层，听“学运之声”广播，同学们好像已经争取到初步的胜利，最紧张的时刻都捱过了，这时候体现到人民万岁、民主万岁的精神。广场也常传来一些报捷的消息。说北京城的群众已成功拦住官兵了，现在那里有军队，群众就往那里跑，军队根本没法前进，都给老百姓劝走了。
另外，告急的消息同样频传，说复兴桥、六里桥形势危急，要动员更多同学援救；又有消息说，军队已各自分散为小分队，打算钻进胡同里面埋伏。
很多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纪念碑第三层，收听学生广播的最新消息。有电视台记者听说，中央电视台给军管了，召开过全体党员大会之后，全体职工都要执行中央命令，人造卫星传送新闻的途径已被截断。香港两家电视台的新闻片只能靠飞机航运，要第一时间赶到机场委托出境的香港旅客把录影带送返香港，有些旅客担心过关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旅客都愿意帮忙。我们报馆记者，也经常
委托他们运送菲林回港的。
记者行家说，同学们在广场中散佈很多未能证实的消息，不知可靠程度有多大，其中一则说：“戒严令颁布了二十四小时之后，还没有真正实施戒严，这个国家是不获承认的。”还有消息说：“北京市对外交通已被全部切断，学生没法跟偏远郊区堵截军车的同学联系，建议考虑利用信鸽传递消息。”又有一段消息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部份党员军人，发了一封致全体解放军书，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罢免李鹏和邓小平，理由是反对李鹏下令实施军事镇压，而且李鹏的专制独裁不能代表军队，罢免李鹏之后可以由赵紫阳担任总理职位。”
更爆炸性的消息是：“万里返京，提前召开人大会议，又称万里表态认为下达戒严令是违宪的，徐向前将军亦反对政府戒严，表示如果谁下令镇压，他就要将那人抓去打靶。现在连邓颖超也表态，说如果政府镇压学生，她就会退党.”
关於高层官员的表态和动向，同学之间都赶忙誊抄、打字、油印出来，所以在广场都会有机会接到他们的一些声明传单，政治斗争的形势分析和内部讨论文件。
学生重申这是和平请愿，坚持抗争到底。日间，广场少了市民前来声援，同学说，各部门机关要求工人如常上班返工，不过交通工具严重不足，所以市内秩序混乱.但是这种混乱并不等如动乱，学生即使筋疲力尽，也要确保北京市面尽快回复正常运作，这里绝对不能出现动乱.
现在，广场上少了很多学生纠察队，他们都赶去城外各处堵截军车；绝食期间守在生命线上保护同学的医护人员也轻松了；很多声援的同学、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合力维持首都秩序，他们声嘶力竭、疲惫不堪。
有一则告急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说六里桥有军警乘机煽动，造成冲突伤及学生，据说有四十五名学生受伤了。坐在旁边的一名学生很激动的说：“要以暴易暴了，希望市民能继续支持学生。”
没多久，又传来广播消息说，解放军会派代表来与学生商量，了解市面和广场情况，军队有可能会撤退。
之后，气氛又紧张过来，说前门有军队从地铁冲出来；接着又通报复兴门告急；还有军队从北京火车站进城，不过有二千多名解放军兵自行撤退了。
学生骂这是流氓政府，说这伪政府制造动乱.听到这番议论时，我颇觉痛快。然后又听到广播，严斥这伪政权，说：“根据宪法，李鹏无权颁佈戒严令，这是违宪的行为。”
那时，我问一位念法律系的同学，他不是那么激进，头脑比较清醒，他不赞成绝食，但通宵留守广场静坐，声援同学.他经常提供很多参考消息给我，都是比较确实和可靠的。他对我说，很认真翻阅中共宪法第八十六条，总理无权颁佈全国性的戒严，但是若在危急情况下，他有权在省、市局部地区实施戒严，所以并不违宪。
有声援队伍来到广场，他们说：“有良心的公民都应该说话了。”有消息传来：“民族饭店的一名厨师，已去参加工人敢死队。”同学说，早前发现有武警二师的人成功混进学生群中，北高联已经侦查到，但尚未採取行动，只严阵以待。另有消息说，民族学院有四十名联络员离开广场，超过二十四小时后还未回来，不知发生什么事。
此外，海淀区的学生纠察队已经在各个出口把守，恐怕政府派兵来军管学校。同时，为防军队到来抄家搜集证据，有同学已经返回学校，将这段日子印发的宣传单张海报等一律烧毁掉。他们的政治触觉特别敏感，懂得及时烧毁档案文件以免日后成为罪证.
午饭后，我决定去六里桥视察军车动静，也想证实一下是否真的发生了军民与学生的冲突事件。没刻意找出租车，由於市面交通瘫痪，三轮车成为唯一最易找，亦是最能到处穿插，不怕拦挡军车路阻的便捷交通工具。
找到一位中年车伕，沿着长安街朝西去六里桥，途中没看见交通警察，自行车、汽车及行人都听从学生纠察在街道上的指挥，维持良好秩序，民心所向，学生运动拓大为民主运动。
在新华门前，曾有绝水同学及政法大学老师声援团在这地留守，现在挂上了新的横额，包括有：“政府已自绝於人民，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斗争到底。”、“召开人大，罢免李鹏，昏庸无能，流氓无赖。”、“中国危急，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等标语.
抵达六里桥时，见有两部公共汽车被横堵在大街路口，有大批群众围住军车，在桥底的墙上有标语：“子弟兵要觉醒”、“这不是动乱”。
军队来去的路给堵住了，军民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相反，群众和学生都走进斗篷军车内，或者到司机位旁边跟军兵交谈、继续游说.他们给水、给吃的，暑热天气，同学还给军兵送上冰棒，然后亲切有礼的对解放军解释学生处境危险，以及政府措施无理。
市民努力帮腔游说军兵，喊的口号是：“人民军队，热爱人民”，又规劝说：“你们不能来对付学生的，老百姓全都支持学生的。”
我问市民有没有发生过冲突及军队打人事件？市民说，军队没有打人，应该是防暴警察打人吧！听说有二至三百名武警见人就打，但这些军队两日两夜呆在这里，政府没给粮食补给，也没有照应他们，都是人民给他们吃喝的，所以他们开始理解学生，只是军人始终要服从命令，不过据估计军队也不想用枪来对付老百姓的。
我问市民，估计今晚军队会否出动？市民说：“谁也说不定军队何时出动，但无论如何，这种胶着状态会僵持下去的。假如军队真的出动，我们会躺在地上，不给军车驶走。”
围观的市民还扶我站在栏杆上拍摄军车，在一部小包车上，军人吃罐头粮食，突然间有军官紧张地把一名晕倒了的士兵扶上车，他中暑了。市民说：“应该送他去医院，哎！辛苦了。”另一市民又说：“他们受不了北京市日间炎热，夜间寒冷的天气变化，守在这里两日两夜，没有棉被和粮食补给，身体不弄坏才怪呢！”
一名老妇见军人晕倒昏迷，怪可怜、狼狈的，还见其他军官急救时的神情，挺焦急、忙乱的，她竟哭喊起来，说：“快送院救治，好惨啊！当官的为何不好好照顾当兵的？当兵的挺苦啊！”
军民鱼水情的场面，都不陌生，大家互相体谅，没有冲突，怎会用枪来对付人民？人民子弟兵能干得出来吗？我没法想像，只觉士兵们没有恶形恶相、喊打喊杀的，要怪就怪这政府为何调派重兵到北京城来，据说起码有二十万大军杀到，而来到城外就给人民重重围困，可是政府却没有为军人的基本食宿作好周详的安排和考虑.到底赴京有何任务呢？连士兵、军官也说不出来，道理何在？
离开六里桥之后，向路过的学生打听是否在哪个地方发现军车去向？同学透露，在木樨地的军事博物馆后面。车伕送我到路口，有两部被戳破车胎的公共汽车堵住主要路口，我自己走进内巷找，发现有大约四十部军车集中一起，还有八部粮车，有炊具可弄餐的，极有可能是一团解放军部队的大本营.
我大概是黄昏时分到达，解放军正忙於准备晚饭，几个人一起，有洗菜的、有揉麵团的，学生伴随着解放军一起有说有笑的煮饭烧菜，我偷偷拍了些照片，觉得这地方环境比其他几个地方优越，至低限度这些军兵有自己做的热粮吃的。
老实说，戒严令下有不许记者採访的规定，但我毫不戒惧，没理会有关禁令了。走进军队布防重地，好像是总部，而不是游兵散将的军营，我不敢放肆，偷偷拍照，不给解放军看到。但我大胆走进去，跨过围拦时，又无人来阻止，直到我拍了好几张照片后，才有学生走上前问我到底是谁，有市民提醒他须要提防，也得小心保护像我这等外来的陌生人。
我对那学生坦白说自己是香港记者，他大方地说自己是学生纠察队队长，问我想知道什么？我说，想採访及了解一下解放军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没有冲突？他说：“好！我可以告诉你。”
然后他们觉得停在军队驻紮的营地内倾谈不太好，便带我走到围拦外面，但边走边拿着手提式小喇叭召唤周围的同学和市民们齐集起来，说：“有一位香港记者前来採访，现在我们就要告诉她，请大家都一起来听。”
於是，一大堆人群围拢过来，我真没料想到会是这么大的阵容，好像这不是做一般採访，而是要作出重要的宣佈。围住我和队长前面的人群非常合作地，前排自动自觉的坐下，后排较远的站着，纷纷涌过来听取报告和接受我的採访.
那学生队长叫我先介绍自己，把喇叭提到我嘴边，我心惊胆怯地面对着群众，受不了自己竟然一下子要由记者身份变成被访者，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
学生问我採访内容和想知道些什么？我们就这样拿着喇叭对着人群展开这次访问，我硬着头皮即时发问，非常尴尬。我发现面前的群众，似乎有内地记者混进来，还不断给我拍照，但愿这人不是便衣公安或者特工间谍。我心里发毛的暗想，这趟糟透极了，已经违反戒严令了，竟胆敢公然在群众面前採访，更给照相，行动曝光了，怎么办呢？不过，现下採访的现场又真的完全没有危险，群众
热情地欢迎我到来採访报导，不时鼓掌如雷，又留心细听。我多想这所谓的戒严令是无效的，假如军民能同心合力对付这无能的、不负责任的政府，该多好啊！
我信心十足，勇气可嘉的进行这次公开的採访，接受访问的学生纠察队队长解释说：五月十九日晚，他们发现公主坟有军队后便派学生前来声援，途中发现这个地方有另一支军队设营，於是临时召集三十名纠察队到来，一直留守此地，由於没能跟广场总部沟通联系，所以没派增援的纠察队来调班。
他说，已与解放军之间逐渐取得信任，双方关系良好，没有发生冲突。不过，他刚收到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一小撮不法份子搞分裂，他们会展开调查，了解事实。
至於有否发生过军民冲突事件，他说，六里桥有一名女学生被武警所驾的汽车辗伤脚，公安又用盾牌和警棍殴打了部分学生，但学生完全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原则，到底受伤人数有多少？他说，尚未收到总指挥部传来消息。我问他是否知道这些解放军驻紥这儿的任务是什么？他说，学生纠察和市民百姓跟解放军交谈时，曾问过他们，他们回答说是调派来此值勤的。
他说，学生纠察和市民群众们不会查探解放军将会执行什么任务，也不会知道何时採取行动的，因为这是军事上高度机密的情报。但是，由於天安门广场还有四至五十万学生静坐请愿，纠察队有责任来此了解情况，假如军队真的出动驶往天安门，学生和市民就会用自己的身躯阻挡军车。
这纠察队长斗志昂扬的，很懂得鼓动群众情绪，一问一答的时候，他会将喇叭递向群众，反问他们：“假如军队出动，我们会怎样？”市民齐声回答说：“我们绝不会让军车驶走，会躺在地上抵挡！”
纠察队长补充说：“我们是坚持採取和平非暴力的请愿，我们在这里有责任保护天安门广场上的同学，我们会手拉手阻止解放军前进，绝不会后退的。”
不担心解放军会强行粗暴对待学生吗？
他说：“现在学生与解放军的关系非常好，中午还一起烧菜煮饭，同桌共膳。这里的解放军粮食算是补给充足，市民、学生把募捐所得的钱，买些香烟及日用品等补充物资转送给解放军。其实，这里的解放军十分了解学生的，部分军人在利用休息时间走到城内大街上观察，体认市民的呼声及人民的力量呢。”
他说无法估计解放军晚间会否接到命令出动，但市民和学生会竭尽所能合力联手拦阻。在木樨地这队解放军，跟分散在街头给堵在路旁的部队最大分别，是军部卡车有连同炊具的粮车，营地自成一角，虽守卫并不森严，但也绝非一般部队，所以我问纠察队长这儿是不是解放军总指挥或大本营？他说，这个他并不清楚，但是据三名学生纠察队员在附近侦察发现，这个营地有电台通讯设备，不过没法断言是否就是总部。
他又说，这些士兵被调派来京前，严禁阅报、看电视及读新闻的，对北京学运全不知情，奉命调派来值勤，连将会有何任务也不知道。同学很努力向他们讲述学生请愿经过，希望他们不会被政府一面倒的蒙骗.
戒严令下完成这类採访，觉得很刺激，一方面无惧禁止记者採访的明文规定，另方面是可以自由採访而毫无威胁.北京始终是首都，人民质素很高，是全国及全世界的焦点，不会动乱，也应该不会像西藏那样遭到血腥镇压吧！
我带着乐观亢奋的心情四处犯禁，实地採访，无视所谓的戒严令。三轮车伕乐意载我到处找军车时，他会保护着我的。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北京所见的人都一条心，不欺骗、不奸狡，也不猜疑，保家卫土，尽力而为。
回程途中，见飞虎队奔驰，市民鼓掌欢迎，再见直昇机在上空飞过，市民慨叹：“又来了，整天转来转去，干嘛？”我深受北京人激昂意志和民心热血所薰陶感染，强烈地感觉到这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现场，公民与学生发挥了人性光辉的一面，我对时局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一下子消失了！
回到饭店，气氛反而紧张起来，我很开心告诉阿冼在外面採访的遭遇，他说：“小心呀！不要去得太尽.”我没理会他的劝告，可能他知道我已经太投入了。
晚上，港澳台的新闻媒体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进行採访，要确保在京记者的安全。我中途退席，很疲累，喝了咳药水，药力发作，周身酸痛乏力，昏昏欲睡。我回房间休息，对自己说，深夜一定要外出，要保留力气支撑下去。
这是狼来了的第二夜，收到广场传来消息，说形势严峻，中央领导已作出三点决定：（一）最迟在凌晨五时开始对学生镇压；（二）北京监狱已被腾空，有足够的囚室关禁二十万学生；（三）清洁工人清晨前必须把天安门广场打扫乾净.
这两晚，镇压消息频传，真折磨人。好像如临大敌，势将流血，香港记者决定联群出动，不抢独家消息，要彼此照应。如果我想一个人自己去广场的话，是会给责备的。
香港记者将分三批行事，设立临时资料中心通传和收集来自北京各界的消息，然后统一新闻资讯再向各自报馆发佈。基本原则是记者人身安全第一，必须发挥群体合作精神。
为了解最新消息，电视机一直开着，中央联播新闻公开闢谣，指有些人在天安门广场、各所高校及大街小巷散播谣言，目的是制造动乱，希望市民提高警惕，认清挑起动乱者的阴险.
中央电视台更引述徐向前的一段讲话，表示军队绝非针对学生而来，亦不愿发生流血事件。澄清解放军部队只是执行戒严任务，为了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呼籲市民别轻信谣言，又希望同学尽快复课，理智地协助政府遏止事态恶化。
基於此项有关镇压行动的谣言，科技大学七名学生去信向聂荣臻要求接见及澄清，中央电视台引述了聂的讲话，表示关於李鹏总理作出的决定，指学生在搞叛乱，要镇压二十万学生，并腾空各大监狱，以及清洁工人必须凌晨五时清扫广场的消息都是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