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至7月16日，我代表香港中国笔会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亚洲太平洋地区会议.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文学组织，香港中国笔会是其145个成员分会之一。国际笔会总部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国际项目主任弗兰克？吉瑞（Frank Geary）、国际项目助理安娜？弗莱彻（Anna Fletcher）和来自17个笔会的代表出席了开幕会议：日本、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菲律宾、韩国、蒙古、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非洲的塞拉利昂等。这是国际笔会自1921年创会以来第三次举办亚太地区会议，第一次会议於1966年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於2007年2月在香港举行。与会者同属於中国的代表还有：独立中文笔会来自美国的副会长巫一毛，来自中国的张博树，来自日本的赵南和王进忠；来自瑞典的维吾尔笔会秘书长凯撒；来自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海外作家笔会副会长更特东珠。遗憾的是，已报名参加会议的中国笔会中心的代表没有到会。
香港属於富裕地区，除酒店和宴会之外，不获会议资助，来回机票和伙食均需自掏腰包。会前Frank从伦敦打电话来香港对我说，最后一天有一个关於中国言论自由的专题讨论会，我的议程已结束，可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如参加的话，需自付酒店费用。我想，既然外国朋友都如此关心中国的言论自由，我作为中国人怎么能置身其外呢？於是我一口答应参加。他还问我有中国笔会代表从大陆来，彼此相处是否有任何问题？我认为虽然大家政见不同，但我相信其他来自海外的中国代表不会对他有任何歧见，不过，这个可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最终并没有来，反是独立中文笔会张博树先生冲破重重阻碍，来到东京，大家对他的到来报以热烈掌声。
根据会议日程，首天全体大会每个笔会代表有三分钟发言时间，主要讲述各自的文学创作环境，面临的挑战和如何迎接这些挑战。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年，0四年回到香港后退休在家写作，已很少说英语，好在近半年来在网上和一个外国朋友互教中英文，天天说半小时，才不至於忘光了或结结巴巴。第一天的全体会议，我已向大家讲述了香港回归以后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一方面中共政府利用手上的政治经济大权，力图在各方面渗透和影响香港社会，以致香港传媒出现了“自我审查”的怪现象；另一方面，因为香港是中国唯一具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国内的作家纷纷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香港来出版，国内的游客又纷纷在香港购买带回大陆。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特殊身分，在以文学推动中国民主化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我的讲词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新西兰代表Mr.Nelson向我要了讲稿，大会助理Anna也要了存档.我并代表香港中国笔会联合独立中文笔会一起提出动议，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获会议通过.
来自北京的张博树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学者，中国转型智库负责人，着名自由派作家，在香港美国已经出版了五本有关中国宪制转型的专着，这次能够突破中共的封锁与会，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另一名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赵晖先生就未能成行）。为了开好中国言论自由专题研讨会，我还特意为张博树先生将中文发言稿翻译成英文。可是由於出席会议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会议的时间又很紧迫，议题又多，原定16日的这个专题研讨会临时被取消了。15日我知道后，立即在会上提出动议，要求保留这个专题研讨会。16早上巫一毛女士也立即与会议组织者交涉，结果大会电话紧急通知各与会者，中午12点半召开这个专题讨论会。大会期间因为新疆发生大规模种族屠杀事件，各国笔会代表都表示十分关注。来自瑞典的新疆作家凯撒曾经对我说，如果没有中共，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起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不会再有事情发生，甚至北朝鲜、缅甸等都会变得和平。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所以在会上引用了他的话。我说，中共现在是世上仅存的几个独裁专制政权之一，亚太区甚至世界上很多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归根到底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罪恶的根源在中共政府。而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所以希望全世界的作家都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给予更多的关注。由於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国内和世界的民主与专制两种力量在这里交锋，香港文学界应该起到更积极更直接的作用。
以前我曾经在东京转机，但这次才是第一次真正踏足日本。一出机场，途中就被满眼碧绿的自然环境所吸引，同样是田野和山丘，却整整齐齐地种着庄稼和栽满了树木青草，居然看不到任何其他颜色，也就是找不到任何未被覆盖的地方，可见日本人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作为建筑师出身，我特别留意日本的建筑，虽然沿途甚至东京市内的房屋都不是香港那样的高楼大厦，但他们的房屋都很精緻漂亮，看得出每一栋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更特别的是每一座建筑都非常乾净，没有一丝半点雨水沖刷的污渍，我想很可能是有组织排水设计的精密，和研发新型易洁的建筑材料的原因。进了酒店客房，就更令人叹服。大会招待我们入住的大概是三四星级酒店，费用每晚7900日元（相当於800多元港币），全部单人房，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只有一张单人床、梳妆台和其下一个小冰箱，一张小摺叠帆布櫈，但却佈置得十分典雅和紧凑。各种电器设计非常先进，超薄型的桌面电视机、小型的电热水壶、自行调节的灯光和空调，无不给人舒适的感觉.大约只有两平方米的洗手间更是集中表现了日本现代的设计技术，里面有自动为用者冷热水沖洗的座厕，水箱则设计成盥洗台，所有的墙面地面都使用新型的建筑材料，天衣无缝，令人讚叹.更令人感到日本人办事认真的是，无论你是否继续居留，酒店每天都更换全部床上以及洗手间用品，让你感到宾至如归.
东京的面积非常大，有两次休会期间我出去转了一圈走了两个半小时，在地图上不过一小段。他的外表虽然没有纽约和香港那么多摩天大厦，可是他的内涵却无人能及，到处都是非常整齐清洁的道路，连小巷都是小柏油路，路边的树木都用通花铁盖或平整的沥青盖住泥土，简直是一尘不染。张先生对我慨歎道，东京从二次大战一片废墟上建成今天的世界大都会，中国却几十年停滞不前，实在值得中国人好好反思。东京白天路上行人稀少，即使是最热闹的银座，也很少行人。我问过日本笔会的朋友，东京有过千万人，怎么路上不见多少人？他们说都在地下。他的地铁线路很多，四通八达，上下班时间挤满人，要靠站台助理大声指挥旅客。但有一个缺点，和香港一样都是用xx线命名，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这样对於日本人中国人可能不会有大问题，对靠日文拼音区分路线的外国人就不如纽约以英文字母及数目字命名简单方便；而且因为路线多，用於区分的颜色有时只是深浅的区别，色盲或者色弱的人士就很难阅读路线图了。
最近公布的世界生活指数调查，东京名列首位，香港位居第五。就居住价格而言，我比较过东京地产代理所张贴和散发的单张，将平方米和日圆转化成平方呎和港币，则相差无几，至多稍为高出一些；可是，餐饮的价格就比香港高出一倍有多。大会招待我们的晚宴日本餐、中国餐、印度餐都可能价格不菲。平日午餐我们在街头路边餐馆，叫一份“定食”至少五六百日圆（相当於五六十港币），一碗普通麵条至少也要三四百日圆.路边普通时装店，男士西服至少一万多日圆，女士普通上衣五六千日元。交通费用也比香港昂贵，的士首两公里起錶费710日圆，地铁只有160和190日圆两种，相当於17元和20元港币，也比香港贵，可是地铁车站和车厢都略显陈旧，比不上香港。
会议的主人日本笔会据说拥有数千会员，可能是最富有的笔会之一，不但拥有一栋四层的办公楼，而且还有若干受薪职员.他们这栋小巧玲珑的办公楼极富特色，显然经过建筑师精心设计。黑色外形像椭圆柱体，三四楼之间有一个打通两层的会议厅，各层还有办公室、小会议室等，就算是楼梯都与众不同，明年的世界笔会会议将在这里举行。日本笔会的朋友很热心招待我们，办事极有效率。见面第一天，就给每个代表准备了一份档案，里面除了有各种会议文件之外，还有每人不同的会议内容和时间安排。有东京地图，还有酒店到会场的详图，每个代表的迎送都有周到的安排。无论在酒店、商店和银行里，日本职员都很热情有礼，我找HSBC换钱，酒店和银行的职员都copy一张地图给我。美中不足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英语程度普遍较低，即使是机场、警察和银行等有机会接触外国人的职员，甚至是学生，大多不能说流利的英语，比香港差很多。有一天，我们正赶回去interview，地铁在日比谷（Hibiya）车站发生故障，有人离去，也有人坐等，但却没有任何英语广播，我们非常焦急，询问周围几个日本人发生了什么事？竟然没有一人能用英语回答我们。所以我想像日本的现代化，很可能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努力，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很强，在三菱银行问路，接待的职员坚持不肯坐下来，我拉他坐下来，他居然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这可能是他们高效率的原因之一。由此更加深感香港坚持英语教学，走自己国际化路线非常必要非常重要……
临走的一天我和张先生去池袋游览，进城前走进路边一间小餐馆，坐下来叫餐后，才发现竟然是一间“一人餐馆”！十多平方米的厅堂，里面有六张桌子，二十二个座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闆，包揽了厨师、招待、收银所有一切工作，只见他跑出跑进，忙得不亦乐乎，但却有条不紊。餐后客人少了，他送我们出门，指指二层楼上，告诉我们这是他的住所，可能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可是却乐乎乎的，不觉得辛苦。我曾经在纽约开过餐馆，也见识过世界各地许多餐馆，可是这样的“”一人餐馆“还是第一次遇到。我对张先生说，日本人的聪明和勤劳，可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张先生说怪不得日本有不少人过劳死，看来任何社会都有它的两面性。在池袋我买了两个电脑用的麦克风，我想日本制造的质量高，谁知道回港一看却是Made in China，价钱足足比香港贵四五倍！连以电器生产闻名的日本都在销售中国产品，此消彼长，估计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指日可待。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香港而不是东京，这次去东京有了体会。行前我想在附近的汇丰分行兑换日圆，但分行没有足够的现金，要去总行或预约，行程匆匆来不及了。想起多年前去韩国，也是要到汇丰总行换韩圆，谁知到了汉城机场兑换更便宜，於是就打算到东京再换.谁知道到了东京机场，排队的人很多，第二天好不容易才找到HSBC，却说这是总行不兑换.附近很多日本银行都只兑换美元不换港币，只有一家三菱银行换，可是汇率只有一港元兑9.58日圆，而香港汇丰分行告诉我的是12.20日圆，在日本临走的一天在池袋看见有HSBC分行，好奇进去一问是10.95，三者之间相差最高达21%；而同一家三菱银行的港币买入价14.44与卖出价9.58差价竟达33%，令人吃惊.这和香港几乎所有的银行分行都能兑换各种外币，彼此之间的兑换率相差无几，同一外币买入卖出价也不至相差如此巨大相当不同，所以看来香港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当之无愧，希望香港能够继续保持这一优势。
参加这一次亚太笔会会议，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让我见识了共产专制对全人类遗害之深。会议第一天下午来了两位内陆前共产国家的代表，其中一人像极了矮胖子金正日，整天戴一副黑超，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日本笔会招待我们吃日本餐，他因为太胖坐不进矮桌，唯有靠墙坐在后面，他只喝酒不吃东西，时不时敲手掌叫大家安静下来听他讲话唱歌，大家都只有服从他，可是不一会他就大打呼噜睡着了。外国朋友见面喜互相轻亲脸脥，他却紧抱着伦敦来的女士不放。最丢丑的是，会议结束一晚日本笔会举行盛大酒会欢送我们，到会者数百人，衣香宾影，卡罗琳女士在台上逐一介绍我们出列鞠躬致意。介绍到这位仁兄的时候，他居然不请自来地用本国语发表演说，同来的一个英语极差，两人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令在场的所有朋友目瞪口呆。我想像如果中国大陆或者北朝鲜的代表来了，也许也会作出如此的举动，因为他们饮下的狼奶太多了，以为开会必有“首长讲话”。就像澳洲墨尔本笔会代表Ms. Berni对我说的，这些人与世界隔绝太久了。幸好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否则也难免像这两个前兄弟国的代表一样在世界大家庭面前出丑.在当今的世界上，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远未平息，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有责任用自己的笔为推动世界的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写於09年7月18日-7月20日，香港）
（刋於09年8月号“开放”杂志，刋出时有删节，此处是全文）